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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学杨志诚教授:《中华文化的全球化:独白、对话与共生》
2012/9/13 15:14:14 | 浏览:2324 | 评论:0

摘要

  检视这一个世纪的情势发展,文化帝国主义在未来世局将失去正当性,因此也将没有可行性。既然西方文明或美国价值为内涵的文化帝国主义无法得逞,那么想要建构以东方文明或中国价值为内涵的文化帝国主义,也不可能被接受,其关键因素乃在于,未来不能逆转的全球化机能具有强烈「去中心化」的体制力(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未来全球化体系的文化现象将是各地方文化透过碰撞、对话而共生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文化体系。

  未来立基于东方精神文明的全球化体系,期待是一种能与「他者」文化相容、共生的新中华文化体系,有赖于文化、产业及空间的全球性规划来完成。具体来说,全球性的扩张必须靠高效能的载体,包括华人、媒体和商品,载运着普世性精神价值的文化,穿透各国国家主权的藩篱,在全球各「地方」注入文化的空间气息,发挥人文空间的扩张性以及品德修养的内敛性,进而重塑其空间显像;那就是「华人文化创意园区」的全球布局。

  果若这是一个「可期待」的愿景,那么传统的中华文化就必须透过「独白」,自我超越,才能够在新时代的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发挥包容性及孔子的仁德精神,与他者文化进行「对话」,进而才能够达成「以中华文化为主轴」的「文化共生体系」。

  本论文将采取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及文化研究的途径,探讨未来西方文明在极度发展后导致文化焦虑及危机的进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推动的文化转型及其在世界文明的新角色。战术上,其首要任务将是,如何让转型后的新中华文化取得全球世人的价值认同(construction of globally accepted Neo-Chinese culture),以拥有高效性影响潜能的「软权力」;其次则是透过量子化组织的全球化机能建构,具体发挥中国「公共外交」的政策行为,调和西方物欲本质的全球化机制。

  关键词:独白;对话;文化共生;全球地方化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Monologism and Dialogism

Abstract

Given the situation, cultural imperialism has been inclining toward loosing its legitimacy and will ultimately face the negation of practicability. Now that even the cultural imperialism which has long pride itself of its Western tradition and American value system no longer holds, the attempt to construct one with Oriental culture and Chinese principles is therefore unfeasible. The major factor for this alteration comes from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f decentralization that so characterize the ongoing globaliza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llision and dialogism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future globalization will help bring about a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centers instead on glocalization.

Future globalization of the Eastern culture demands a new body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is compatible and symbiotic with cultures of the “other.” This objective will be attained through a plan that deploys globally and strategically on cultural, industri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s. Specifically speaking, cultural influences with global expansion require highly efficient mediums, including people, media and commodities, which are capable of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varying national sovereignties. Such globalization, with its outward expansion in cultural space and inward cultivation of characters, helps refine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put out an infrastructure for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Creative Chinese cultural space.”

If such prospect is plausibl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ught to transcend itself by having interior “monologism,” and with it becomes more in tune with the state of the new age; meanwhile, it will be capable of establishing “dialogisms” with other cultures. As a result, out of this altered 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a “cultural symbiotic system” will be born.

The paper aims to utilize an approach of structural-functionalism and culture study in order to tackle with the issue at hand. Regarding the advancement of cultural anxiety and the crisis caused by the extrem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ulture, one major concern should be how would China initiate the change that are required of it by its new assigned role in world civilization. Tactically, for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 a potentially highly influential “soft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ly accepted Neo-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preferably prioritized. Secondly, a quantum organization with global scope would not only substantially bring the Chinese policy of the “public diplomacy” into full play, but also harmonize the global mechanism that is subject to the essentially materialistic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monologism; dialogism; culture symbiosis; glocalization
 
  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兪可平

  智者,不做弱者,弱者被支配;也不做强者,强者被挑战与被报复;智者,只做适者,适者与他者及环境共生共荣,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一、 前言

  全球化体系的发展已然是不能逆转的历史必然 ;全球化效应所型塑的后现代社会,将成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革命性变革,亦即孔恩(Thomas Kuhn)所说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ing) ,其内涵包括了思想、哲学、政治、经济、科技、艺术及文化各层面。

  从功能角度而言,尽管全球化的动能是「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但是,从价值层面来看,全球化应该是「全球地方化」的文化整合型式。所以,就如康德(Immanuel Kant)的本体论所言,全球化的本体特质是由理性功能程序和多样性价值内涵统合而成 ,是科技与文化的共生(symbiosis)、物质与精神的共生,而不是帝国主义形式的机制。

  然而,长期居于霸权地位的美国,心理上一直不愿面对这个现实。尽管美国是全球化创生的始作俑者,然而,过去十几年来,美国基于本身的国家利益,却反而成为推动「反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国家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没有预期到全球化会有一个重要的效应--去中心化。于是,克林顿政府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来替代全球化,试图透过「软权力」的运作,牵动「新自由主义」的网络,进而控制「国际社会」;然而,在全球化效应不能逆转的趋势下,终告失效;九一一事件具体否定了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思维。没想到,小布什不仅没有理性检讨,甘脆直接挑战全球化的「去中心」效应,宣告美国「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时代的国际权力结构。从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到2010年的「伊拉克撤军」,世界发展的局势正式宣告了美国「单边主义」时代的结束,也再度证明了全球化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力量:人类不可能一方面享受量子物理学典范所提供的便利(电子科技)和福祉,另一方面又要抗拒它所对应出来的生产关系结构或「社会典范」。面对此一形势,美国国务院不得不重新检讨,如何在全球化的认知下建构新的外交思维及政策;全球化既然具有穿透国家主权及疆界的功能,美国何不善加运用此种功能,说服及影响各国的公民、组织及社会,深入各国的决策程序,进而左右其国家行为。

  于是,2008年9月,职掌美国公共外交暨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格拉斯曼(James K. Glassman)在伦敦以官方演讲的方式,正式宣告了公共外交新时代的来临;这是自冷战结束,奈伊(Joseph Nye, Jr.)提出「软权力」(soft power)的理念 以来,美国政府首度宣告将以政策手段具体体现该理念。格拉斯曼指出:「公共外交,简言之,就是以公众为对象而不是以官员为对象的外交。……事实上,公共外交同官方外交以及必要时采取的军事行动一样,都以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公共外交以独特的方式完成这一使命:通过了解外国公众,告知外国公众,接触和说服外国公众。」因此,美国的外交方针将直接与对象国的人民、组织、团体及社会相互交流,运用以理服人和启发人心的方式,增进人们对美国原则(American creed)和政策的了解,期使它们被认同,进而成为普世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具体来说,公共外交在消极方面是提升世界各国的人民对美国价值和政策的了解及态度,从内心支持美国的政策和国家行为;积极面上,它试图促动他们进一步影响对象国的决策,以达成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及利益的目标。

