在中国人的人文传统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生意义支点：性和饮食。性和饮食是隐藏在中国人心中的真正的上帝，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两个最实际的意义支点。虽说中国人崇拜关帝、崇拜土地爷、崇拜……，但回归点是性和饮食，最终是满足性欲和食欲。

　　当然，在中国，也有少数不受性与饮食限制的理想者和超越者，如屈原、岳飞、文天祥等，但这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人，是围绕着性与饮食在进行人生的旋转表演。

　　人生有两种本能：一种是存在的本能；一种是死亡的本能。性和饮食在中国人身上，既体现存在本能，也体现死亡本能。性的存在本能主要是通过血缘方式来实现存在的延续和伸展。

　　血缘实质就是以性为纽带的扩展，实质就是性的一种泛化。重视血缘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在中国，血缘就是上帝，就是一切。祠堂就是教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人生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持血缘的延续或香火的延续。人们重视光宗耀祖，也是对性存在本能的一种弘扬，在这里，人生的意义总是围绕性的轴心或由性传承的现实体系在旋转。

　　从体现死亡本能看，性成了一种主要的伤人武器。在中国，骂人的一些最恶毒话语就与性有关，似乎伤人也需要通过性的渠道来解决。这里对抗与死亡似乎就是性与性的对抗和死亡。似乎消灭对方，就是以自己的性武器去对抗对方的性武器，尽而实现毁灭对方的目的。对皇帝而言，当臣子犯罪时，灭九族就是最严厉的惩罚。这里所谓灭九族，其处罚的依据是就血缘意识，实质就是斩灭对方性所构建的体系，并且斩灭的范围越大，惩罚就越重。

　　另外，中国历史上流行的太监制度也是对性的死亡本能的一种体现。阉割对人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会造成极大伤害。皇帝为什么要阉割？实质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神圣的东西不受侵犯。由于性在意识里已经具有了神圣性，所以，对其保护也是严格的，对侵犯性的打击也是严厉的。而摧毁了一个人的生殖器，也就等于摧毁了对方最厉害的武器，从而也就使皇帝所保护的神圣性有了最大的安全感。所以，太监制度只所以在中国长久不衰，是有其天然原因的，这里也是国人或皇帝本人对性有一种执着情结的间接体现。

　　饮食对中国人存在本能的体现也是多方面的。重视饮食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典型的表现。中国饮食在世界上是最精致的，也是最华丽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习俗都与饮食有关系。关心人，首要的是问吃了没有。在语言上，人们把工作就叫饭碗，这里体现了工作的灵魂和重点就是解决吃的问题。再如，人们把占女人便宜也叫吃豆腐，也与饮食拉上了联系。还有，若拿不定注意或犹豫不决，人们也可以说是吃不准。在中国农村，来了客人，主人热情不热情，就是看走时是不是留客人吃了没有。这里主人让不让客人吃意义是不一样的。让吃，就意味着亲密化和一体化；不让吃，就意味着隔离化和疏远化。

　　另外，在饭桌上的过度劝酒，我们也可以看出饮食对国人存在的意义来。由于饮食是人生存在的支点，所以，劝酒过度也就不算过度，因为过度在这里就是一种对别人价值的过度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实质都是希望过度劝酒的，而不是一方的事。当然，若另一位是外国人，就另当别论。外国人是不希望你过度劝酒的，否则，人家以为你是在谋杀。从实际看，国人请吃饭，具有双重意义，一种是实际意义，一种是虚拟意义。

　　从实际看，请别人吃饭，就是满足了对方食欲的实际要求。从虚拟角度看，请别人吃饭，就是给了别人食欲精神上的尊严和自尊。在这里，别人的饮食就是另一个人的“神”，请别人吃饭，就是供奉别人的“神”，就是为别人的“神”进行一种变相的祭祀。另外，请别人吃饭，也是表示了自己的一种虔诚，是用自己的“神”去供奉别人的“神”，是用自己的食欲去满足别人的食欲。在对双重意义的追求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虚拟意义，而非实际意义。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货币成了通用的价值符号，于是，反映在吃饭中，饭菜的货币价值也就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在这里，对饮食的满足程度也就用货币来进行衡量。你请别人吃饭，你付出的货币越多，你就对对方的饮食越重视，你也就对对方的“神”越尊重；反之，则反之。

　　在实际中，尽管一个人是吃不了多少的，可能在饭局中，大多数饭菜都没有吃掉，而是浪费掉了，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对饮食作为“神”的追求总是压倒理性精神所体现的节约意识，于是，宁可浪费，也要顾及“神”的需要和满足。否则，似乎人就有一种失落感，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似乎就少了许多。

　　从体现死亡的意义看，饮食也是一条途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人的行为不满，或想教训某人，就会说，你吃屎了吗？这里吃屎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一种隐喻，实质就是变相对人的存在价值的一种否定，他体现的是存在意义的反面，而不是正面。

