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日美国的“生态灾难意识”谈起

王治河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令人困惑的现象

　　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我们一心拥抱现代化，津津乐道于GDP的几位数增长的时候，在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开始思考灾后生存问题了。2011年10月27-29日来自全美各地的300多位环保人士云集美国著名的生态城克莱蒙参加名为“美好新星球”的生态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灾后重建，如何灾后生存。美国著名环保理论家，《自然的终结》的作者，比尔·麦吉本，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出席了大会并作了主旨发言。笔者有幸和几位中国访问学者一道旁听了会议。

　　几天会下来，在被住在蓝天白云下的美国人所迸发的浓郁的“生态灾难意识”所震惊的同时，也被一个问题所深深困扰，那就是：当生态灾难来临的时候，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众所周知，在今日中国，虽然75%的河流，90%以上的城市水域遭到污染，50余个城市出现地面沉降，“这些灾害已经对我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人们依然故我，“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依然响彻云霄。浪费能源和资源、污染环境的汽车业仍然被作为支柱产业来大力培育。某市书记虽然被群众送了个“满城挖”的外号，却依然我行我素，致使全市“5000多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交通堵塞，到处都是扬尘”。更有城市化的拥趸者大肆鼓吹要在若干年内把几亿农民送进城但却绝口不提让农民进城干什么，做失地的城市贫民吗？

　　在消费上，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25%，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生态危机离我们不是一般的远，17大报告中的“生态文明”国策也仅仅是个口号，喊过就算了。

　　在民众层面， 虽然也有深具爱心的环保人士大声呼吁节约水资源，“别让眼泪成为最后一滴水”，但成千上万的网民则视“社会公正与平等”为最热门的话题，乐此不彼。

环保才是最大的政治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也好，“社会公正与平等”也好，都是当代中国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但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个更为急迫，更关乎民族存亡乃至地球存亡的问题却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环保问题。以网上爆红的《祖国啊，你慢些走》为例，整首歌竟绝口不提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问题是富国富人关心的问题，穷国穷人需要关心的肚子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当务之急是吃饱，吃好，先富起来再说，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那是下一步的事。（且不论当下的中国是不是“穷国”，因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居然位列“穷国”行列多少令世人感到纠结。）

　　如果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足够多，上述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而现在的问题是，时间不多了，全球变暖在加剧，海平面在上升，生态危机正在日益逼近。按照中国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先生的说法，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以建立在工商业和金融业上的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文明，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消耗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因此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如果继续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基础比西方还要差很多，再走下去不仅影响世界和谐，还会造成内部不和谐。[1]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被誉为“20世纪最有洞见者”的克里福先生也警告说：一次足以摧毁文明的世界性的灾难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威胁。事实上，它已经悬在我们的头顶。来自于洪水和飓风、诸如艾滋病之类的新病毒、禽流感和“疯牛”病等伤害日益增多，无一不在提示我们危机的无处不在。著名《崩溃》一书的作者戴蒙德也指出:“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惟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饿、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这些惨剧在人类历史上都发生过，起因大部分是环境退化、人口压力增加、贫穷和政治动荡等。前贤的这些警世之言无疑都点出了当前人类生存危机的严峻性。

　　领土有国界，但环境无国界.一旦生态灾难降临，第一世界的富人固然会受到影响，但恐怕受灾更深更重的是广大第三世界的穷人。

　　此次泰国洪水遇难的 700多人，相信大多数是穷人，一份由英国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报告预测，由于气候变化将可能导致世界约数亿生态难民的出现，“因为这些人想从受全球变暖影响的地区逃离。”。

　　中国人喜欢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传统美德。汶川地震的救灾场面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美德。

　　但如果八方有难谁来支援呢？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才知道钢筋水泥是不能吃的，正如古老的印第安歌谣唱得那样：“当最后一棵树被刨，最后一条河被污染，最后一条鱼被捕捞的时候，人们才会发觉，钱是不能吃的。

　　作为西方世界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柯布博士断定现代西式发展模式注定是要垮掉的，现代大都市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麦克基本在其新著《即将到来的地球末日》中也指出，生态灾难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已经逐步展开了；我们曾经熟知的星球正在以融化、旱化、酸化、洪荒、野火等各种人类从未目睹的方式被损毁。

　　在这个意义上，环保才是最大的政治，建设生态文明才是最紧迫的任务. 它需要我们超越左右之争，国家之争，政府与民众携手一致，同舟共济，找出预防灾难，走出危机的办法。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积极自救

　　克莱蒙会议上，一些代表提出了许多有关灾后重建，如何灾后生存的具体方略。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小约翰柯布看来，“人与自然的共同的福祉”应该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发展中国家的福祉应该放到优先的考量中，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柯布博士也意识到消极等待发达国家的“恩慈”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办法是广大民众特别第三世界国家自己动起来。他具体提出了如下一些积极的应对生态灾难的对策。这包括发展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 发展低碳的风能太阳能，鼓励有机农业，实现食物本地化；建设生态建筑之父索拉里所设计的“线性瘦身城”，倡导自行车甚至黄包车，发展传统医学，甚至包括当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发生崩溃后，发行地方货币等。