  要想达致这样的功能和目的,美国就必须建构与对象国社会内部坚强的连结力。因此,她就必须与对象国社会的民间组织紧密交流与合作,不居形式地建构社会联谊网络,包括政治性、经济性及宗教性等组织,内容也将涵盖文化、音乐、文学、绘画、体育、观光、娱乐、传媒、教育…等层面。从战术层面来看,公共外交必须以说服对象国人民为职责,而说服的有效性则应以了解对象国的人民及文化为要务;作业上将积极建构信息网络及人脉网络。

  总结来说,公共外交的体现将涵盖二大部份:一者是工具,也就是必须建构推动公共外交的体制,规划具有对全球社会渗透力、高度弹性的机能组织,亦即建构「全球化思维的量子组织」(quantum organization) ;二者是运行于组织通路内的内容,必须具有兼容性及说服性,依据「软权力」的理念,它指的是普世可被接受的美国价值(American values),既可以影响对象国的社会,又能够免除受影响或被支配的痛苦认知。工具必须依附理性机能,固无所争议,关键只在于能或不能、效力多大的问题;而内容则关系价值,具个别独特性及争议性,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美国价值真能具有说服性并被普世所接受吗?检视当前世界各国的社会现况,仍不无疑义!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中国的再崛起」显然已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巨大变项,难免令世人产生普遍性的疑虑;就在「黄祸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之际,尽管中国宣告其国家发展的定位是「和平崛起」,接着又修正为「和平发展」,依然无法让世人释疑,尤其是受到西方世界对中国刻板认知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所遗留下来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或许可以说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普遍误解 ;事实上,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就连许多中国人也未能窥其堂奥 ,那能怪外人的误解呢?

  面对美国公共外交的挑战,中国是否要接受美国价值?重点不在于国家尊严或民族自信心的问题,终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当代的世界价值体系中已逐渐失去正当性;如果美国价值或西方文明的价值真的能够为中国广大的人民创造最大的福祉,那么中国或许应该欢迎美国公共外交的影响,欣然接受基于西方文明的美国价值。问题是,经历几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运行经验,它不仅无法真正创造他者世界的真正文明及福祉,就连自我体系的内在运行都导致危机频繁、灾难连连,甚至几世纪建构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濒临崩解 。

  中国真正的工业化及现代化,严格说来,应该是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启动,至今不过三十年时间,固然在劳动力及资本解放之余,经济发展快速有成,然而,西方文明所附带来的弊端也正逐步侵蚀着中国社会的根基。当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眼看着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成果,对西方文明及文化模式难免抱着迷思及幻想,认为当前社会的一些问题只是中国向西方模式转型未能完成、不够彻底所致;殊不知,西方世界也正在对其文化模式进行深入的反省,以求永续发展 。事实上,就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同时,不管是在个体层面或是社会体制层面,一种超越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型塑新的文化模式。正面来看,其模式具体体现在个体自主意识的增长、社会价值体系的巨大变革、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法治观念的增强…等;但是,另一面也正在失去人性关怀的价值、强化剥削体制的弱肉强食、显现普遍性的物欲横流,其灾难也从自然生态的失衡(如地球暖化现象、频繁的地震及水灾)延伸到社会生态的失衡(金融海啸为典型的例子)。显然,文化冲突是中国这一代的特征,中国正面临了文化转型的问题,亦即如何建构一个适应于未来永续发展的新文化 ;面对美国的公共外交政策,中国一方面必须确立自我文化,方能在转型的过程中稳住脚步,另一方面也必须客观认清全球化的趋势,与他者文化进行调和,以达共生、共荣,此乃中国「和平发展」之真谛;显然,没有文化的共生,很难说服他国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产生信任感。

  另外,以当前发展的趋势来看,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机制将在美国公共外交的运行下逐渐成型;全球的生活机能也将受到支配性的影响及冲击,虽然人们的物欲得以被激发,并且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然而,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危机也必如影随形般地冲击着人类的生存。未来中国的「和平发展」将扮演平衡的重要角色;在发展中,提供他者的发展机会,与他者携手共同发展,如果想要达到此目标,那么中国就必须建构一个对全球社会具渗透力、高度弹性的机能组织,推动以新中华文化价值内涵为核心的「公共外交机能」,与西方文明的全球化进行调和,创造人类福祉。

  本论文将采取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及文化研究的途径,探讨未来西方文明在极度发展后导致文化焦虑及危机的进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推动的文化转型及其在世界文明的新角色。战术上,其首要任务将是,如何让转型后的新中华文化取得全球世人的价值认同(construction of globally accepted Neo-Chinese culture),以拥有高效性影响潜能的「软权力」;其次则是透过量子化组织的全球化机能建构,具体发挥中国「公共外交」的政策行为,调和西方物欲本质的全球化机制。

  整个思维的关键,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在未来世局将失去正当性,因此也将没有可行性。既然西方文明或美国价值为内涵的文化帝国主义无法得逞,那么想要建构以东方文明或中国价值为内涵的文化帝国主义,也不可能被接受;其关键因素之一是,未来不能逆转的全球化机能具有强烈「去中心化」的体制力(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未来全球化体系的文化现象将是「全球地方化」的文化体系,其形成机能是透过碰撞、对话而共生。

二、文化帝国主义与全球化文化

  从总体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的文化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经过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文化。

衣俊卿

  在当代科技的革命性变革下,传播技术与运输能力得以快速提升,促成了信息、资源以及生活数据的跨国流动,不仅快速,而且既深且广。另一方面,随着二次大战后布莱登伍德体制(Brettonwood system, 包括 GATT, IMF, 及 World Bank三大体系)的建构及运作,全球经济体系及世界市场于焉成型,而且在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加速了「溢出效应」(spill-over),快速地从经济层面溢出,扩大影响到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最后将归结到整体生活机能的文化内涵。因为在这一个过程之中,美国一直立足于主导的地位,文化帝国主义也因而在二十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被关注及讨论。

  文化帝国主义与国际关系的新自由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仍是以国家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彼此互动形成一个国际性的互赖网络,所形成的体系仍具有中心概念与现象(欧美中心主义)。因而,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与过程呈现出下列三项特质:边陲国家或非西方文化的国家将被迫接受中心国家所输出的文化产品及文化价值观;拜科技功能之赐,近代西方文化得以快速且广泛地传播,对非西方文化的国家及地区进行着强烈的同质化影响;西方文化的国际性流动将侵蚀及动摇各地的本土传统,各地方的信仰体系亦将逐步往中心文化靠拢 。当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透过全球传输及互赖网络的影响,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被倡导成普世性的信仰体系;自由民主内涵的地方性价值常常被忽视,甚至被否定。