　　在国人追求性和饮食的游戏中，男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女人是居于从属地位的。男人更多扮演的是消费者的和需求者角色，而女人更多扮演的是生产者和供给者的角色。这里厨房和床，是女人的守护地和圣地。厨房是生产满足食欲产品的地方，而床是用来为满足性欲提供支撑的。在厨房，女人需要精心为男人准备饮食的圣宴；在床上，女人需要小心服侍男人性的狂欢。房子可以看成是床的扩展，所以，收拾房子和看护房子也就主要成了女人的义务。性与饮食二者是一个循环链。性为饮食提供消费的主体；饮食为性的满足提供消费的能量。性与饮食结合，又生产出下一代性与饮食的主体与客体。这样，二者的结合，就延续了历史，并且在这历史舞台上上演的，仍是不断的性与饮食的二人转和二重唱。

　　黄段子是性需求在精神空间的延伸，但黄段子也为性与饮食在消费时间和地点上的统一提供了条件。在国人的饭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大家在尽情享受食欲的满足；另一方面，大家又在激情谈论性欲及性欲的释放，这里主要就是讲一些黄段子。在这里，食欲的满足与精神上的性欲的满足在饭局上实现了有机统一。

　　另外，在性生活中，口交行为也是将这种性欲与食欲联系起来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口交中，性欲和食欲达到了一种对接，在二者的对接中，食欲和性欲共同演绎人生的狂欢和癫狂。性与饮食的区别是：性是向外扩展的，饮食是向内收缩的；性是下面的，饮食是上面的；性是属阴的，饮食是属阳的。二者有不同的演出舞台和次序，但二者在一个人身上又是统一在一起的。

　　在现实世界，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是不容许性与饮食泛滥的，所以，在集权体制下，游戏规则就是，皇帝除外，其他人对性和饮食应当是有节制的。为了有规则地享受性和饮食，皇帝就请出礼仪来帮忙。这里儒家是礼仪的总导演。礼仪实质是性和饮食的包裹以及分配的法则。于是，在华丽礼仪的包裹下，国人在激情享受性和饮食的盛宴。但礼仪毕竟是软约束，而大家又不愿意抛弃礼仪，于是，礼仪就形式化和面子化。结果是：面子上是君子，实质上是小人；面子上是没有性与饮食，实质上是性欲与食欲的狂徒。在这里，一个人，一方面，高举面子的大旗，上面写满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字符；另一方面，迈出的两条腿是，一条腿是性，一条腿是饮食，是用这两条腿在走实际的路，而不是其他。当然，一个人要高举面子的旗帜，也是需要化成本和力气的，若成本太大，或嫌费力气，有些人就会干脆不要这面旗帜，轻松上阵，去走完人生的路程。

　　纵观中国历史，实质就是一个性与饮食演绎的一个双螺旋循环。这个双螺旋，就是中国历史的基因图。通过这个双螺旋，中国历史演绎了一代又一代人生的悲欢离合和酸甜苦辣。一般而言，对性与饮食的追求，是人类的一个共性，中国人追求性与饮食的满足，西方人也不例外，他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也是执着的。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境界是有区别的。

　　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人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不但特别突出和张扬，而且还在潜意识里将追求性与饮食的满足神圣化，这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既有经济的，也有体制和文化的因素。一是经济落后。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人们首要关注的就是温饱和生存，就是肚皮周围的满足。性与饮食实质体现的就是一种肚皮意识。越落后，人们对肚皮的渴望越强烈。似乎在肚皮周围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才能找回人生的自信。由于人间不是天堂，人就想往回走，想重新回到原点，再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这里肚皮实质就是一种隐喻，是人希望重新回到原点再重新开始的地方，也是人对现状不满而想逃避的一种本能表现。二是集权体制。权力本质就是利益，也是一种利益的满足手段。在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不受制约，于是，性和饮食在有权人面前就得到了不受约束的满足。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示范作用，追求性与饮食就具有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意义。

　　从实际的一些表现看，中国人骨子里都是有皇帝情结的，都想当皇帝，都想最大可能满足性欲和食欲。若当不上皇帝，这种皇帝情结就转化为奴才情结，而当好奴才的目的也是希望皇帝多一些赏赐，借以满足自己的食欲和性欲。三是中国文化缺乏超越界的追求。人生有超越界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超越界对现实的人的行为有一种约束，从而导致人的行为不至于太放纵和太张狂；另一方面，超越界也为人的能量提供了一个新的释放空间，从而也就有助于减轻人在现实世界的欲望张力。在中国，由于没有或缺乏超越界的概念，于是，人们就将向往超越界的能量都转移到了现实层面，于是，国人对性和饮食的追求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执着。性与饮食，是人的本能需求，应当将其控制在合情和合理的范围内，而不能将其在潜意识里神圣化和极端化，否则，就是一种不好的表现，就会对社会健康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和危害。

　　目前，如何解决制约中国发展的这两个支点，需要综合创新。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其次，要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具体就是要加强政府建设，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反对大吃大喝等不良行为。再次，要进行文化创新，要提倡有敬畏意识。目前，推进和深化中国改革，文化创新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0多年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人们的精神世界是越来越失落，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助长了对性与饮食的过度追求。所以，我们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文化创新力度；否则，和谐社会建设就只能是理论上的呼唤，就不会有现实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