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抵制日货，深圳曾发生日系桥车被打砸的事件。13 日记者从深圳警方获悉，个别人员借机滋事，故意侵害市民私有财产。警方证实，4名人员在抵制日货中打砸日系轿车，已经被检察院批捕。（凤凰网）

　　看了这则新闻，笔者忽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来，以为，新闻中的“抵制日货”行为与“阿Q”的“革命”行动如出一辙。

　　大家知道，“阿Q” 发现村里人都害怕革命党后，于是总称自己是“革命党”，为自己壮胆。其实，“阿Q”并未参加革命党，也不懂什么叫革命。尽管如此，“阿Q”还是很想革命的，以为，革命就是拿赵家等人的东西。也正因为此，赵家被劫，“阿Q”误以为是被革命了，于是说出“革命党去抢赵家，没叫上他”之类的话。没曾想，此话竟成了“阿Q”的犯罪证据。“阿Q”稀里糊涂地被看成了“革命党”，被冤杀了。

　　然而，令笔者不敢相信的是，尽管 “阿Q” 早已家喻户晓，但当今中国，“阿Q”依然很多，依然犯傻而不知是犯罪。就拿新闻中的“抵制日货” 砸日系轿车事件来说吧，“抗日者”是非常愚昧无知的，无疑就是当代的“阿Q”。

　　想想便知，虽然市民买的轿车是日系的，但是，作为商品的日系轿车，经过市场的交易后，其性质发生了转换，已成了市民的私有财产。砸市民购的日系轿车，其行为不是在抵制日货，而是在犯罪。所以，深圳检察院批捕4 名打砸日系轿车的犯罪人员是非常正确的。同时，这也在警告一些“爱国者”，抵制日货要有正确的表达方式，绝不容许把犯罪当“爱国”。

　　那么，国人当如何抵制日货呢？笔者以为，不妨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从自身做起，拒购新日货。如果你想以抵制日货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爱国心，那么，你可以从拒购日货开始，让日货滞销。这就如报道说的，日产7月份销量同比下降2%，是今年以来在华销量首次同比下跌；本田虽然总体销量保持了1.3%的增幅，但广汽本田出现高达20.5%的降幅；马自达7月单月销量同样出现12%的大幅下滑。笔者以为，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抵制日货的方式。

　　二是减少或取消与日本的经济往来。如果你想以抵制日货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爱国心，那么，你可以从拒绝与日本贸易开始，让日本经济受挫。有报道说，中国康辉旅游集团已经宣布，其所属全国220家公司、5500家门店停止销售日本游产品、停止组团前往日本旅游。无疑，以“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抵制日货，就是最好的抵制，就是最具杀伤力的抵制。

　　三是要有长期抵制日货的意识。如果你想以抵制日货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爱国心，那么，你就要提高意识，认清抵制日货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更不是今天与日本发生了钓鱼岛的主权争端，就去抵制日货，而过几天，等争端风波过去了，又去购买日货。抵制日货，不能意气用事，而是要理智。因此，笔者很推崇国货为重的理念，人人都以用国货为荣，生活中多用国货，时刻把爱国的热情化作实际的行动，这才是最大的爱国。

“爱国剧”缘何变成“害国戏”？（钟海之）

一场保钓游行演变成社会危机。不过，危机同时也是理顺民众情绪、修复社会裂痕、推动制度进步的契机。当局除了应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外，更应去引导民众更理性地发声。

【侨报9月17日中“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中国人损失惨重”，近日有网民如此感慨钓鱼岛争端以来中国国内反日活动走向打砸的态势。自日本政府10日宣布“购买”钓鱼岛以来，中国不少地方都举行了反日游行活动。但是，一些地方的游行却变成“打砸抢烧”的暴行，性质之恶劣让人错愕。

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不会愤怒，那将是一种悲哀；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不懂克制，那必是一场恶梦。爱国是公民的权利，没人能剥夺，愤怒可以表达，但必须以法律为底线。

