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总第77期） 主编:王雅平 热点争鸣 缅甸正在民主化吗？ 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问与答（Q&A），2012年4月2日 本月月初，昂山素季及其数十位全国民主联盟同事顺利当选，这是缅甸的一个重大事件。曾在大选预备阶段访问过缅甸的托马斯・卡罗瑟斯，评估了此次选举的重要性以及缅甸民主转型的前景。基于其对世界各国政治转型的丰富经验，卡罗瑟斯对比了缅甸的形势与其他打破独裁统治的转型案例，强调缅甸的转型面临重大挑战，但同时也有理由给予希望。 卡内基动态 核安全 福岛核事故后的核安全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 2012年2月21日，北京 | 在福岛核灾难一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卡内基的资深研究员詹姆斯・阿克顿（James Acton）在本次由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共同主办的研讨会上探讨了福岛核事故及其对核安全的影响。以福岛核事故作为一个重要案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核电安全还有多少提升空间。 中国经济 中国难题 黄育川（Yukon Huang） 2012年2月13日，北京 |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引发如此之多且相互迥异的经济预测与解读。一些分析者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即将超过美国；而另一些则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稳定、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卡内基的资深研究员黄育川，与来自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的外国媒体和记者一起，共同探讨了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的问题及其未来。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地区经济 在中央王国的影子里 黄育川（Yukon Huang）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2012年3月26日 | 东南亚各国在经济上遭遇困境并非各有其自身的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上与中国的相对位置。由于自然资源和劳动技能与中国相仿，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东南亚各国不得不限制其工资水平的提高以维持竞争力。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可能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困境为代价的，但东南亚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提高自身的投资率并学会发挥出自身的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 中国需要增长模式，而不是刺激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2年3月13日 | 在10多年来每年增长超过10%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们呼吁中国央行通过放松信贷、甚至降息来刺激不断放缓的经济。但作者认为中国放松货币政策并不会刺激消费，反而会降低消费。尽管收紧货币政策将导致经济增长更大幅度的放缓，但这么做仍会让中国的情况得到改善。 朝核问题 新美朝协议证明压力手段明智 包道格（Douglas Paal） 《亚太简报》（Asia Pacific Brief），2012年3月12日 | 2012年2月29日，美国和朝鲜分别宣布达成的协议：朝鲜同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以及中远程导弹试验，美国则同意向朝方提供食物援助。本文意在探讨促成这一协议的力量。2010年对朝鲜挑衅行为制定的坚决抵抗政策、以及通过外交渠道激励中国为和平奔走的政策，让美国谈判代表们获益匪浅。未来的成功，坚定不移将继续是一个重要基础。 中国经济 悬而未决：中国经济增长难题 黄育川（Yukon Huang） 《经合组织观察家》（The OECD Observer），2012年3月7日 |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非常低，而投资所占的比例却是极高。中国失衡的经济增长令人担忧，但失衡的原因却经常被误读。作者认为中国的国内消费是被严重低估的，这部分源于中国统计体系由计划经济体制适用变为市场经济体制适用的转换困难，而另外的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占GDP份额的下降。 新兴市场经济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和拉丁美洲的远期战略 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西梅尔斯・阿里（Shimelse Ali） 《国际经济快报》（International Economic Bulletin），2012年3月8日 | 过去的十年，中国逐渐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然而即使中国与拉美间的贸易和投资纽带已得到进一步增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仍然是，而且仍将是，欧美国家。进一步说，中国的崛起只不过是世界范围内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表现之一。