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城市屋檐下——农民工婚恋问题调查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许多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对于他们来说，漂泊无依的苦苦等待，两地分居的遥遥相望，对留守子女的深深牵挂，成为心头最敏感的弦。

寻爱：城那么大，爱那么难

　　来自皖南山区的大眼睛姑娘许冬梅今年24岁，出众的相貌让她成功应聘在安徽芜湖一家大超市做化妆品销售员。

　　“像我这个年纪，要是在家早就嫁出去了。”小许说：“父母也一直在催我，但是我不能凑合嫁了。”她刚拒绝了一个父母在家乡替她相中的家里开着四五个超市的男孩，原因是对他没感觉。

　　“但要找个能对上眼的人真难。每天上8到10小时的班，接触到的就是那么几个同事；顾客虽然多，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多跟你说一句话。下了班之后，累得哪儿也不想去。”

　　24岁的她描述起自己的生活竟有一丝沧桑。“城里倒是有许多相亲活动，情人节、中秋节、七夕节什么的，街道、妇联等都会组织联谊会，但他们一般只关注白领，从来不管我们这些打工的。”

　　前段时间，小许换了一款智能触屏手机，常常在工作间隙用手机上QQ和交友网站，期待能遇到自己的爱情。

　　此次采访中，记者接触了20多名30岁以下的青年打工者，他们大部分单身，每个人都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伴侣，拥有自己的家。然而，辛苦繁重的工作、有限的经济收入、日常交际圈的狭窄等，都让他们的爱情理想变得十分渺茫。

　　2012年七夕节前后，上海发布的《新生代打工者婚恋交友、两性观念调查报告》显示，63%的基层打工者处于单身状态，有对象的37%中，感情能维持一年以上的只有56%；《新快报》报道称，超过七成的广州青年基层打工者处于单身状态，经济收入有限、企业男女比例失调、缺乏渠道、流动性强等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婚恋。

　　曾就职于安徽省妇联的高级婚姻家庭指导师何毅认为，农村婚恋几乎都是托熟人介绍，然而农民工离开家乡来到城市，等于斩断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农民工婚恋难，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原有的婚恋渠道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中的经济压力等因素也让他们失去了很多婚恋的空间。

　　今年25岁的河南人赵柯在成都一个小区做保安，女朋友小王也是河南人，在小区附近一家超市收银。两人交往了近两年，谈婚论嫁时恋爱却亮起了红灯。“女友父母明确提出，结婚彩礼仪式可以简化，但我家必须在城里准备一套新房。我每个月就那么点工资，怎么买得起房子？”赵柯无奈地说。

　　赵柯当保安月收入2200元，除了吃饭、租房、日常生活开销，所剩无几。为了攒钱买房结婚，赵柯戒烟戒酒，兜里的二手诺基亚手机屏幕早就裂了也舍不得换。即便这样，他一年从牙缝里省出的钱也不足1万块，在城里全款买一套3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子至少要20年。

　　无房无车、无稳定职业，收入低、社会地位低，这是以赵柯为代表的许多80后农民工的生活缩影，他们由此陷入了爱情、物质双重贫瘠的困境。

守爱：聚少离多的“牛郎织女”

　　“给我看看那个小点的吧。”35岁的农民工魏新宝站在合肥百货大楼金饰柜台前拘谨地说。他趴在玻璃柜台上，以极其认真的表情审视着每一对金耳坠，希望为妻子买一份花钱不多又能让她惊喜的结婚10周年礼物。

　　这个在合肥靠安装窗帘为生的农民工，打工8年来从未在大商场买过东西。他憨厚地说：“挣钱不容易，都带回家给老婆存起来了。买耳坠我只有 1000块，是省下的烟钱。”妻子李长芬今年32岁，在家乡安徽省灵璧县带孩子上学。夫妻二人分居两地已达4年，由于活计忙，魏新宝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

　　这种男人在外打工、女人在家带孩子的生活，是大多数农民工的婚姻模式。而与这种“牛郎织女”生活相伴的，则是无尽的寂寞和刻骨的思念。

　　2011年，广州市总工会发布了一份《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调研结果显示，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首要因素，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意外“拔得头筹”。

　　那些与配偶或恋人有较多时间和机会在一起的农民工，幸福感明显要高一些。然而记者调研发现，尽管农民工重视夫妻团聚，却并不是所有农民工都能享有这份幸福。对“牛郎织女”们来说，这简单的幸福，就像是一种奢求。

　　在成都规划馆的建筑工地上，来自眉山市仁寿县的毛建国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脱下安全帽，认真地将手洗干净，飞快地往工地的生活区赶去。在那里，近一年没见的爱人和孩子来探亲，正在等着他。