  然而,科技工具并不是核心国家或西方文化国家的专利,而且生活的接触及影响也不会是单向流动。过去几十年中,在国际领域内,逆向的文化流动正严厉挑战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模型;许多非西方文化也正大量流入西方国家,影响了当地的生活型态及信仰体系。这种现象虽然不能期盼国际性文化交流将走向完全平等的境地,但毫无疑义地,未来时代的全球文化图像将趋向于多元、对话、共生的动态平衡,不再是单元支配的文化体系;这一切应该是全球化的效应所致。

  其实,当代全球化体系的形成也是导源于西方价值(自利人性的发挥与保障)及自由主义体制,且得力于科技的发展及运用。从现实的层面来看,全球化体系是透过资本主义物质理性的推动而成;主要是透过经济性功能的全球性运行,激发普世的人性物质欲望,推动市场机制,配合有效的科技工具,突破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规范,得以窜行于全球性空间及各生活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网络不断的扩张及紧密化,快速溢出到其他领域,最终将归结到整体的生活领域,也就是渗入到文化层面,进而型塑了新的社会生活网络。

  过去,由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戒心,文化的国际流动很容易受到相关国家主权的管制或干预,但是在全球化的「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功能 下,这种障碍很容易就被突破。另一方面,文化帝国主义似乎是隐含着目的性的计划,将其文化价值透过载体,从权力中心向边陲国家及地区辐射,产生对其社会的影响力或支配力 。相对而言,全球化体系内的文化传播是交互流动的,是发生在一个相互联结、互赖、互动的网络体系,刻意动机不易得逞;在这种「去中心化」效应的全球化体系内,尽管文化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可能存在,不过,这种不平等只是偶然性、短期性的动态平衡现象,会受到文化受众(receivers)「能动性」的影响而转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化本身总是带着最原始背景的印记或符号,是一群人在特定时空坐标内生活方式的统称。因而,文化基本上是扎根于地方且具有独特性,其积累和衰亡都必须经历一段够长的时间;文化一旦积累,其内涵将进化,如果走向衰亡也必须被替代。缘此逻辑,文化帝国主义的运作很难得逞,主要是因为各地方的核心文化或主体文化很难完全被替代或消除。

  总结来说,全球化体系内虽然具有全球一体化的领域机能,却必须体现于各地文化的价值内涵,形成异质文化入侵,却又相互调和,成为「全球地方化」的景象;透过全球性文化流动的过程,其结果是「全球地方化文化」,是一种「共生」的文化情境存在于各地方的全球体系。再具体一点说,全球化体系内的每一个地方皆呈现出全球化的缩影:吃着中国料理、开着日本制造的汽车、品尝着英国茶、激情于好莱坞(Hollywood)影集、享受着意大利披萨、穿着法国服饰、欣赏着云门舞集…等,这些都逐渐成为现代化生活的普世型态。换言之,上述各项生活机能几乎已经成了当代通行的文化元素,穿透各国主权及疆域自由流动于全球各地方,影响着各地方的主流文化。显然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生活及社会关系相对于「时间-空间」的概念架构产生了巨变。作为人类生活空间及反映社会关系结构的各「城市」,将在全球化的体系内形成紧密的、矛盾的、共生的关联性网络;罗杰士(Richard Rogers)明白指出:「一座永续发展的城市就是一座公平的城市、美丽的城市、密集又多中心的城市、多样化的城市。」 共生的思想及现象将在未来的城市展现多样、辉煌的风格。「城市主义」将成为全球化现象的明显象征;城市也将成为全球性文化流动的机能网结;世界也将成为城市网络的世界。

三、文化软实力的建构:独白、对话与共生

  对话主义是一种建设性、创造性的美学观和文化观,其基本前提是承认差异性和他性的历史事实,以自我与他者的积极对话、交流,来实现主体的建构。

刘康

  不管是个人或是群体的组合,其主体的存在意识乃建构于自我认知的世界观及其衍生出来的自我定位;它决定于特定的时空坐标及独特的生活内涵。毫无疑义,任何主体的行为都具有能动性、惟一性及不可替代性,同时他也会在变动的世界及开放的生活中不断的体验过去、认证现在及面向未来;历史及文化都是一个具有扩张性及无限丰富内涵的开放体系。所以,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环境中,理性的准则只能够解释已经发生的世界,无法对每个主体行为在未来世界建构独特的生活意义;一般所认知的普世价值必须要能够在个人生活中体现,才能成为真正具有价值的意义,也就是说,普世价值必须在个人独特的生活中体现。未来世界的生活意义必须靠自我主体以开放性的态度及整体性的直觉去感应变动世界的脉络;这就需要透过独白、对话,进而共生。

  人的主体建构是从独白开始的;是「现在我」与「过去我」的相互观照,以及「此位置」我与「异位置」我的相互观照,整体融合而成为我的存在认知。人类在原始社会形成之前,每个人的存在认知概都从自我存在的独特位置及特定的既定时间来确立自我;这是从个别性的有机感应及心理认知,确立自我的存在,基本上符合了弗洛伊德个体心理学的理论。每个人在认识世界时都必须从他所处位置的惟一性出发,然后在观照世界的同时展示自身、参与事件;而每个人的事件参与,又会受到过去的我及现在的我融合型塑我的行为。于是,有多少不同的位置及多少不同的经历就会有多少不同的认识。

  终究,人不可能只站在空间中惟一的位置及单一的生活经验而能够确立一个完整的自我;空间与时间都有其相对性,人在不同的空间及时间探讨自我才能确认主体的存在意义。当生存确立于开放的时间与空间时,人也必须从「异方位」及「过去的我」才能真正存在于随时间转移的开放性生活。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当他者在异域中观照「我」时,「我」已被他者符号化,而非真实的我 ;只有以「我」在异域中反照「我」,也就是「我」的「换位思考」,即空间「外位性」 的自我独白,才能得出真实、存在的我。譬如,德国对中国而言是他者,如此一来,中国就成了他者(德国)的异文化符号图像。检视许多他者的异域观照,「中国符号」就呈现出多元性他者的异文化图像:德国的中国图像、英国的中国图像、美国的中国图像…等。另外,当任何人在回忆自己的过去时,实质上就是进行着时间「外位性」的自我独白,对自己的过去向现在做立场的转化。因此,「特定时间、特定空间、既存价值」的我不是完整的我,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我必须生活于一个时空转移及价值变换的存在体系中;完整、实质的我是一种自我与外位性社会价值经过对话之后的我 ,即 「想起了一切 (包括时间、空间及生活意识的向度),就想起了我」。

