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听到了不少商家和管理学研究方面的朋友在讲“中国式管理模式”，笔者在研究中国古代谋略文化时，也很注意中国古代的管理问题，之前曾写过一篇《牵制管理“进化论”》的文章在《商界评论》2011年第一期上发表，有许多朋友感兴趣（百度可以搜到很多转引的），中国古代的管理学确实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据说，“中国式管理”的说法是由台湾著名的管理学专家曾仕强先生提出来的，他对于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引起了学界与业界的很大关注，曾先生还到处演讲，又出书，影响确实很大。据说，业界管理培训课程也把曾先生的理论作为是讨论和学习的热点。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异议，有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管理模式上的中外差别，中国式管理也是管理，与现代西方的管理是一样的，提出“中国式管理”其实是个假问题，管理没有所谓“中国式”；还有人认为，中国式管理可以说，但像曾先生那样主要以《易经》的一些说法来“套”现实的管理问题和商场、职场中的人事关系，只是说出了管理的一些表层的道理，其意义不够深刻。

　　首先，我们赞同“中国式管理”的说法，因为：虽说中西管理有共同的道理，而且，近现代，西方经济发展早，经济管理理论相对比较发达，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确实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管理学中西共性只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管理费方式上，还是有中西之别的，西方企业进入中国，不是在管理上也要“入风随俗”吗？所以，讲“中国式管理”是可以成立的。其次，曾先生确实对中国古代文化从管理学角度做了可贵的分析和探索，并积极进行传播，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对管理学的研究，比较多的是从职场管理和人事关系上去分析，这也是事实。我倒认为，台湾军事战略家钮先钟先生对中国古代战略的研究，很值得企业界，甚至是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者重视，他的一些著作，更有战略管理方面的借鉴意义。

　　如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中国社会团体，都面临着管理方面的不少新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对管理模式的探索成了当前的一个热点。我们当然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学思想，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但是，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国家，都会随着本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自觉探索有效的管理模式，在管理实践中，也形成了有别于他国的有效的管理经验，欧洲国家，如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都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管理模式，20世纪初的美国，在欧洲文化基础之上，也根据美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伴随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历史进程，形成了新的管理学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以后，亚洲地区开始出现一些腾飞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都曾受到过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东方特色，如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显然与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有明显区别，美国的管理学家们，曾一度对日本的管理模式非常感兴趣，作了深入的研究；后来亚洲四小龙的管理方式，也使国际上的不少管理学家感兴趣。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逐步进入了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市场的国际化，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管理模式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既然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管理模式有别于西方，那么，中国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是也培育了不同于西方，并不同于日本等的管理新模式呢？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也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当然也有自己的管理模式。

　　中国式管理模式，在涵义上一直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现代中国的管理方式”；有人认为是世界范围内以两岸三地华人为主的“华人模式管理”；有人认为从该管理哲学上去理解，是“中华文化为主导的管理模式”；还有人认为是在中华文化主导下融合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中国特色管理模式”。当然，如上所述，也有人认为，管理学类似于自然科学，“管理不分国界，不需要按照文化区分”。管理学确实离不开其科学性，科学化的管理是管理成功的保证，但是，管理学涉及的主要对象是人，是企业、经济、社会中的人，而人是有非凡的能动性的，人有智慧、情感、情绪、创意等等，人的这些方面，精确的科学是难以完全把握的，所以，就连当代西方管理学界，都得关注东方的管理思想，关注管理中人因素，他们也意识到西方定量管理方式的“量化”管理有忽略人的因素的倾向。所以，在确认管理是一门科学的同时，也不要忽略管理的对象是人；在分析管理“不分国界，不需要按照文化区分”的时候，只能就管理的科学性来讲，其实，管理在具体方式上，在风格上，在方法的实施上，还是有明显的文化色彩的。举个例子，美国的麦当劳，在北京，在成都，在厦门，虽然坚持统一的管理准则，但在管理准则的实施上，在各地也是有区别的。

　　连西方管理学者都在说美国管理模式、欧洲管理模式、日本管理模式等等，我们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肯定，中国该有自己的管理模式。

　　中国为什么该有自己的管理学呢？这是因为：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方面，中国的发展道路有自己的特点；二、中国有悠久的文化，而且这文化对现、当代仍有重大影响，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兵家学说、纵横家理念等，仍然影响着中国的现代社会，影响着中国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三、中国的社会体制和独特的社会情况，与欧美、日本等有本质不同的方面，需要有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四、中国，特别是大陆，其经济、企业的发展，不同于欧洲的工业革命，也不同于美国的新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别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这也需要有颇具特色的中国式经济管理。

　　因而，不管是认为“中国式管理学”不存在，还是认为“中国式管理学”在实质上只是西方现代管理的引进，这些观点都是很难说通的。

　　当然，如果认为只要“中国式管理”，无需理睬西方管理思想，误以为中国管理能“包医百病”，能对现代企业、经济、社会所面临的难题“药到病除”，这也只能是一种臆想。

　　我们肯定，曾仕强先生先生等对中国式管理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他们所说的“中国式管理”也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式管理”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仅就中国古代，其管理学方面的深刻思想，就是非常值得挖掘的。