拉丁美洲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同时从全球经济的当前发展模式和长期发展趋势这两方面来看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大国关系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转变中的地理政治平衡 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 Europe Public Service，2012年3月2日 | 从叙利亚到伊朗再到朝鲜等大量的国际议题，俄罗斯和中国已在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乍一看，中俄这种关系不错，双方都满意。然而，它可能很快会来到必须做出某些艰难抉择的转折点，尤其是对俄罗斯而言。作者认为俄罗斯要将其定位为欧洲—太平洋国家，不仅仅关注对岸的中国，也要关注跨海的日本和韩国，以及跨洋的北美和澳大利亚。 学者文摘 《中美关系的未来》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2年3-4月期，第91卷，第2期，第 44-55页 2011年1月19日，胡锦涛在访美过程中与奥巴马达成了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共识。作者指出，中美合作增加的同时，争论也在增加：美国一些战略思想家认为，中国的政策意在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并维持亚洲作为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利益保护屏障的作用。也有观点认为中国作为极权国家，其内部结构将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而中方则视美国为受伤的霸权，这一霸权决心要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挑战方的崛起。 作者认为虽然大国崛起在历史上常常引发冲突，但当下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首先，美国无法采取当年对付苏联的手段——苏联经济薄弱，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有重要地位，中美之间的长期对抗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其次，中国也无法采取对付苏联的措施——亚洲国家期望美国重返亚洲，而不太可能响应中国的号召来抵制美国的介入。第三，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算突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中国并没有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 文章指出，中国应该会在未来保持克制。一方面，中国面临着国内问题的挑战，例如东西部贫富差距、社会文化的变革等。另一方面，中国周边的邻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和越南等——都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中国采取武力政策将促进这些国家携手对抗中国。 对美国而言，直接干预将是既不明智，也不具有成效的。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在人权问题和其他个别案件上的民主价值观。但如果尝试用一个系统的工程来改造中国的机构很可能适得其反，可能引发中国国内的民族情绪。美中关系不应该被视为一种零和博弈，也不应认为中国的繁荣富强是美国战略的失败。 作者认为，中美双方都需要致力于开展真诚的合作，找到促进理解、沟通和相互密切联系的道路。北京和华盛顿面临的关键决定是为开展合作而真诚努力还是重演历史上大国争斗的闹剧。双方应该将对方的活动视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正常部分，而不是视为一个警报或威胁。 《推动缅甸变革：美国政策途径》 Advancing Myanmar’s Transition：A Way Forward for U.S. Policy 普里西拉・克莱伯（Priscilla Clapp），苏珊・德麦基欧（Suzanne DiMaggio） 亚洲协会（Asia Society）2012年2月16日 由于2010年11月的选举漏洞百出，缅甸在2011年3月末建立的新政府受到了广泛欢迎。新总统吴登盛（Thein Sein）在就职演说中坦率地承认缅甸所面临的严峻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新总统上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吴登盛在8月会见了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这标志着政府和其最大的政治对手之间开始和解，最终使缅甸全国民主联盟（NDL，下简称民盟）得以合法化；其次，总统和议会承诺与少数民族武装停火，并将致力于解决国内少数民族武装问题；第三，以环境问题为由，暂停了中国在密松（Myitstone）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上游承包和资助修建的大坝。 作者认为，缅甸当下发生着重大的变革。部分军方退役将领在缅甸的新议会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们开始主张民主、自由经济和个人自由，期望用自己的权力重塑缅甸经济和政治机构。但也有部分退役军官利用其职位聚敛大量的个人财富，他们关注经济改革是否会威胁到自己的商业利益，试图保留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关键经济领域的控制权。然而改革派设法把持了立法和新政策的主动权，并塑造了改革的势头。新的领导班子放松了缅甸原来严厉的新闻管制、鼓励公开讨论政治（这在之前被禁止公开讨论），民主价值观得以促进，社会活动也迅速发展。另外，新总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一方面，他接纳反对党领袖，还鼓励民盟参加议会，这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在舆论的推动下，总统暂停了密松大坝的建设，这给了人民一个信号，即新政府更加关心国家利益，而不再仅仅是军方精英的利益。 