  根据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宇宙一切现象或物质的存在都具有其相对性,是处于随着时间及空间转移的参考坐标内相对立场的互动关系;人的存在事件或关系演进亦隐含着本身所处的相对坐标立场的价值对话。另外,拉冈(J. Lacan)提出的「镜像理论」也指出:每个人基本上都是对镜中的影子(外位的我),从连续的影像认知中逐渐确认自我身份的人格统一性(identification fondarentale)。事实上,这个主体的同一性是透过儿童时期对自己过去零碎的身体影像(过去的我)结构化而建构起来的;这个主体的形构过程主要是透过「想象的再确认」(reconnaissance imaginaire),以及随后该想象的不断转化 。总之,自我身份的确认必须透过相对性空间与时间的独白;每个人的独白在现实世界的自我存在意义是一种内心的我与他者环境的我对话所形成的价值内涵。然而,从镜像的认知到主体身份的建构,基本上都是透过对与「他者」环境关系的辨识而确立。其实,这种独白的过程就是儒家文化的「自我反省」,不管是「而立」、「不惑」、「知天命」或是「随心所欲不逾矩」,都属于自我价值的认知内涵。

  根据上述的理论,一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建构及身份的确立是透过时间、空间及生活意识的「外位性」独白;缺乏任一向度(dimension)的独白或反省,都将导致自我价值或身份定位的扭曲,往往都会倾向「大沙文主义」的霸权行为或「自卑」的萎缩行径。十九世纪的中国就是缺乏空间性的独白,自认中国即是天下,异地皆为蛮荒,其傲慢的对外政策导致了国家的灾难;相对于同时期的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如坂本龙马、福泽谕吉、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能够突破旧空间观念,进行反省与独白,重新认识日本在当时代的身份定位与价值认知,方得以顺利「和平转移」幕府封建的旧体制,进一步建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一直到二十世纪(1919年)五四运动才大致体会「空间性独白」,逐渐有了新的价值认知,其代表人物包括了谭嗣同、姚茔、胡适、梁启超、严复、傅斯年、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孙文…等 。

  相对照之下,当前美国的霸权心态乃是受到缺乏时间性独白的价值扭曲及错估的身份定位所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仅建国历史短,而且国民缺乏共同的历史,基本上,她是一个不重视历史、只在乎当前优势的国家。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工业国家遭受两次大战的破坏,国力大幅度被削弱;相形之下,美国成了独霸的国家,其政策也迈向掌握「普世价值」的惟一解释权。韩战、越战、伊拉克战争、二十一世纪金融海啸…等,都是这种价值扭曲及错估身份所导致的结果。殊不知,美国真正的国力积累是在门罗主义的政策下--韬光养晦--逐步完成的;缺乏时间性独白的反省,非常容易忽视「现在我」与「过去我」的相连性,误认为「现在我」的成就是天赋的、先验的。事实上,就如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美国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如Paul Kennedy , Clyde Prestowitz …等人,也相应地从历史与空间结构的面向论证,对美国政府提出警告。当代许多富豪或其子弟也都常犯同样的习性,忽视「现在我」的财富是空间(社会结构)和时间演进的结果;因此,「富不过三代」成了价值扭曲及错估身份的社会历史显像。

  然而,社会的形成基本上是在特定时空的生存情境下,各别独白价值认知的对话关系;换句话说,主体建构需要在社会情境中与他者对话才得以确立。俄国思想家巴赫金(M. M. Bakhtin)指出:

  现实的行为世界所遵循的最高建构原则,就是在我与他人之间在具体的建构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区别。生活中存在原则上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两个价值中心,即自我的中心和他人的中心;一切具体的生活要素都围绕这两个中心配置和分布。

  从生存活动与社会机能的形成来看,这种个人与他者对话关系的网络造就了特定时间-空间坐标下的社群及文化;其过程是从各自独白下的矛盾性或竞争型对话关系,逐渐走向赞同性或合作型的对话关系。尽管社群的凝聚作用是建构在面对共同生存挑战的赞同性对话,但是赞同或合作关系并不意味着融合为一;真正有效且能持续的赞同性对话必须是赞同中仍存在着差异--差异给双方自由的空间,赞同凝聚双方的力量,基本上是和而不同,意味着相互理解、彼此接近、各自调整、自由宽容。进一步来说,外在的对话情境所形成的关系调整也会回馈到自我独白的认知体系中,重新型塑与他者的关系结构--扩大了理解和赞同领域,却也同时增加了新的差异,虽然共生但是多元。所以,对话不但不会消蚀独白的存在意识,也不会限制独白意识的发展。

  在一个社群中,赞同关系性对话的个人行为事件应该是彼此兼容、相互开放、多元共生的,亦即一个社群的文化是「既此又彼」的开放体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封闭体系。由于对话价值内涵的交易及对话过程的进行受到自然空间环境及生存资源的制约和限制,文化的形成及本质就会有因地、因时、及因个人意识而呈现独特性及差异性。因而,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社群内,个人与个人对话的关系情境及价值网络,如果从另一个时空坐标来观照,也就是进行文化的独白,将能探索到本身文化的优劣,并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自我定位;「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一文中直接点出:传统文化中那种惟我独尊的中心意识是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阻力 。随着自然空间被人类科技的发展所突破,分隔文化社群的疆界被穿透,各社群文化的对话,更显现出应该从个别文化的独白为基础,进一步要以对他者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为前提,才能够促成「多元文化共生」的和谐情境。所以,理解他者文化不是采取移情的方式,而是用自我的视角来看待他者文化;在创造性理解他者文化时,自我文化并不能被排除,而是把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摆在平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距离以取得超然地位。中国大陆学者邹广胜在深入研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之后,得出了下列的说明:

  每个人在具体的观照中都会带着自己个人的独特的角度与观点,他的评价因具体的时间、空间、语境的不同而不同,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可能根据纯粹的逻辑体系像数学一样推导出来,情感价值的唯一表现是由事件的唯一性决定的。

  由此观之,文化的价值内涵显然不应该有普世性的现象。这种强调差异性的具体目的就是确立自我的立场下,也强调尊重他者的主体性;他者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体,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以及自己的价值取向。然而,从对话程序及共生价值的角度来检视,自我与他者的立场建构应该都需要经过各自独白的过程及内涵,才能够避免偏见、傲慢、自卑,进而排拒对话。同时,各种文化的创意与发展也是透过与他者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启发独白,对旧的自我文化进行转化而完成的。

