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弗雷德里克・格莱尔（Frederic Grare），莫妮卡・詹索瑞亚（Monika Chansoria）

2012年10月9日，华盛顿 | 今年是中印边界战争50周年，但地区和双边关系依然难称和谐。中印展现了“勉强合作”独特的实例——趋同的经济利益掩盖了普遍的战略分歧。中国承认和平稳定的南亚符合其自身利益，但不断加强的印美关系被其视为华盛顿拉拢印度来制衡中国的企图。为了减少潜在的摩擦，中印之间有必要建立新的互信机制。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莫妮卡・詹索瑞亚和卡内基基金会的托比・道尔顿就此构想进行了讨论，卡内基基金会的弗雷德里克・格莱尔主持了讨论。

阎学通（Yan Xuetong），罗宾・罗斯蒂格（Robin Lustig），易名（Elizabeth Economy），傅立民（Chas Freeman, Jr.），芮效俭（J. Stapleton Roy）

2012年10月4日，华盛顿 | 英国广播公司的罗宾・罗斯蒂格主持了一场有易名、傅立民、芮效俭和阎学通参与的辩论。这场辩论是由卡内基基金会主办的三部曲系列辩论的第三场，它围绕三个广泛问题——中国的经济雄心、是否军事上遏制中国和让步以解决全球危机——来讨论下一任美国总统应如何接触中国。这场辩论由英国广播公司的《今夜世界》节目同步直播。

理查德・勒夫（Richard Love），罗斯特・戴明（Rust Deming），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佐藤裕人（Heigo Sato），秋山信昌（Nobumasa Akiyama）

2012年10月4日，华盛顿 | 2011年7月，笹川阳平和平基金会发起了评估日本和美国如何应对福岛核危机的项目。在由卡内基主办的活动上，两位项目负责人，秋山信昌和佐藤裕人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三位工作在联合应对危机第一线的美国政府官员也参与了讨论，他们是曾任国务院日本事务主任的罗斯特・戴明大使、曾任职于国防政策副国务卿办公室理查德・勒夫和曾任职于国防部、现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詹姆斯・肖夫。此次活动由詹姆斯・肖夫主持。

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马库斯・卢德洛尔（Markus Rodlauer），黄育川（Yukon Huang）

2012年9月27日，华盛顿 | 对于中国经济减速正在加剧的关切与日俱增。一些人推测中国经济可能会崩溃，而另一些人则承认中国经济面临风险，但是预期会实现“软着陆”。这一经济减速恰好发生在中国下一代领导集体接班的时期。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史蒂芬・罗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马库斯・卢德洛尔讨论了中国经济的前景和明年的政策选项。卡内基的黄育川主持了这次讨论。

包道格（Douglas H. Paal），骆家辉（Gary Locke）

2012年9月13日，华盛顿 | 近几十年来，整个世界都目睹了中美两国前所未有的高度接触。中美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亚太地区更积极的合作将对地区和全球发展至关重要。骆家辉大使依托他曾经担任美国商务部长的经验，分享了他对美中关系和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卡内基的包道格主持了本次讨论。

包道格（Douglas Paal）

视频问答，2012年10月3日 | 中国十年一次的新一代领导人换届将会在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上进行。随着70%的政府职位将被更迭，这次权力交接可能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和崛起中的中国的发展轨迹。在一个视频问答中，包道格展望了将要到来的中国领导人换届及其可能对中国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影响。他说新领导人很有希望会引领中国需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并且放开政府对社会的控制。

包道格（Douglas Paal）

《亚太政策简报》（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2012年9月27日 | 中日双方目前都处于国内政局的关键时刻，因此双方领导人都在维护着自己的爱国势力，而为此牺牲着彼此的关系。现在是中日双方评估变化的事态、并制定计划来消弭对抗的时候了。野田首相或许可以采取其他方式缓解紧张局势；而中国一旦完成了权力交接，也应会采取措施缓和同邻国的关系。并且，鉴于日益提高的经济相互依存，中日双方都不需要继续抬高政治僵局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史文（Michael D. Swaine）

《中国领导者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2年秋季刊，第39期 | 与利比亚问题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领导人多次否决联合国对叙利亚做出的决议，并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军事干预。这对中国稍早前表示接受外部势力部分干预国家主权的态度提出了质疑。这期的《中国领导者观察》更细致地审视了中国对叙利亚持续骚乱和先前利比亚经验所铺垫的更大背景的看法，从中探究了影响中方对外国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人权政治冲突之立场的因素，以及中国观察家们内部所可能存在的观点和方法差异。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