虽然这些事态发展都为缅甸的民主和更加繁荣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缅甸的政治改革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改革者面临着重大挑战。政治上，政府仍然保留了大多数旧制度和方法，基层和高层在实施决策上矛盾重重。而政府组织能力和专业知识的缺乏也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之一。同时，人们对退役军官的突然转型保持着警惕。他们清楚，这样一来，掌权者仍然是曾经铁腕统治了这个国家长达几十年的人，当前的事态也可能突然逆转。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萌芽能否开花结果仍然是一个未知。经济上，经济发展对政治改革至关重要，但经济改革的早期尝试不断遭到破坏。对内，由于几十年的军事统治对非政府组织的压制，民间组织和商界的力量尚未发展起来，不足以支持和促进民主治理。对外，缅甸缺乏可靠的经济法和法律体系来对外国投资者产生实质性的威慑。 缅甸新政权面临着两个潜在的破坏者：旧秩序留下的腐败的残余和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前者的利益主要是被经济改革所威胁，改革压制了他们从贸易和投资中获益的机会。后者是可能认为民盟的复活威胁到自身利益。这两个群体很容易走到一起。但文章认为，只要改革者继续享有广泛支持并获得军方领导人的支持，这两个群体就不可能促成局势的有效逆转，但他们一定会利用每一个机会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如果改革步履艰难，出现不稳定的迹象，这两个群体可能趁机回归独裁统治。同时，在改革进程中的另一个复杂因素是中国作为缅甸最大的投资方的作用。而在缅甸公众心目中，中国已经与军队腐败、经济和环境破坏联系到了一起。 当下，缅甸国内普遍认为巩固改革需要西方国家政府的援助。针对美国的应对措施，文章提出了六点建议：第一，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帮助缅甸领导人进行宏观经济改革和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第二，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提供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援助；第三，为缅甸政府提供迫切需要的咨询援助，例如提供国际经验和应对措施的建议；第四，美国应该积极响应缅甸国会议会的交流和讨论，以帮助其加强立法体系；第五，美国必须尽快处理对缅金融制裁；第六，协调各方的对缅援助活动，以避免过多重复的援助方案涌向缅甸。 《北京的南海问题争议》 Beijing’s South China Sea Debate 莎拉・莱恩（Sarah Raine） 《生存》（Survival）2011年10-11月期，第53卷，第5期，第 69-88页 文章指出，自2009年起，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强硬。南海问题牵涉到多层利益，包括领土、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管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评估相关团体影响力等，因此处理这一问题具有挑战性。 南海的争端对各方也有重要意义。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争端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海军的地位。中国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在区域内进行了军事演习，并且毫不害羞地声称拥有南海的领海主权和海底矿产资源。同时，这一区域关系到美国商业和军事利益，华盛顿对南海问题的进展也表示了关注。南海问题对美国在亚洲保持了影响力至关重要——作为亚洲国家的安全保护伞，美国关注自己监督中国军力发展的能力。希拉里声称，南海的航行自由关乎美国的国家利益。 文章主要分析了中国国内关于南海问题争端的不同意见。持有不同观点者可以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强硬派和自由派。强硬派认为，历经百年耻辱，中国终于有能力、有权利实现自己的主张，并且当下中国拥有实现这一主张的外交和军事途径。因而，中国不应再愚蠢地忍受弱邻欺负。中国解放军军方是强硬政策的推动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军方对维护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承担了更大的责任，相应地，军方高级将领也在多项安全问题以及中美关系上表现出自信姿态。随着解放军在中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影响力的增加，军方的强硬态度成为中国在安全问题上态度的重要因素。 自由派则多由文职外交官组成，他们倾向于否定解放军发出的相对强硬的声明，主张坚持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外交部期望通过与东南亚建立经济联系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他们警告，如果中央过多强调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这将影响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甚至伤及中美关系。但中国递交1947年国民党绘制的南海地图的行径表明，即便是一向自由主义倾向的外交部也未能脱离强硬立场。两派在终极目标上并无实质差异，只不过后者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问题上更加耐心和灵活。 另一方面，目前鲜有证据表明中国高层持强硬的立场，媒体上所呈现的只不过是军方和文职人员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也有中央和地方的分歧。