  当前全球化机能所促成的一体化动能,同时加速及扩大了不同社群文化之间的对话。过去,人们常常担心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输出会对各地本土文化及传统造成破坏或抑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有了全球互动的工具,而文化却仍停驻于纯粹的、未受激荡的、不受影响的传统文化,在缺乏完整性独白与对话的情况下,它很可能就会强烈支持种族主义或成为一种反动性、革命性的国家主义 ;这种情况将对人类福祉及世界和平造成重大的威胁及伤害,也必然会遭致全球其他「地方文化」的全力排斥或抗拒。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显示,「支配」将导致冲突与灾难,「共生」才有和平与生存。针对全球化过程的本质,大陆学者兪可平特别指出,”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是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此乃全球化体系的共生现象也。所以,全球各地共生文化情境的「全球化文化」应该成为未来社会进化的趋势,亦为人类福祉之所系。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有鉴于世界文明的快速进展,日本的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积极倡导「共生思想」 ,向日本朝野呼吁尽速摆脱明治维新时代的现代化思维,转进到量子机能性的共生思维,重新检讨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日本必须依此思维,从强调国家集体意识的传统转移到重视个人特质、地域性文化特征与创造性价值的机能意识,方能避免重蹈二次大战的历史错误。

  工业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垂直分工及管理的模式,从事「均质化」产品的大量生产及大量消费。在管理上,它是从组织中抽离个人的特殊性,将个人转化成为均质性的劳动者,从事规格化的机械操作;每个人都被塑造成缺乏自我特质的「组织人」,根据其组织定位,扮演其部分(本份)的功能角色。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在当前各国的经济产值中,真正靠机械操作的比例已快速下降,由信息转化为知识运作的产值比例正不断的增加;而知识所产出的价值将决定于各地域文化特征的运用及个人特殊性、创造性的发挥。在信息科技推展的同时,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群、个人与自然及社群与自然之间的机能碰撞及相互竞争不断发生。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在彼此竞争与对立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对话、妥协,进而达致共生;因此,共生秩序也必然是多元平衡的多样化社会。

  显然地,信息社会的秩序不再是金字塔式的秩序;整体的秩序是一种对话网络的平衡体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再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而是二个主体的对话关系,在平等交流与对话中相互丰富,共同发展。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工业实力落后,也都可以充分运用其资源、产业的特殊结构、气候、风土及文化特质,确立自我的立场,同时进入世界交流平台,来支撑本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片天地,与其他国家共创一个经济及文化的共生时代 。另一层次来看,由于信息社会的各项价值将决定于个人特质、创造性及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每个人都有机会运用其创造性价值,进入世界交流与对话的平台,让自己在未来的共生社会中扮演主体的角色。如此一来,这种将个人创意、商品生产、价值交易结合成一体的生产机制型塑了当代的文化产业。

  另外,既然全球化是一种整体性、全面性、多元性的机能,那么共生秩序也是由多元性的机能网络所形成,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不同世代的共生、各地域文化的共生、经济与生态的共生、科学与文化的共生、普世性与特殊性的共生、整体与部分的共生、物质与精神的共生、中央与地方的共生、集中与分散的共生……等;是一种遵循生命原理的非线性、无中心、多面向、各部分具有自我意识能量相互联结的全球性网络体系(holos) 。法国和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的型态,显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共生体系;而德国的国家型态也呈现出集中与分散的共生关系。未来台湾在地方制度法的机能运作下,也将逐渐走向「大城市、小国家;小国家、大城市」的共生状态;未来在全球化网络体系中,大都会区必须要有国家的完整机能,而国家的角色也将转型为世界社会的大城市,联接于全球化网络体系,为其人民创造福祉。

  共生思想就是一种流动的多元平衡理论,任何的生存状态都是短期的、对立的、容他的动态平衡;它既包括了主流的核心价值,也保留着非主流的核心价值,更重要的是建构中间领域的空间;所以,共生讲求的是尊重他者生存与独立的调和,而不是熔化他者、消蚀他者自主性的融合,完全符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孔子的主张也隐含着「小异」的「世界『大同』」,而不是世界「全同」;因而,「世界大同」的景象其实就是「全球地方化」的体系。所有的存在意义都是透过与他者的差异感受,与异质对立、冲突、共生进而创生。然而,如果要想达至共生的存在,那么不管是主流成分或非主流成分都必须具有自我的意识能量,才能确立自我立场的状态下,进行与他者的碰撞、对话、妥协而共生;缺乏自我动能的惯性将走向死亡,而无法维系生存的共生状况。独白将产生超越自我的意识能量,对话才能够迈向共生。

  相对于其他的机能领域,文化的特质具有自我能量的生命力。各种文化将在进化、流动、对话、妥协及兼容的过程中完成共生的秩序;既要对自我的历史文化做重新解读(新时代时空坐标下的独白),也要发挥面向未来的智慧,从异质文化提取象征符号,融入自我而共生,以创生新的文化内涵,即「创意文化」也。

  未来在「典范转移」的挑战下,新的存在必然将透过新的程序来重构,全球体系中的主流成分或非主流成分都必须发挥自我动能,在跨越旧秩序的互动程序中,寻求共生的秩序;过去依赖权力(power)维系秩序与生存的时代将逐渐失去效能,未来的秩序与生存将走向建构威信(authority),达致相互认同的共生情境。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不可能只依靠科技能力、经济实力、军事威力、政治影响力所建立的权力运作,对他者施予心理威慑来达成,而是必须依赖文化的力量,建构威信,取得他者的心理认同,才有可能在共生体系中跨越霸权(hegemony)思维,发挥新时代的领导力(leadership)。

  就如本文前面的论述,既然西方文明或美国价值为内涵的文化帝国主义无法得逞,那么想要建构以东方文明或中国价值为内涵的文化帝国主义,也不可能被接受;传统根据战国思维弘扬国威的文化理念,将无法被世人所接受。未来东西方文明的调和及转化方向将取决于彼此的共生机能,即一般所说的「有容乃大」。对抗只会激起对方更强烈的自我防卫及反抗,只会导致「硬碰硬」的形势,不可能形成「软权力」或「软实力」。另一方面,文化之所以能够发挥软权力,主要原因在于文化的特质是透过生活世界而自然形成的,根据大陆学者衣俊卿的说法,就是人的「第二自然」 ,很难有意识地感受其存在和力量。因为太自然,人们很难有认知的感应,就像人对空气的感受。所以,就算被外来文化渗入自我的生活世界,进而被潜移默化之后,形成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生活内涵,人们也会觉得自然而不自觉;这也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可能着力的基础。然而,某种文化是否具有软权力,以影响他者,其关键是文化入侵后与当地本体文化之间是否产生「异质抗拒」;软权力形成的要件是彼此必须兼容、相生而茁壮,在共生机制内才能够发挥影响力。不管A型血或B型血孰优孰劣,任何时空下,都会彼此排斥而消亡,只有具共生特质的O型血能够与A型血和B型血兼容,进而维系新生命。

