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已经刻不容缓，它事关中国的教育能否均衡、可持续发展。只不过，统一取消行政级别或许容易，但去行政化却非一日之功，改革推进的障碍依然很多。

　　每年的9月10日是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教师的节日。不过这一节日却变得日益沉重——近些年来，随着各种教育问题不断凸显，民众对教育的不满情绪在增长，要求改革现有教育制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边厢，庆祝活动方才登场；那边厢，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质疑教师收入高、假期多、社会地位高的大有人在。这让不少教师感到压力有点大。

　　就在第28个教师节到来前夕，中国总理温家宝出席一个总结表彰大会时指出，“择校热”等突出问题，形成了新的不公平，要加快解决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问题。他进一步要求，推进教育改革:

　　一要加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增强学校办学自主权。

　　二要倡导教育家办学，不但大学应由教育家来办，中小学也应由教育家来办，要改变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

　　三要完善升学考试制度。

　　四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以上四项要求都不是新话题，却都是硬骨头。

　　第一项削了教育主管机关的权；

　　第二项砸了各类学校校长的“金饭碗”；

　　第三项直指高考“指挥棒”；

　　而第四项则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后，接下来便是要集中精力解决“上好学”，而这一目标最大的障碍，通过温家宝的四项要求来看，莫不来自泛行政化的阻力。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当属学校及校长具有行政级别。

　　在中国，北大、清华等31所大学被官方明确为副部级大学，其他大学的级别从厅级到副厅级不等。而数量更多的中小学，虽然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但事实上却有严格的三六九等之分。大批校长的任用与管理归口上级组织或人事部门，以至于在地方上，教育主管部门首长的级别甚至不如一所中学校长高，这直接导致了教育主管部门事权与人权不统一，管事的管不了校长，而管得了校长的却不管事。

　　正因为这种事权与人权的错位，一些不懂教育、不懂教学的官员往往被安排到学校担任校长等职务，导致学校教职工积极性受打击，教育教学质量长期低下，不稳定因素不断发生。近几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指责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可以说，校长作为一种行政职务对学校发展具有负面效应是毋庸置疑的，学校政府化、校长官员化让学校失去自主性，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因为权力决定资源分配，那些有学术成就但没有一官半职的教师，想申请课题、评定职称都会比较困难，所以，在大学里出现了不少教师争着当官的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行政权力本身还可以判定学术水平的高低，更是强化了行政权力的作用。一些大学在行政级别提高的同时，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却直线下降，大学精神加速迷失。一些知名的中小学因为行政级别提升，聚拢了更多的师资力量，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

　　因此，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已经刻不容缓，它事关中国的教育能否均衡、可持续发展。只不过，统一取消行政级别或许容易，但去行政化却非一日之功，改革推进的障碍也非常多，关键是，能否找到一个突破口，把本属于教师的教育权利还给他们。这个突破口，或许就在重点学校。

　　一般认为，重点学校都是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让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换个角度，如果改革没有损失，甚至受益更多，那阻力就小很多。重点学校师资力量充沛，教师们有条件施展才华去教导孩子，把招多少学生、用什么教材、选谁来当校长这些权利还给他们，让家长和学生来检验教学的好坏，促进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回归。

　　当然，教育去行政化只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一部分，医院、文化等机构去行政化也在同步推进。只有从根本上去除官本位思想，找好突破点，改革才会治标又治本，破除对人才的羁绊，实现科教文卫事业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