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赵永升的《已是“新三国”，中国将胜出》，称中美欧的“新三国”之争其实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较量，中国若能抓住机遇，在与美欧的角逐中或将胜出：

　　过去十年，世界是由美国独霸天下的“单极世界”。而未来十年，随着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欧盟的日渐凝聚，中国、美国和欧盟这三个国家实体无疑将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世界也将由“单极世界”变成“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究其根，中美欧的“新三国”之争其实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较量，中国若能抓住机遇，在与美欧的角逐中或将胜出。

　　中国（大陆）、美国和欧盟各自代表一个相应的政治体制，即中央集权制、联邦制和准邦联制。这三种政体各有利弊。首先是中央集权制，虽然容易犯“一刀切”的毛病，“一服药治百病”确有其难，但它在三种政体中却是以高效著称的。在一个集权的国家，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做大的事情，比如大型“铁公基”项目。这对一个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如中国尤为重要。

　　第二是联邦制，各个州政府的权力远远大于集权制的省政府，各州都有各自独特的法律法规。联邦制适合于疆土辽阔的后工业国家，如美国。其弊端是由于各个州的法规不一，各州之间的协调内耗不少，效率也低，不一致的规定有时还会造成人财物的不合理流动。笔者曾在洛杉矶市内见到大量流浪汉，他们大多是因为加州富裕以及洛杉矶市政府在骚乱后对流浪汉的大力补助而从其他州涌入的。

　　第三是准邦联制。笔者认为，欧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非武力的形式进行国家统一的大胆尝试。尽管“共同的价值观”促使欧盟各国走到一起。但现有欧盟的27个成员国无论是在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参差不齐。更主要的是欧盟各国都代表各自的国家利益，每人心里都打着“小九九”。在非常态的国际金融危机下，各国各自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会愈演愈烈，最终到难以调和的地步。

　　相比之下，虽然欧美倚靠其强大的全球宣传工具对自己的政体赞誉有加，但无论是集权制、联邦制，还是准邦联制，各个政体都不可避免地存有难以克服的“天生缺陷”。笔者认为，由于中国集这三种政体的优势于一身，不同政体之间的竞争或将促使中国在这场角逐中胜出。

　　中国大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大陆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中央集权制的优越性。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框架下，大陆和港澳之间又事实上形成了“联邦制”，或可称之为“超联邦制”。港澳在某些方面拥有的权力，已大大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联邦制国家中州政府的权力了，比如铸币权和外交权等。而在台湾问题上，两岸早晚要统一，其形式很可能是在邓小平“一国两制”基础上发展出的“一国多制”框架，采用比对港澳还要宽松的政策。比“超联邦制”还宽松的，只有“邦联制”或“超邦联制”的形式了。

　　这样，在未来的中国，大陆实行中央集权制，大陆与港澳之间实行的像联邦制，台湾与大陆实行的像邦联制。可以说中国将是世界上几乎唯一的内部同时存在三种政治体制的一个国家实体。而中国内部的三种政体之间很自然会产生竞争。事实上，港澳在回归后已经与大陆形成了有益的竞争和相互提高。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以中央集权制政体作为主流是极有必要的，外加“联邦制”和“邦联制”等其他形式则是有效的补充，对中央集权制加以“补漏”。笔者乐观地认为：中国内部的三种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只会相互提高和共同完善，进而使中国在同美国与欧洲的未来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与欧美的角逐中，中国宜采取“联吴抗蜀”的策略，克服军事和货币两个软肋。纵观中美欧的三角关系中，虽然GPD总值排名分别是欧盟、美国和中国，但我们还是习惯把美国称为“老大”。那么，作为老三的中国要与美国抗衡，如果不想单枪匹马，唯一的选择是与欧盟联手。而欧债危机正是中国介入进而联手欧盟的绝佳机遇。

　　尽管国内诸多学者反对中国援助欧洲，但笔者还是认为中国应最后利用“南欧猪国”的危机，尽快介入欧盟事务。现下，西班牙国债的收益率已经从高位的4.9%新增至5.8%，几近临界点。法国、德国大选后必将有刺激经济的大手笔出台，部分可解南欧的危机，进而引导欧债走出危机的困局。中国若想介入欧盟，法国大选与德国大选之间的一年多是在欧债危机中中国介入进而联手欧盟的最后一个“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