  另外,从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关系来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可以改变社会的文化内涵,也就可以改变那个社会的结构与运行。近代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模式受到了物质经营方式的影响,进而改变了文化内涵,也逐渐型塑了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程序与现象;它是一种以理性、科技、世俗、个人自利为基本内涵的理性中心主义,确信科学万能、人定胜天及程序正义。然而,事实上,相对于宇宙的浩瀚,科学显现出工具的有限性;人的理性胜天只是短暂的,当中隐含着更长远的失败与危机;程序所能掌握的,也只是形式的正义而已,其中却附带着实质或结果的不公不义。由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的物质欲望也随之高涨,所衍生的问题及困境,已超越了人的理性能力,甚至几近于失控的状态,对人性而言,突显了自由的异化。放眼望去,政治迫害、经济剥削、自然生态严重失衡、物质匮乏、阶级极端分化及冲突、社会危机…等等现象正显示出西方理性中心体系正面临社会解构的文化危机,逐渐失去社会生存体制的正当性及治理性基础。未来在全球化体系内真正能够具有软权力的「新中华文化」或中国价值,就必须超越西方文明的模式,从当前被世人认知为排他性的中华文化模式转化为容他性、共生性的新文化模式;所以,首要工作将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独白」及自我超越。

  然而,眼见西方文明的没落已显现端倪,为何仍有许多人主张中国还要走西方理性中心主义、西方现代化路线的文化转型?这当中主要是牵涉到二个迷思:一是,对西方现代化路线的高估,二是,对中国正统真儒学的误解。

  对西方现代化路线的高估,当以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的「历史的终结」最为典型;他认为,历史将以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价值体系为最终的完善而终止进化 。这是一种对西方文明的乐观历史主义;他们坚信,理性主义将透过人性善的力量推动历史往前进化,现代化社会中所显现的一切弊病或灾祸皆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或时代错置,只要理性和科技能够持续发展,西方文明终究可以推动人类社会迈入一个更完善、完美的境地。然而,这种乐观主义不仅不符合「外位性」的独白,显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更违反对话理论所揭示的多元性主体共生的历史发展。

  中国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亦受其思维的影响,尤其改革开放确实也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成果,因而对西方现代化的文化模式难免抱着迷思及幻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只是中国向西方模式转型未能完成、不够彻底所致;就算要转型也应该等中国完全现代化之后,再来检讨。当然,有了乐观主义,也必然会有悲观主义者,如物欲横流、社会价值体系崩解、自然生态失衡等;这方面的论证并非重点,本文所要指出的是,西方现代化体制所遭遇到的问题及其危机,主要是导因于思维典范的转移,进而牵动生活典范及文化模式的改变,而不只是一种时代的错置。人类的思维已经迈入量子典范达一个世纪之久,电子科技也被广泛运用在物质及生活管理上超过半个世纪,生活、社会及文化体制怎么可能维持在旧典范中持续运行? 既然是「典范」发生了转移,那么新典范与旧典范之间就不具有连续性,它们之间是断裂的、进化也是跳跃的,就如爱因斯坦的量子典范不能由牛顿的机械论典范经过逻辑推衍而来 。任何国家在从事国家发展的规划上以及文化转型方面,也不需要一定遵循典范发展的历史轨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欧的国家,基于客观环境的考虑,她们的国家发展概都由农业文明的典范跨过工业文明的典范,直接跳升到知识文明的典范。另外,也没有任何实例或理论能够证明中国的国家发展及文化模式一定要把工业文明的典范走完;相对地,从典范转移的理论来看,就算中国走完工业文明的典范,也不必然能够自然迈入知识文明的典范,因为典范之间是断裂的,当中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其次,主张中国应该继续走西方理性主义及现代化路线的第二个迷思是对中国正统真儒学的误解。一般而言,东方文化的特质可归纳为:一、群体本位,缺乏个体意识及独立的个体自由;二、强烈的伦理中心主义,压抑了个人的创造性及能力;三、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运作下,缺乏自觉性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积极、创造性精神 。总结一句话,中国人缺乏个人的自由意识;在「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下,个人的创造性及超越自我的能力遭致集体的伦理规范所压抑。当然,在这样的文化特质影响下,相较于西方文化模式强调的理性、科学、自由、主体意识、创新,中国在物质文明的发展及自主意识的体现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十九世纪「西潮」的东进,对中国所造成的冲击就是明显的例子,不仅是中国的国力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摧毁,连对历经二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也被彻底击垮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迷惘于东西文化模式的论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这当中的问题是关系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一般反对全盘西化者,坚信「天人合一」乃儒家思想的精髓,一旦更动则文化自毁。然而,人们如果坚守「天人合一」,则必先自我摧毁主体意识,进而融入于天;一旦人融入于天,失去主客之际,又如何知天?科学将无从产生,当然就无超越自我的创造性思维及能力,也就没有挑战自然的勇气,进而质疑「君权神授」的合理性,民主与科学都不会发生。事实上,孔子主张「天工开物」的科学精神,并延伸易经「天人调和」的准则,以达到天人之间的生态平衡。

  然而,这一种「抑我」或「无我」的天人关系,其实是董仲舒为了稳固一统的天下而创生出来的理念,即其所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董仲舒基本上是利用人类在长期受尽天灾的淬炼,普遍经验上产生由「畏天」、「惧天」而「敬天」的心理,让「天子」掌握天的解释权,进而得以取得统治权威;当时根本不会去想到「天外」还有一个西方世界的存在(即天外有天),甚至会成为「天子」权威的挑战者。「中国即是天下」的观念,缺乏外位性,不可能进行独白的反思,也不会发生承认他者主体性的对话。

