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紀念抗戰勝利67周年的座談會由「世界日報」和胡佛研究院主辦，中華企業協會（MBA）榮譽贊助，Benefit Tomorrow Foundation和中國與亞太研究協會贊助。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主持座談會，發言學者包括來自台灣的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傅應川和前副局長馬凱南，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和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現任牛津大學特約學者賴小剛，以及美國本地的獨立歷史學者阮大仁、軍事歷史學家周珞和胡佛檔案館亞洲館藏部主任林孝庭。
郭岱君表示，寫抗戰史是早就該做卻一直沒做的事，而且在美國做最適合，不必受到中、台、日等國不同立場的影響。主要撰稿人為傅應川、賴小剛兩位研究抗戰史數十年的學者。日本方面有中央大學教授深町英夫和防衛廳研究員岩谷將。目標是寫一部客觀中立、言簡意賅的史書，內容不僅是戰爭史，也包括社會史和文化史，完整記錄徹底改變中華民族的八年。
阮大仁首先表示，許多人誤以為中國對日抗戰能打贏，是因為日本害怕「屈原」（美國原子彈）和「蘇武」（蘇聯動武），其實不然。中國獲勝的主要原因是具有全面性的作戰計畫，連日本投降代表之一的外相重光葵都說：「日軍沒有全盤規畫，反而被中國軍隊牽著鼻子走。」
傅應川進一步指出，中國抗戰能夠勝利，和德國軍事顧問的幫助關係密切。蔣介石從1934年就開始正式聘請德國軍事專家擔任顧問，最多時有60位德國顧問在中國。其中，被稱為「德國陸軍之父」的賽德克（Hans Von Seeckt）建議中國國防工業獨立自主，代替外購軍備；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則堅持中國萬事以建軍為先，爭取時間備戰。戰後法肯豪森因謀殺猶太人罪名被盟軍扣押，蔣親函盟軍總部救人，足見德國將領對中國抗日的貢獻。
對日抗戰中國軍隊死傷慘重，多場重要戰役的死亡人數為日軍的五倍以上。究其原因，研究中國軍備超過50年的周珞說，中國的槍械等輕裝備多仿造德國，其實戰能力不在日本之下。真正的差距在重裝備，日本軍艦火砲的砲彈動輒重達百磅，中國最好的戰船砲彈只有17磅。日本還有先進的轟炸機和射程400公尺的重擲彈筒，都造成中國軍人大量死亡。
以研究西藏著稱的林孝庭指出，對日抗戰期間中國國家重心西遷，改變蔣介石政府和西南地方權力領導人和中亞各國的互動，是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重大影響。1943年以前以蘇聯為靠山的新疆軍閥盛世才根本不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抗戰迫使西南軍閥對中央效忠，一致對外。中國在中亞的勢力也在此時大幅提升，為1949年執政的中共在中亞鋪了路。
郭岱君最後說，重寫抗戰史的目的之一是為抗戰歷史研究起頭，參與的學者都同意只領微薄的稿費，出書後所有的收入都將投入未來的計畫，下一個目標是寫國共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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