　　柯布博士本人不久前在克莱蒙亲自执铁锹奠基了供灾后生存的生态屋。在他看来，一旦灾难来临，这些周围有农田环绕的小型生态屋更可靠些。看到这些类似我国农村干打垒似的生态屋，笔者暗想，今日抱怨自己没有被城市化，现代化的农人，在生态灾难降临的时候，或许会庆幸自己留在了农村，因为那里至少有水喝，有粮食吃。

　　面对生态危机，也有美国人援引中国文化中的“危机”概念，认为危险中也孕育着机会。

　　以生态危机为契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了自救行为。尽管布什政府拒绝在“京都协议”上签字，但一些美国城市已经自己行动起来，截止到2007年7月，来自美国50个州的600位市长代表6600万市民自发组织起来，共同签署了“市长气候保护协议”， 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城市颁布政策和设立项目以推进减排，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芝加哥市长达里在市府大楼顶上安装了绿色屋顶，结果当年夏天该市府的室内温度最高只达到华式90度， 而隔壁的办公楼是170度。丹佛和盐湖城大规模发展轻轨， 莱克星屯用更加环保的红绿灯替下了传统的红绿灯。高耗能的现代医院的变革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关科学研究表明，美国每年大约有8万8千人死于医院导致的感染。本该是治病救人的地方为何演变成“致病害人”了呢？研究结果表明是医院里缺少新鲜空气，医院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往外释放毒气以及清洁物品释放的污染的缘故。因此建设“绿色医院”的呼声日益高涨。所谓“绿色医院”包括充分利用自然光和新鲜空气的绿色建筑和无污染的绿色清洁。

　　要预防生态灾难，不仅城市要变，农业更要变。因为现行的工业农业或曰石化农业是不可持续的。按照刚刚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演讲的美国著名生态农学家艾克的研究，“我们花在食物上的钱，80%用在了物流，运输，包装，广告上，仅仅20%用在食物本身上”。 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浪费。遑论对土地的伤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即“石化农业”取得的迅猛的发展，传统小农场纷纷被淘汰出局。仅2005-2006一年间，美国就消失了8900个小型农场。相当于每小时消失一个。“石化农业”所带来的短期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曾令世界惊喜，但由于其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方式，其发展的局限和蕴含的危机日益凸现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化肥和化学杀虫剂的投入使用，人们发现：人算不如天算，化肥和杀虫剂的大量使用虽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产，然而把它们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计入成本，“石化农业”和“有机农业”究竟哪个更合算是显而易见的。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在最近5年中对上百家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的“现代农场”与“有机农场”在经济收益上作了调查、分析和比较，最后证实，即便不考虑环保因素而只单单考虑经济因素，后者也更为划算。

　　这也难怪近年来有机农业在美国得到迅猛的发展。其中作为有机农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已经扩展到2000多家农场。随着“有机农业的红火”一些美国年青人也加入到有机农业的行列。越来越多的城市年青人和大学毕业生纷纷下乡从事农耕，开设小型有机农场，当起农场主。他们视之为既是救他（地球），也是自救之路。

　　上述种种破解危机之道。无不涉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要让美国这个建立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改变其生活方式并非易事。但事实是，要人人都过美国式的生活，则至少需要5个地球。

　　面对生态灾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积极做出改变，这是几乎所有与会代表的共识。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群策群力。正如美国关怀科学家工会主席诺布洛赫所指出的：“如果你要走快，你就自己走，但如果你要走远，就需要大家一起走。”

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

　　你尽可以将美国人的“生态灾难意识”讥讽为“杞人忧天”，也可以闭眼不看雾霾密布的天空而跟着一些西方别有用心的人怀疑“环保”是阴谋。

　　但中国喜欢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有识之士人的“生态灾难意识”中不乏深刻的启示。

　　回到本文一开始摊出的问题：当生态灾难来临的时候，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答案是：如果我们抛弃自身的文化优势（如高瞻远瞩的传统，勤俭节约的传统，自力更生的传统等）一意孤行，不考虑自身的资源条件，人口条件，一味模仿美国的发展模式，那中国的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

　　反之，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不重蹈西式现代化的覆辙，当生态灾难来临的时， 我们就有可能独善其身。因为按照柯布博士的分析，中国人懂得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 中国目前的现代性还不是最坏意义上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尚未最终定型，中国还有机会调试自己，独辟蹊径，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这将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条后现代化之路，一条生态文明之路。

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布博士说“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2]

*作者单位：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EMAIL：claremontwang@yahoo.com

　　[1]潘岳：“用东方智慧寻找文明出路”，载廖晓义主编：《东张西望——廖晓义与中外哲人聊环保药方》，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10年，第3 页。

　　[2]柯布，刘昀献：“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教授访谈录”，《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