  事实上,孔子所主张的天人关系是「天人调和」;为了体现「人本思想」的厚生、养民,孔子主张应该「究天人之际」,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人之间既然有「际」,那么天与人是各自独立的,怎么会「抑我」、「无我」而完全融入于天呢?然而,孔子也深知人性的自利本能,又鉴于乱世的征象,惟恐人发挥无限制的自利,反过头不仅有害于天,也伤及自利,故其思想的中心即以个人的「修身」为起点,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了确立修身的基础,更进而激发「诚意正心」的内在修为。孔子主张个人应培育品德成为高尚的君子 ,以及一国之仁政乃立基于个人之仁心,即礼让治国,甚至「好德如好色」,正视个人的好货、好色也是仁政的起点,也就是说,仁政是必须考虑满足个人的生理需求及物质需求的,这些都是从个人自由意志出发的。除了从个人自我意识的修为,孔子思想中的伦理建构主要在一个「仁」字。仁者人也,二人的共生共荣之谓仁,此二人者,一为我,二为他者,故心中有他即为仁;社会当中任何二人的共生,即为社会之生。如何才能达到二人共生以求社会之生?任何个人必当以同理之心对待他者(恕者,如心也),且应将「心」之自利摆于「中」,故仁者忠恕而已。坚守忠恕之宜(协议),即是克己复礼,透过内省,树立法治精神。这就是儒家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及天人之合应该有如天地之合,不为形合,而为气合或神合 ;换句话说,天与人在形体上各自独立,进行调和关系,以期达到神合或气合之境。

  总结来说,十九世纪被西方帝国主义所击败的中华文化,不是孔子正统儒学的文化,而是董仲舒为了巩固中国社会的稳定,对儒家思想做了政治性解释的儒家文化。虽然它确有助于建构「超稳定」的中国社会达二千多年之久,但也同时压抑了个人的自由意识及牺牲了创造性的文化内涵;这也是二千年稳定所付出的代价,终究价值都需要代价的,不管其代价是否合理。然而,不管如何,中国在这一个世纪中经历了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和工业文明的理性中心主义,从中体验了文化的停滞、冲击到转型,至今也同时再体验了西方文明的恶果 ,就如俄国思想家巴赫金,针对哲学家杜思妥也夫斯基所提到的「思想的形象」,特别指出:

  杜思妥也夫斯基发现了、看到了,也表现出了思想生存的真正领域。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如果它只是停留在这里,它就会退化和死亡。思想只有与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并衍生出新的思想。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及演化能力,台湾学者龚鹏程也提出说明:

  文化,即传统即现在,传统因此乃是流动的,不断新生于我们当下的实践活动中,亦不妨说华夏文明正在生长、发展中。

  所以,华裔美籍的历史学大师余英时总结说:面对当前的情势,也该是中国全面性、整体性检讨文化转型方向的时刻了 。

  就如前述,本文虽然认为中国正统真儒学的文化模式最能符合当前第三波文明或量子思维体系的调和、共生的哲学精神及文化内涵;也只有如此建构的文化模式,才能与自然、经验主义的传统文化兼容共生,也同时能与工业化理性主义兼容共生,进而为全球世人所共同接受,此乃「世界『大同』」(与『小异』并存)之真谛也。其实,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也都能体认到时代的变迁及人类生存典范的转移,一方面深感几千年传统文化在当代情势下的弱适应性,另一方面在中国推动现代化三十年之后也感受到西方理性中心主义的窘困,正殚精竭智寻求未来的出路。譬如,中国新人文主义提出了「意念理性」的概念,作为工具理性(科技)与价值理性(人文)的调和 ;此概念符合了爱因斯坦提出「宇宙五向度」中「意识向度」(dimension of consciousness)的概念 。只不过,新人文主义认为意念理性是介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该理念属于一种机械性结构的思维;而本文认为,如果以生命原理来看,意念理性应该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调和的共生机能。

  另外,以当前中国的国家发展情势来看,未来新中华文化的模式不仅要能够迎合国家本身的需求,更需要肩负起世界和平的文化责任。建构这样的文化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工程,必须从事深刻的独白及缜密规划与他者的对话;台湾学者蔡玮指出:「中华文化并不单指传统文化,而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具有再造中华文明能力的崭新的中华文化。此一新型中华文化,起码必须像盛唐文化那样包容、开放、多元,能够吸引外国人来学习,来取经,来生活。」 针对这样一个重大工程,在实际作为上,应先精选知识菁英与社会菁英,成立「新中华文化研究规划委员会」精细探讨,方有可能。其工作内容概可从下列六个构面来规划:

  (一)新中华文化的内涵:透过独白、对话及共生,确立文化的价值内涵
  (二)新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功能:与异质文化的调和、共生、创造共同福祉
  (三)新中华文化的历史性及世界性意义
  (四)新中华文化的图像建构
  (五)新中华文化生活体验的实体化:文化园区的实体规划
  (六)新中华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宣传与布局

  至于具体的详细工作内容,必需有整体概念和全面性规划。接下来,本文将针对新中华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提出相关的思维。

四、中华文化的「全球化」

  阐释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影响力问题,一方面是要找到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共存之道,另一方面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中华文化的重新塑造。

辛旗

  在全球地方化的文化体系中,全球各地的本地文化都必然会与他者文化(或异质文化)进行调和而共生;而自我的文化也必须在世界各地,作为异质文化的身份入侵,进行调和,才能在世界体系中留存自我文化的记忆,否则将逐日被遗忘而流失。在一个快速流动的全球化文化体系中,文化将呈现几项特性:演进、流动、包容及可复制,才能让世人留存,进而发挥对他者的影响。在未来的时代,文化不仅要融合传统与现代,也必须具有包容性,才能与异质文化共生,形成适应时代的新文化。显然,文化在全球化体系的留存及价值的扩张将有赖于文化的「流动性」。

  然而,文化本身不会流动;文化的「流动性」必须透过「载体」的流动;要有全球性流动的载体,才能有全球性流动的文化。

  文化的载体概略可分为三大类:媒体、商品及个人。媒体基本上是以影像及文本传输文化的内涵,包括象征、符号、心智等;商品则以物质、功能、形体(也是一种文本)呈现文化的抽象内涵及精神意象。其实,文化的传统载体主要是「人」;人的生命体与文化的有机性可以互为表里,使得文化得以逐渐型构其社会性。于是,人的流动固然可以带动文化的流动;文化形体的流动也可以带动人的流动,进而促使文化流动。举个例子来说,流动于世界各地,大约七千万的华侨,正促使中华文化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于全世界。近年来,为了文化的扩张,进而在全球各地方扎根,华人文化园区在各地方的设立,将形成全球性华人文化的流动网络;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文化园区将扮演该网络的结(nodes),向全球各地的本土文化辐射,并进行对话、调和与共生。另一方面,如果想要以固定的华人文化园区发挥文化扩张的功能及影响力,那么就必须配合流动的人,亦即必须与全球性的旅游网络搭配,才能促动文化的流动;所以,这些文化园区的建构就必须具有「可观光性」及「可购物性」。