　　36岁的毛建国16岁就离乡外出打工。与同村的王晓枝结婚后，爱人仅跟着他一起打了两年工，就回家照顾孩子了。从那以后，毛建国就开始了候鸟般的生活，过年才能回一次家。

　　“最难过的就是下班后。”毛建国说，上班的时候有工友在一起，下班后就剩下自己，感觉特别空虚寂寞，“为什么农民工容易发生聚赌、嫖娼等问题，就是因为下班后太无聊。每天上班干活、下班发呆，让人觉得生活真没意思。”

　　在外打工的男人孤单寂寞，在家留守的女人更是如此。沉重的农活，要照顾的老人孩子，对外出男人的担心疑虑，让不少留守妇女身心压力巨大。民革广东省委员会2011年针对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问题的一项调研显示：广东省农村留守妇女有近400万，部分面临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其中，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经常产生焦虑。

　　同时，留守妇女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丈夫外出打工赚的钱，占家庭收入来源的87.2%以上。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也给她们带来婚姻中的不安全感，近30%的留守妇女担心丈夫有外遇。

失爱：不再牢不可破的婚姻

　　在安徽省六安市皋城中学附近的一个院落里，43岁的李娟因为“老公有本事”，是同住的其他陪读家长羡慕的对象。

　　李娟的丈夫从打工仔干起，10多年时间，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服装厂。丈夫的成功给了李娟和孩子优越的生活，她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儿子身上，而儿子也没有辜负她的心血，今年7月以高分被重点高中录取。

　　然而，就在暑假，李娟得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丈夫3年前就在东莞有了“别的女人”。

　　她强忍痛苦，不敢在儿子面前表露半分：“虽然从儿子上小学起，我们就不得不两地分居，但是几乎每天都电话联系，而且我把儿子带得这么好，他一直非常感激我的付出，说儿子就是他最大的骄傲。谁想到会这样！”

　　孩子还有3年才考大学，今后的每一天对必须继续陪读的李娟来说都是煎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各种观念、诱惑层出不穷，许多两地分居的农民工家庭出现了婚姻危机，其中一些还走向了解体。

　　今年暑假前，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大妙乡11岁的王茜父母离婚了，她归母亲，哥哥归父亲。

　　王茜的父母住在同一个镇上，经媒人介绍，当年年方20的两人见过几次面就“闪婚”了。上世纪80年代，这是农村最常见的结婚方式。两人感情本就一般，在母亲出门打工后，越发不好了。后来，父亲不堪经常被妻子奚落“没本事”，开始酗酒、打人，二人越闹越僵，终于离婚。

　　夫妇感情不和，如果搁在10年前，可能凑合凑合也就过去了。按照农村的传统观念，结了婚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离婚后在村里会抬不起头来。但近年来，进城务工的青壮年农民见识了都市的繁华，观念也随之改变，这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离婚率的上升。

　　日前，北京市怀柔区法院发布的一项调研显示，因外出打工引发夫妻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的案件居高不下，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一些社会学家和婚姻专家认为，对农民工离婚率上升应辩证地看。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开放和进步，说明农民工的婚姻观、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对婚姻幸福有了更高的追求；另一方面，离婚确实可能给当事人及子女带来很大的伤害。

　　因此，各地政府对此应予以关注，法院对尚能挽救的婚姻，不要轻易判决“准予离婚”，应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尽最大努力促使双方当事人重归于好。

关注：都市中最寂寞的人群

　　“他们是都市中最寂寞的人群。”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正在经历“急风暴雨”般的嬗变。“除了未婚农民工婚恋难，已婚农民工夫妻分居也造成了婚姻质量下降、离婚率攀升，这已经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

　　王开玉分析：“与以往相比，这一代农民工更加注重夫妻情感的交流，重视自身尊严和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致使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生活的不稳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家庭。”

　　社会对农民工婚姻的关注程度低让何毅感到忧心。“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农民工婚姻问题还处于社会关注的焦点之外，没有具体的部门分管，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她说，农民工婚姻出现问题之后，也很少有人会去寻求心理上的帮助和支持。

　　对此，专家建议，社会各界在关心农民工工资待遇等问题的同时，也应关注他们的情感生活。政府应采取得力措施，尽量为农民工进城落户创造条件，让农民工有条件、有能力夫妻一起进城务工，减少“候鸟夫妻”数量；工会、妇女组织等在组织各类相亲活动时，应将农民工考虑在内，为他们在城市找寻另一半提供条件。同时，企业应多替农民工考虑，通过开设夫妻房、给予农民工探亲假等，让他们能经常夫妻团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胡光伟则建议，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应当在农民工群体中开展一些弘扬家庭美德的活动，引导大家增强责任感，降低离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