网络评论，2012年9月17日 | 韩国日前计划研发“远程弹道导弹”以便更好地应对朝鲜的军事袭击。然而，考虑到美韩军事同盟的总体实力，新导弹所附加的军事价值微不足道，而政治影响却可能极为显著。在朝鲜没有进一步挑衅的情况下，推出远程导弹计划并不是当前东亚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发展短程导弹项目（射程接近500公里）是更好的选择。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威胁中国或俄罗斯的领土，仍能覆盖朝鲜全境，还可以减轻日本和美国的顾虑。

涂建军

《中国低碳经济》（Chinese Low Carbon Economy），2012年8月 |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能源气候项目主任涂建军在“2012能源安全与低碳经济国际论坛”上发言，具体探讨了中美两国的能源特征、如何建立全新的国际能源秩序观、中国的煤炭消费和石油安全等问题。他认为，中国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对国际地缘政治必将影响深远；同时，中国需要正确认识其在国际能源贸易体系中的定位；市场化、国际化才是解决中国能源安全与环境挑战的不二法门。

安东尼・冯・阿格塔米尔（Antoine Van Agtmael）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11月

金砖五国的经济腾飞举世瞩目。但事实上，它们还远没有达到经济成功。尽管金砖五国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但它们依然处于“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之列。
金砖五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三大挑战。首先，缺乏凝聚力是一大问题。对内，五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各国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对外，它们在各自的区域中的领导地位并不被认可。它们面临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同时，技术进步、新能源（以页岩气为代表）的开采和利用以及工资差距的缩小又给了发达国家翻盘机会。
其次，在经济上，虽然金融危机为金砖五国提供了机遇，但这种好处并不长久。一方面，金砖五国不再是投资者的天堂——高回报率并不持久。另一方面，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为未来可能的危机埋下隐患。历史证明，经济危机往往始于那些在上一场危机中沾沾自喜的国家。倘若如此，下一场经济危机将很可能始于金砖五国。
第三，五国面临政治稳定的挑战。金砖五国的政权合法性依赖其经济腾飞，而民主是其薄弱环节。它们当前看上去稳定，但没人能确定未来的变数。年轻一代人要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权利，而地方精英需妥善处理，防止这一期望升级为暴动。国内政治不稳定和区域冲突可能严重阻碍五国的崛起。
总之，文章认为金砖五国的持续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将增速甚缓。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金砖五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比预测速度更为缓慢。但作者同时也指出，金砖五国正在转变其发展模式、依靠高附加值产品推动发展。尽管五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其经济引擎的作用依然非常重要。

相蓝欣（Lanxin Xiang）

《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第54卷，第5期, 第113-128页

尽管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安全问题的论调有所缓和，但美国的亚洲政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美国依然在亚太增强军力部署以确保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这让中国领导人担心美国将开启一个新冷战时代。
美方 作者认为奥巴马的“转向”（pivot）战略已经造成了恶性循环：中美双方都不断误读对方的战略意图，作出对方不乐见的举动或者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如果缺乏基本的战略信任，中美双方在很多领域的合作将没有意义。文章认为，美国的亚洲战略实际上将对美不利。一方面，其战略并不能长久——“转向亚洲”战略的实施依赖于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但这一联盟分散而脆弱，盟国忙于各自的国内问题，并不真心支持美国的区域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发起的新冷战将帮助中国转变其战略姿态，并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中方 当下，习近平提出“管控分歧”来推动中美关系，意味着中方战略姿态的转变。首先，现行框架下中美冲突难以避免；其次，中国将会维持一个名副其实的战略平衡以避免全面对抗。但作者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在国内，尤其是政权合法性，仅外部压力不足以推翻中国体制。因此，中国领导人会继续把精力集中于国内问题上，而不是急于解决与邻国的争端。
总之，双方全面的军备竞赛已经拉开帷幕，而美国任何孤立中国的措施都会引来报复性对策。文章指出，问题的关键已经是如何“管控”亚洲高度军事化的安全环境。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形势将会恶化。