在南海问题上，中央也有其自身利益所在。除了大战略的考虑，政府不得不关注国内“愤青”团体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它依然懂得顺从民意的必要性。当下，中国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即将诞生，任何在南海问题上的退让都会被理解为政府的软弱。 作者指出，中美两国都不得不在南海问题上与对方打交道。尽管中美双方在非军事领域的合作颇有进展，但中美之间发展更加一个更具协作性、包容性的双边关系毫无希望，而两国之间一些根本的冲突不可能消失。在南海问题上，双方都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来协调彼此关系。无论中国是否乐意，南海对美日韩的战略和商业利益都意味着主权争端引发的紧张关系将愈发国际化。 对中国而言，最好的避免这些矛盾国际化的策略不是否认在南海的利益关系，而是去理解美国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忧虑，以及更积极地响应美国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努力。这将在与东盟的谈判中给予中国更大的喘息空间。而东盟国家应该在促进多边谈判上保持一致，减少内部争议。尝试发展这些多边关系可能是缓慢、沮丧和痛苦的，但对西方和东南亚国家来说，北京的中国南海争端的立场与中国将成为哪一类型的强国相关，是中国作为一个海军的超级大国崛起的风向标。 《艰难的选择：紧缩时期的负责防务》 Hard Choices：Responsible Defense in an Age of Austerity 戴维・巴诺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David Barno），诺拉・班沙赫（Nora Bensahel），特拉维斯・夏普（Travis Sharp） 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1年10月 在财政紧缩时期，国防预算遭到大规模削减，美国需要重新考虑自身的国防战略。该报告对削减预算提供了四个方案，对国防战略的途径、削减预算的风险和后果做出了分析。作者指出，大多数分析家只考虑到国防预算削减对军事能力的影响，但实际上，预算削减有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影响，例如造成失业。军事裁员将导致很多人丢掉工作，而武器项目削减将带来更大的政治影响，影响地方经济，造成更大范围的失业。最重要的是，部分国防工业一旦萎缩，国家面临安全威胁时将很难进行恢复重建。 当下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赤字。而近年，从伊朗撤军、本拉登被击毙、阿拉伯之春和中国的不断崛起都改变着战略环境。作者认为，美国应该继续追求“全球参与”战略，但应该改变方法和途径，更经济地实施这一战略——决策者应该优先考虑重点区域。报告分析，美军应该集中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和扩大沿太平洋沿岸地区事务的参与，通过更强大的海上和空中军事存在以及地面部队的战略性使用来支持盟友。 作者建议将东亚地区置于战略的首要位置，其次是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同时，美国也应该在南亚和中亚地区保持和关键盟友的关系，采取有限的防御性军事姿态，集中限制核扩散，防止重大印巴冲突和打击恐怖分子。 报告指出，花费最小的方案同时也是风险最高的方案。它需要美国的决策者在何时使用武力和如何使用武力的问题上更为谨慎。此外，此种方案下，美军力量将不可能同时参与多个重大冲突。如果将大多数美军部署于亚太和中东，那么美军将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力量分配到非洲、欧洲、拉美和南美洲。美国将可能无法干预人道主义灾难或种族冲突。 这种方案也可能增加亚洲地区的不稳定和发生冲突的风险。目前，美国向许多亚洲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国防削减导致这些国家质疑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可信度，他们可能转而建立自己军队，或者投向中国的怀抱。而中国则可能趁虚而入成为亚洲主导。 作者最后指出，任何国防预算削减都需要明确战略风险。政策制定者应该仔细权衡取舍，判断风险，并最终选择什么是必要的，以确保美国人民和他们看重的全球优先事项是安全和可靠的。 《巴基斯坦：中印美三方关系中的荆棘》 The Pakistan Thorn in China-India-U.S. Relations 哈什・庞特（Harsh Pant） 《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2012年冬季刊，第83-95页 本?拉登被击毙后，国际社会纷纷质疑巴基斯坦反恐的态度，而中国此时却成为唯一的公开支持巴基斯坦的大国。针对这一背景，文章对巴基斯坦在中印美三方关系中的作用做出了分析。作者认为，中国意在通过支持巴基斯坦与美国、印度进行政治周旋。但短期内，中、印、美三方在巴基斯坦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共同利益。 中巴关系：自1955年万隆会议后，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军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相互支持，中国甚至在核技术和材料上给予巴基斯坦以援助。影响中巴关系的关键的因素是印度。中国视印度为其亚洲战略图景中的潜在挑战者，因而希望利用巴基斯坦在这一区域内制衡印度。中巴伙伴关系对印度构成了威慑——如果发动战争，印度将可能陷入两线作战。 但中巴关系也并非完美。首先，本质上这样关系是不对等的——巴基斯坦期望利用两国的合作获得更多，但中国明显不乐意付出如此之多；其次，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对巴基斯坦尚未建立起可靠的信任——中国担心新疆的少数民族会受到巴基斯坦极端主义势力的影响，而巴方在打击极端分子的问题上表现不力。 中印关系：尽管在全球层面上，中印两国的论调都是保持合作，两国也确实展开了若干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意在制衡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性霸权。