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13日在官方媒体《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特别称赞“九二派”这个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推进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群体。文章强调，当今中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继续推进改革，而改革更需要象“九二派”这样的体制内精英。

厉以宁在这篇题为《“九二派”：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群体》的文章中称，实践证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企业家的活动。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经济改革推进的影响，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工作的体制内官员或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一股商业浪潮。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

厉以宁曾经多次讲过，“九二派”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涌现的那些企业家是不一样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一批企业家，大多都是体制外形成的企业家，有胆量，敢拼搏，但他们缺少专业的训练。而“九二派”则不同，他们有专业知识，有开阔的眼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为了个人事业的成功，还满怀振兴中华的热情。他们有世界眼光，有志使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名列前茅。同时，他们不是体制外形成的，而是先在体制内成长起来，再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

厉以宁通过文章特别指出，回顾中国多年来的改革，一方面财富创造取得了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多隐患。例如行业垄断现象，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重化工业和城市公共设施部门，民间医疗、教育、福利等事业也困难重重，从而造成大量中下游企业经营困难，某些服务供不应求，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如看病难、上学难、公共交通难。再如城市二元分割，阻碍了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使一些人享受的社会福利和发展成果远远低于另一些人等等。这类问题如果不解决，将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

厉以宁强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继续推进改革。改革之初，我们必须从试点开始，在摸索中前进。今天，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视野开阔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为此，经济体制的决策者和参与者应该对中国改革的来龙去脉和企业活动的基本规律有更深入的理解。如果没有战略家的眼光，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如选择不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肯定会比“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大得多。“九二派”的人生经历、创业故事和思想观念会给关心中国经济改革与企业成长的人们带来深刻的启发。

由陈海著、2012年7月1日出版的《九二派》一书中这样定义“九二派”：“九二派”是精英，先是体制内精英，即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士大夫”即指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官僚的联合体）阶层——在约定俗成的观念里，而后跳离体制，在市场中成长为“新士大夫”——他们在当下有相对醒目的社会地位，除了企业家这一“经济人”角色外，他们还扮演着公共生活的其他角色，如商业领袖、商业偶像和公共知识分子；和第一代、第三代企业家相比，他们有更深的“士大夫”的烙印，有较强的时局洞察力和宏观思辨力，这一能力无疑大大作用于他们的整个商业历程；他们是在近20年的商业洗练后逐渐成为舞台主角的；他们有反哺体制、反哺社会（包括政治文明）的意愿、言辞和行为。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2012年是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