遗憾的是，在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抗议游行中，有少数人一边喊着爱国口号，一边掀翻私家车、烧毁车行、哄抢商店……这些行为不但对他们抗议的对象毫发无伤，反倒让同胞的财产遭受损失、让政府的外交变得被动、让国家的形象蒙上灰霾。

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不管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暴力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都是对社会秩序的挑衅。对于那些打着爱国的旗号，却干着害国勾当的人，舆论和法律必须进行谴责和制裁。

人们也需要反思：保钓游行，这场本该一致对外的“爱国剧”，是在什么逻辑下最后演变成了一部自相戕害的“害国戏”？

欠缺合理地表达情绪的问题已经屡次暴露：面对权益，国人有时过于“顺民”，以至于失声；一有机会又很容易变成“暴民”，诉诸武力，社会秩序失控的速度超出人们想象。如何告别“顺民”和“暴民”，走向公民，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可供借鉴的是，在多数公民社会建设成熟的地区和国家，抗议游行都是由各种社会组织领导进行。这些组织不但有谈判的资格，更重要的是它们有自己的计划、目的和原则，这就使得民众抗议的秩序总体可控。

但在中国，游行多是缺乏有效组织的街头行动。而且，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游行队伍便会包裹各种民间情绪、混入很多“杂音”，这就容易让游行的最初诉求“变质”，最终变成某些人的泄愤狂欢。

一场保钓游行演变成社会危机。不过，危机同时也是理顺民众情绪、修复社会裂痕、推动制度进步的契机。当局除了应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外，如何引导民众更理性地发声、表达利益诉求，也应提上日程。）
一场保钓游行演变成社会危机。不过，危机同时也是理顺民众情绪、修复社会裂痕、推动制度进步的契机。当局除了应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外，更应去引导民众更理性地发声。

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中国人损失惨重”，近日有网民如此感慨钓鱼岛争端以来中国国内反日活动走向打砸的态势。自日本政府10日宣布“购买”钓鱼岛以来，中国不少地方都举行了反日游行活动。但是，一些地方的游行却变成“打砸抢烧”的暴行，性质之恶劣让人错愕。

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不会愤怒，那将是一种悲哀；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不懂克制，那必是一场恶梦。爱国是公民的权利，没人能剥夺，愤怒可以表达，但必须以法律为底线。

遗憾的是，在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抗议游行中，有少数人一边喊着爱国口号，一边掀翻私家车、烧毁车行、哄抢商店……这些行为不但对他们抗议的对象毫发无伤，反倒让同胞的财产遭受损失、让政府的外交变得被动、让国家的形象蒙上灰霾。

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不管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暴力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都是对社会秩序的挑衅。对于那些打着爱国的旗号，却干着害国勾当的人，舆论和法律必须进行谴责和制裁。

人们也需要反思：保钓游行，这场本该一致对外的“爱国剧”，是在什么逻辑下最后演变成了一部自相戕害的“害国戏”？

欠缺合理地表达情绪的问题已经屡次暴露：面对权益，国人有时过于“顺民”，以至于失声；一有机会又很容易变成“暴民”，诉诸武力，社会秩序失控的速度超出人们想象。如何告别“顺民”和“暴民”，走向公民，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可供借鉴的是，在多数公民社会建设成熟的地区和国家，抗议游行都是由各种社会组织领导进行。这些组织不但有谈判的资格，更重要的是它们有自己的计划、目的和原则，这就使得民众抗议的秩序总体可控。

但在中国，游行多是缺乏有效组织的街头行动。而且，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游行队伍便会包裹各种民间情绪、混入很多“杂音”，这就容易让游行的最初诉求“变质”，最终变成某些人的泄愤狂欢。

一场保钓游行演变成社会危机。不过，危机同时也是理顺民众情绪、修复社会裂痕、推动制度进步的契机。当局除了应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外，如何引导民众更理性地发声、表达利益诉求，也应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