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保八”等提法 称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作用下，一些积极因素正在酝酿，中国经济筑底企稳迹象已有所显现。CFP

王一鸣

郭田勇

顾云昌

王小广

丁志杰

吴敬琏。中新社

　　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9月11日-13日在中国天津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塑造未来经济”。在达沃斯论坛开幕之际，国内众经济学者，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建言献策。

　　2012年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领域，对中国而言都是至为关键的一年，正如大陆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灵魂深处的革命”已是刻不容缓。

1、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转变发展方式，向经济发展要质量”

　　王一鸣：目前面临调结构、转方式的有利时期，应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

　　今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取得了良好成绩，虽然跟去年相比有所下滑，但今年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保增长的基础上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把工作的着力点进一步放到转变发展方式，放到生产质量和效益上来。

　　背景阅读：早在1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预言，中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的“流汗方式”获得的，而不是通过技术进步的“灵感方式”获得的，长期看将导致经济崩溃。

　　“克鲁格曼的预言不是危言耸听。”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认为，事实上，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面临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严重扭曲。去年投资率48%，创下历史新高，消费率33%，创下历史新低；第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43%，从业人员只占33%，这两个比例都太低；第三，城乡一体化机制有待完善，城乡差别依然很大。

　　郑新立同时称，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正摒弃以前那种牺牲资源、环境和长远利益，急功近利地谋求增长的理念，转向“以质量论英雄”。

2、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加大金改力度，大力引进民间资本”

　　郭田勇：当前应该继续加大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力度。

　　金融改革已取得了一定成绩，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得到加强，但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有一定距离，未来应该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大力引进民间资本，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在金融创新和风险监管上保持平衡，在风险可控制范围内推动金融的大发展。

　　景阅读：随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获批，一轮“自下而上”引发的金融改革拉开序幕。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温州金改依然获得了市场极高的关注度，并进一步激发了各地求变及做大做强区域金融的欲望。

　　深圳金改方案随温州而出。一直致力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则一直在谋求金融创新、先行先试。成都、天津这些具有区域优势的中心城市亦在探路金改，谋求壮大。

　　但各区域差异显著，谋变的侧重点亦存有明显的差异，这让发端于温州的“金改之风”看起来更像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试探，且显得“各怀心事”。

　　众多专家认为，不能寄全部希望于区域金融改革带动中国整体的金融改革，很多涉及体制性的重大改革仍需“顶层设计”与整体推进。北京中国证券网

3、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

　　“应支持房地产刚性需求”

　　顾云昌：房价处于温和回稳状态，下半年继续保持稳定的水平是大概率事件。

　　目前大中城市房价环比增长，但同比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未来趋势，考虑到房地产库存较大、刚性需求出现回升，以及国家调控政策和保增长的经济目标，房价即不会大幅反弹，也不会加速探底，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供需平稳的状态。对于房价调控政策的效果，应通过支持刚性需求、满足保障性住房需要、抑制投机心理，目前处于合理的阶段，房价未来走势的主旋律是稳定。

　　背景阅读：房地产市场近日回暖迹象明显，业界对政策“加码”的预期增强，而湖南湖北正制定房产税试点方案的消息，引发地产股调整。在楼市调控的关键时点，后续政策走向备受关注。业内普遍担心，新一轮调控政策“靴子”将很快落地，而这靴子里装的可能包括提高二手房交易税、推进房产税试点、重启问责制和调整预售制度等“新政”。

　　不过，与上述市场对政策走向的判断和理解不同，有观察认为，从当前国务院督查组给出的初步结论以及当前市场情况来看，未来的政策走向或以强化执行为主，新一轮调控政策出台的可能性并不大。

　　中国政府网近日发布了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督查情况综述，督查组认为，总的看，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得到了较好落实，调控成效不断显现，投机投资性需求得到有效抑制。

4、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

　　“反对保八、稳八，增长目标应弹性化”

　　王小广：我们应该给中央政府降压，放慢增长速度，不应喊着“保八”、“稳八”之类的说法，增长目标应当弹性化。换言之，增长根本不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首先要抑制房地产价格，将其控制在合理水平，严防资金炒房；其次，中国在产业发展方面要创造自己的优势，强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再次，投资经济要向消费经济过渡，形成服务型经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财税体制，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背景阅读：分析人士称，尽管中国实现“稳增长”目标并无悬念，但考虑到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内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逐步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渐趋增强的现实，下一步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需更关注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及时预调微调当然很重要，但政策的长远调整和变革不能忽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本轮经济放缓是中长期增速回落与短期冲击综合影响的结果，因而在关注短期增长的同时，政策必须考虑中长期发展问题。“‘稳增长’之后更需‘稳发展’。”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建议，在经济“稳”住之后，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改革，实现经济下一步的均衡发展。

　　另有专家称，“稳增长”不能仅依靠“松货币”等短期措施来应对，必须同促进改革与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在财税、金融、收入分配等方面寻求制度性的更大突破，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华社

5、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

　　“警惕粮价上涨导致新一轮物价上涨”

　　丁志杰：面对经济增长下降的形势，下半年中国金融领域将陆续出台新政，改革的信号将逐步释放。

　　由于欧债危机尚未解决，外围形势的恶化加剧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金融领域也相应表现出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未来5年内，主权债务过高将是困扰世界的重要问题。同时，深受世界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也承受着人民币贬值和3.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压力。

　　对于经济增长放缓、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中国倒是应该注意由于粮价的上涨可能导致的新一轮物价上涨，实现经济稳增长和物价总体水平保持一致。至于如何实现经济的增长，我们应该由过去注重投资向调结构、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变。

　　总体而言，下半年，我们应该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意稳增长和防止通胀；二是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变过去货币流动性的不平衡状况，更加注重对中下企业的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三是继续在金融政策深化过程中注意外汇储备和内部利率的调整，保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协调关系。

6、“已无余力搞大规模基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副所长丁一凡：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展开，改革的效果不会立竿见影，需要时间。

　　今年应加大对民营经济开放的力度，我们已没有太大余地去做大规模公共投资。面对保增长的压力，今年货币、财政领域还存在可调控的空间，降准降息还可以发挥一定功效。总体而言，依靠出口、恢复贷款等手段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绩，改革的效果需要时间来慢慢释放。

7、“CPI和物价是两回事”

　　经济学家梁小民：货币发行量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同时通胀随时再往上行。此外，CPI和物价问题是两回事，CPI下降并不代表着老百姓生活指数的下降。

8、“明确社保基金投资责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教授李永森：社保基金的入市问题需要靠制度本身来保证安全，要明确责、权、利。养老金收入和支出的各个渠道都要规范管理。同时投资部门应向民众解释清楚如果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安全性、风险收益等方面的问题。

9、“应扩大银行信贷”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高连奎：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放松货币政策，中国贷款实质处于萎缩状态。

　　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如果按银行贷款的十分之一进行估计，最少也有6万亿元，现在中国的民间借贷几乎冻结，也就是中国的货币突然紧缩了6万亿元，而每月增加那么几千亿元，能有什 么用啊？不够补充民间借贷萎缩的零头。鉴于此，中国应该用扩大银行信贷来弥补民间信贷的萎缩。

观察眼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大陆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接受北京《财经》杂志采访时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敬琏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

　　“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他称。

　　吴敬琏指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吴敬琏最后还指出，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