　　 “中国式管理”可以说的道理还很很多，很深刻，很有现实意义，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当今社会非常重视对管理学的研究，而一谈到管理学，总觉得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人学习管理学，强调的也主要是学习、研究西方的管理学。确实，近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是西方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才有的。

　　1911年，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1916年，法约尔（H．Fayol）出版了《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这两本著作，被认为是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随后一段时间，西方的现代管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欧美管理学在世界上曾一度处于领先的地位，似乎成了管理学的典范。大家都在向西方学管理。

　　但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管理学研究者的重视，开始关注和研究日本的企业管理状况，提出了日本管理学；再后来，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又引起人们对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经济发达地区的管理学思想的重视，如今，中国大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式管理”倍受重视，不仅华裔管理学家开始重视中国管理新现象，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管理新状况，研究中国式管理。

　　青睐“中国式管理”的人首先注意的是当今中国一些杰出企业家的管理经验，如联想、海尔、阿里巴巴、巨人网络等的管理经验倍受关注，柳传志、张瑞敏、马云、史玉柱等杰出企业家的管理方法引起企业界和管理学界的高度重视，人们试图从中探寻中国式管理的秘诀。

　　此外，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吸引了一些管理学家扩大对中国管理的研究范围，他们不仅研究中国杰出企业的管理经验，还探索中国的政治管理机制。西方的一些著名的管理学家，甚至还专门探索中国共产党的管理经验，研究中国“红色管理”的成功秘诀。

　　当然，还有一些管理学家，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历史上的企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如探讨晋商、微商、浙商、粤商、闽商等的经营活动，试图从中探索中国式管理的成功经验。

　　现在，又有相当一些管理学家和文化历史方面的学者把眼光投向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试图从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中去探索中国管理的特点。

　　毫无疑问，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的发展曾达到了古代时期的辉煌状态，如汉唐盛世等，其社会政治管理方面，有可贵的成功经验，在今天看来，这仍是宝贵的管理学资源，是现在研究“中国式管理”不该忽视的内容。中国式管理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从中国古代历史去学习管理经验，并经过扬弃，提升为管理学理论。

　　除此之外，中国式管理学更应从古人的思想中去吸取宝贵的管理学学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哲学意蕴深远，与西方相比，颇具特色，这其中，蕴涵着极为深刻的管理理念。

　　中国古人曾说，大商谋道，小商谋利。杰出的企业家必定是深谙管理哲学的管理者。企业经营不仅需要“唯利是图”，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且，更需要懂管理哲学，懂管理之“道”，把企业经营策略提升到一种境界。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企业家拥有一种有特色的“商道”，企业的管理者有修养、有境界，有高于纯粹金钱积累的追求。中国文化强调境界，强调“天（自然）人（人为）合一”，强调以一贯之的“道”，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不仅仅是哲理，兵学，其实也是“商道”。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式管理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历来，都把“兵学”看成是“商学”可借鉴的最重要方面，商场如战场，兵学当然能在商界运用。《孙子兵法》强调“道、天、地、战、法”，把“道”（道义、道理）排在第一位，将它看得比天（自然、天时）、地（地理、环境）、战（战略、决策）、法（规则、方法、阵法）更重要。兵家的未战庙算、知己知彼，兵以奇胜等韬略，也可以从商学的角度去借鉴、运用。

　　当然，中国古代学说中，不只是兵家能引入“商道”，其他各家学说，也有很多宝贵思想，是值得企业管理者学习借鉴的，是值得从管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吸取的。如，儒家的修齐治平，道家的知雌守雄，法家的权、术、势理论，墨家的兼爱非攻，纵横家的捭纵横捭阖，等等，均可看成是中国式管理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中国古代智者的思想，富有非常睿智的管理思想。如孔子的为政以德、不重则不威等；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柔弱胜刚强等；庄子清而容物、逍遥超脱等；管子的四民分业、任贤明法等；孙武的知己知彼、上兵伐谋（上乘用兵方法乃是谋略）、兵以奇胜等；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以及有义则富等；孟子的制民恒产等，韩非子的明君无为于上；鬼谷子的欲取反予等，不是非常有智慧的管理观念吗？

　　还有，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如庙算、谋攻、划谋、将道、权变、借势、察人、励士等，也是很值得从管理学的角度去进行借鉴的。

　　其实，中国古代智者的思想早已倍受西方和日本学者的重视。德国、日本的企业家视《老子》为管理圭臬，他们研究道家的管理思想，并将之应用于实际的商业活动中。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业学院等，均将《孙子兵法》列为必读书。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说：“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我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美国通用汽车董事会主席史密斯说他的经营之道来自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孙子兵法》。

　　外国人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去学习、借鉴管理思想，我们现在提倡和探索“中国式管理学”理所当然更不能忽略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管理学宝贵资源。

　　曾仕强先生被认为是首先提出了“中国式管理”，并率先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这是值得赞赏和敬佩的，但曾先生着重从《易经》哲理、儒家管理、三国管理、胡雪岩管理经验等去阐述和总结中国式管理的理念，这只是中国式管理的几个方面，正像上述所说的，中国式管理的理论资源异常丰富，这方面值得探讨的课题还很多。本文的“解读”也只是一种“管锥”： 以管窥天，以锥刺地。一种看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