  综括而言,建构立基于东方精神文明的全球化体系,将有赖于文化、产业及空间的全球性规划来完成。具体来说,全球性的扩张必须靠高效能的载体,包括华人、媒体和商品,载运着普世性精神价值的文化,穿透各国国家主权的藩篱,在全球各「地方」注入文化的空间气息,发挥人文空间的扩张性及人品修养的内敛性,进而重塑其空间显像;那就是「华人文化创意园区的全球布局」。当前中国在世界各地方设置的「孔子学院」,从当地的生活机能而言,依然处于功能分离的状态;本身一方面未能融入当地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亦无法转化「异质文化」,并与之共生,因而,自己反而成为被隔离的「异质文化」。基本上,学院生态与庶民生活存在着高墙藩篱;文化终究需要体现于生活,「孔子学院」的首要工作必须打掉高墙,走入各地社会,行动于各地生活中。

  根据上述的准则,新中华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应配合「公共外交」政策,依循量子组织的型态,部署「战略经营单元」 (strategic business units),深入全球各地方社会,执行文化政策的战术任务。其组织与任务包括:

  各大使馆或领事机构培育与当地国中央及地方游说团体的良好关系,进而建立友好、合作的联盟,倡导新中华文化的特质:善意、有容、守分,将有助于建立「安全、安心中国」的形象,破除中国威胁论之刻板印象,确立新中华文化对各在地国国家利益及社会稳定的价值意义

  促成各地华人社群与当地社团建立友好协会,让各地方社会认知:新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及福祉的贡献,及对各在地国政治、经济、文化、安全领域的重要性

  成立青年文化工作团,与各地青年会或青商会结盟,倡导新中华文化的特质:新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物质文明,却有容于西方文明;新中华文化是融合世界各主要文明的精髓,透过调和、共生以共同面对当前过度泛滥的物欲及自然界的反扑,再造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文明

  针对全球性议题,深入各地社会,以共同解决问题为导向,建构联盟网络,展现新中华文化利他、共生、和谐的精神

  扩大及精致化「孔子学院」的全球网络,向各在地社会的中、小学老师、社团和学生,推展新中华文化

  于全球各地规划华人文化园区,引导各地社会及人民,投入新中华文化的生活体验,包括食、衣、育、乐…等各层面,尤其在食方面,宜改变大吃大喝的餐饮习性,建立以精致化为主的餐饮认证系统。

  在战术上,公共外交的运行体制必将采取「分众合流」的网络整合方式:分众者,根据各在地国社会的特质,将之分化成各种机能领域、不同地域、不同层次及不同层面的社会群体或组织,分别建构链接网络,交错成网络系统,逐渐增强其链接力;合流者,建立虚拟中心,扮演网络平台的角色,依特定时空的议题、需求或事件,执行对网络收网的任务整合。只要全球化网络存在,包括资金、产业、科技、财货、信息、人员…等的流通网络仍能运行,「分众」的工作就能顺利进行。

五、结论

  西方全球化的体系是透过资本主义物质理性的推动而成;主要是透过经济性功能的全球性运行,激化普世的人性物质欲望,推动市场机制,配合有效的科技工具,突破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规范,得以窜行于全球性空间及各生活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网络不断的扩张及紧密化,社会网络由经济溢出到其他领域,最终将归结到整体的生活领域,也就是渗入到文化层面。然而,全球一体化的领域机能,却必须体现于各地文化的价值内涵,形成异质文化入侵,却又相互调和,成为「全球地方化」。显然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生活及社会关系相对于「时间-空间」的概念架构产生了巨变;未来所有人类的生活机能及生存机制都必须迎合这一个趋势及其特质,才得以「永续发展」。

  相较于西方全球化,华人社群主义更能显现「全球在地化」的特质。其全球一体化的动能来自于历史悠久的华人社群主义;华人社群主义以华人为载体,在全球领域内流动和驻留,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的结构体系。另一方面,为了生存与发展,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又必须接受各侨居地异质文化的入侵,并与之调和,形成多元兼容共生的地方文化。从整体华人世界的文化来看,它呈现出地道的「全球地方化」,它是一个「去中心化」及「去组织化」的世界社会;尽管它存在一个「中原」概念的「虚拟中心」,却无近代文明所指涉的权力意涵。严格说来,华人社群主义比西方全球化体系,更具有「全球化」的特质。

  同样立基于物质化自利动机的现代性全球化机制,欲图调和已经显像的物欲扩张,也就是说,想以物欲机制来调和物欲,功能上恐怕会有排斥性,其效应也值得怀疑。本来,人的生命尊严及生存价值就需要物质与精神二大层面的相互调和,才有可能维持一个「全人」的人格;任何的偏颇都将导致人格的扭曲。「西潮」东进以前,中国文明偏重精神生活的陶养,曾经也建构了「中国价值的全球化体系」,最明显的体系就是汉唐盛世的「四方来朝」。然而,长期生存在过度偏重精神生活的状态下,历史的经验证实,也不是一个「全人」的生存意涵;一旦天性的物欲被激起,精神生活的价值很快就被压抑。全球规模的现代化物质体系也正需要一个全球规模的精神文明体系来调和,以形成一个「全人」价值的新文明体系,吾人所能预期的是「新中华文化的全球化体系」,如此才能进一步建构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世界社会。

  另外,当人类生活于空间的型塑过程中,无形中塑造了文化与思想;相对地,文化与思想的变革,也会改变生活方式,进而重构空间型态。从经济生活而言,资本主义的扩张某种程度导源于消费的扩张;因而,消费主义与全球化的运行互为表里。深一层来看,消费本身不仅仅是物品需求与满足的交易,它也隐含着一种社会关系。「城市」就是消费关系实践的场域;消费主义中的私人生活关系及社会生活的紧密关联,型塑了当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也造就了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未来作为人类生活空间及反映社会关系结构的「城市」,也将在全球化的体系内呈现出紧密的矛盾关联性;世界社会的体系将可能是一个全球规模的城市网络,「城市主义」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明显象征。因此,新中华文化的全球化机制也必须有效善用此城市网络,透过人、商品及媒体为载体,传输着调和、共生、普世性的新中华文化,与世界共同「和平发展」。

  综括而言,立基于东方精神文明全球化体系的建构,将有赖于文化、产业及空间的全球性规划来完成。具体来说,全球性的扩张必须靠高效能的载体,包括华人、媒体和商品,载运着普世性精神价值的文化,穿透各国国家主权的藩篱,在全球各「地方」注入文化的空间气息,发挥人文空间的扩张性及品德修养的内敛性,进而重塑其空间显像;那就是,完成「独白与对话」的新中华文化所必须规划及推动的「华人文化创意园区的全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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