中国视美国为通往世界政治舞台前台的最大障碍，因而中国深知团结其他大国（例如印度）来抵制美国全球扩张的重要性。而印度则有不同的考虑。印度离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它试图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重视主权反对使用武力，担心美国过于强大会伤害相对弱小国家的利益。 当前，一方面，中印两国在若干问题上有共同目标，包括防止极端主义兴起、促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的经济发展、确保巴基斯坦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以及确保巴基斯坦核设施的安全，建设一个繁荣、持续和安全的巴基斯坦，双方都表示期冀一个繁荣、持续和安全的巴基斯坦。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持续不稳定对实现这些目标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近来中印关系极为动荡，这不利于以上目标和共同利益的实现：中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谈判缺乏实质性进展；而中国国防建设缺乏透明度，印度担忧中国会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来保护石油运输通道。 中美关系：作者指出，中国对美国在亚洲实施“包围”战略忧心忡忡。中方不愿见到印度成为美国的盟友，进而威胁中国的安全利益，因而试图通过扶持巴基斯坦牵制印度。但中巴两国关系越密切，印度反而越向美国靠拢。另一方面，美国与印度积极展开合作，同时逼迫巴基斯坦加大反恐力度，这愈发将巴基斯坦推向中国的怀抱——巴基斯坦国内建议将中国（而非美国）作为巴方第一盟友的声音得到支持。 总之，作者认为，尽管中巴关系不断发展，短期内，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参与度依然远不及美国。中国正在并且未来也将继续接近巴基斯坦，以争取同美、印开展外交斡旋的余地，而短期内，巴基斯坦不可能成为连接中美印三方共同利益的纽带。 《朝鲜之春？》 A North Korean Spring? 维克多・查（Victor Cha），尼古拉斯・安德森（Nicholas Anderson） 《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12年冬季刊，第7-24页 阿拉伯之春后，人们对朝鲜出现类似的民主革命抱有期望。但作者指出，朝鲜缺乏促成类似“阿拉伯之春”的变革的关键因素，因而出现“朝鲜之春”的可能性不大。 作者指出，五大潜在的因素可能将“阿拉伯之春”撒播到朝鲜：个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增长率（预期增长）、人口结构（青年人口数量）、传染效应和政权类型。首先，朝鲜并不具备其中的三大因素——个人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观的经济增长率和传染效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朝鲜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发展，更别谈现代化和经济增长。一方面，在过去20年中，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增长并不明显。另一方面，朝鲜也没有呈现出其他的现代化和出现消费导向社会的迹象。而传染效应也很难在朝鲜产生实质性的作用。传染效应发挥作用需要两个条件：高识字率和社会化媒介（或者其他自由的媒体）。朝鲜具备了高识字率这一条件，但是不具备后者。 其次，文章指出，朝鲜拥有受过教育而又相对年轻的人口——朝鲜人口平均年龄为32.9岁，识字率接近100%，具备了“阿拉伯之春”的其中一项因素。但作者认为，朝鲜仍然不太可能发生类似“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变革。一方面，朝鲜的共产主义经济下不存在失业这一概念，因而缺乏失业的青年起义者。另一方面，朝鲜的青年被要求长时间参军服役，这一制度既强大了军队的力量，又拴住了青年人，使他们无法上街闹事。同时，朝鲜的意识形态灌输占据了朝鲜青年剩余不多的闲暇时间，因而很难指望朝鲜的青年人发动一场变革。 第三，就其政权而言，朝鲜依然是全球最极权的国家。尽管手机的引进和平壤科技大学的计算实验室开设值得关注，但朝鲜人接触外界信息相比那些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少之又少。作者指出，经济改革的需要是一个温和的极权政权成为必要，但当下，朝鲜依然年复一年地坚持对人们施行强硬的控制。金氏政权明确地将政治控制放到了最高优先级，比任何其他事务都更加重要。 除了以上因素外，作者指出，制造国内政治变革需要外部资源和活跃境外团体来推动变革。虽然国内人民也可以发动群众运动，但事实上往往是逃亡在外的精英支撑着变革并最终归国来重建和领导他们的国家。但朝鲜缺乏这样的团体：首先，尽管存在一些非政府组织力图推动朝鲜的政治改革，但他们的力量微弱，难以直接威胁金氏政权；其次，逃亡的朝鲜难民多是出于经济原因出逃，并且以女性居多，他们本身在异乡生活艰辛，很难有能力和精力去推动祖国的政治变革。 因而文章认为“阿拉伯之春”在朝鲜上演的可能性很小。但在长期范围内，有两股力量在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和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物化。朝鲜政权中的精英和城市中受过教育的贫困人口可能对政府产生不满，同时，随着国家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朝鲜向人民隐瞒消息变得更加困难。而社会变革、意识形态僵化、社会性媒体的出现和朝鲜所不乐见的国际社会的关注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朝鲜政治演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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