张锋（Feng Zhang）

《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第54卷，第5期, 第129-148页

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让中国感受到新的战略压力，这使得中国开始重新思考其“不结盟”战略。
作者认为结构性压力、历史经验和实力增强是中国重新考虑结盟问题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结盟的提议发生在中国崛起的特定时间点上。“不结盟”政策的反对者们认为，一方面，与冷战时期中的弱势地位不同，当前中国的强大将使之在同盟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实力使得结盟有利于对抗美国。
中国学界对此有三类观点。第一类，现状派支持继续保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不变。第二类，修正主义合作派认为“韬光养晦”应加以修订。王缉思和朱峰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结盟并不必要，反而会恶化中美关系。中国应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进一步加强对外合作，应对新的挑战；同时，中国应走向“和平发展”，而不是革命或对抗。第三类，修正主义激进派认为中国应该结束“亲美”，必要时与美国相对抗。例如，阎学通认为不结盟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缺陷，限制了中国与邻国发展战略关系；戴旭认为中国应与俄罗斯结盟，建立“欧亚大联盟”（Euro-Asian grand alliance）。
文章指出，如果这些观点转化为行动，亚太地区将会出现两大对立的同盟体系，形成一个中美对峙版的新冷战格局。然而当下，支持结盟的观点在中国学界和政界都不是主流声音。但其重要性在于它对现行的官方政策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能够激发辩论，并具有成为未来的政策选项的潜力。

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12年9月，第211期，第624-648页

尽管私营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但中国的关键战略部门依然被国有企业把控。这些企业越来越市场化和国际化，但它们国家所有的性质和运营模式并无改变。
作者认为，国有企业集团拥有显著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经济上，它们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得重要资源，并自主管理庞大的利润。政治上，这些企业集团的负责人享有部级或副部级待遇，拥有相当的行政能力，能够阻挠可能限制其权力之机构的建立。
但文章同时指出，经济自由化和多元化似乎并没有改变“党管干部“的体制——这些关键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任命和提升依然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同时，共产党还就这些领导者在不同企业、部门的职务进行调换，防止利益团体的形成。共产党对人事任命的管控大大增加了企业领导者建立经济利益集团的难度，进而防止了企业界精英挑战共产党的统治，有利于政权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吉尼亚・科斯特卡（Genia Kostka）和威廉・霍布斯（William Hobbs）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12年9月，第211期，第765-785页

面临不断加大的能源安全压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开始推行节能减排政策。但对中国地方政府而言，节能减排意味着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减缓和地方政治利益受损。文章指出，以山西省为例，地方政府采用了“利益捆绑”（interest-bundling）、“政策捆绑”（policy-bundling）和“政策架构”（Framing）三种策略来弥合中央节能减排政策与地方利益的鸿沟。
利益捆绑 在非正式层面，地方官员和当地龙头企业领导关系密切，他们通过私人关系以及承诺优惠待遇和补贴来说服企业实施节能减排。例如，在实施范围和标准制定上，山西省政府制定了比中央政府更加严格的节能减排计划。这些严格标准符合当地大型能源企业的利益，因为它们希望通过严格的标准将小型能源企业挤出市场。同时，贯彻节能减排也可能让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获得升迁机会。这样，官员们将自身的政治前途与企业领导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挂钩，使落实节能减排政策成为一种互惠合作，有效避免了损害大企业同政府的关系。
政策捆绑 地方政府通过找到节能减排政策与当地政策的切合点，将两者捆绑起来施行。例如山西省利用2008年奥运会和经济衰退的机遇清理小企业、小煤窑，减少政策实施阻力。同时，关闭小企业使得生产管理更加容易，地方财政收入也因大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加。
政策架构 地方官员可以对政策做出不同诠释。他们往往将节能减排政策抽象化，并做出符合当地利益的解读。通过政策架构，当地政府使节能减排的政策服务于地方利益，同时赋予了一系列“捆绑”措施合法性。
总之，通过这些方法，地方官员可以有效平衡中央政令和地方利益——在不损害地方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情况下，确保节能减排任务的实施，并避免当地企业的抵制和不满。

尼尔・安格哈特（Neil A. Englehart）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2012年7-8月，第52卷，第4期，第666-668页

尽管最近的缅甸选举缺乏自由和公正，但它代表着缅甸政府的进步，创造了更广阔的多元化空间，同时也使军政府内部的分歧制度化。因此，即便选举是不公正的，也仍为未来缅甸进一步民主化创造了机会。
在这次选举中，军方青睐的政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议会席位，并且军方领导人获得了所有关键的掌权职位。选举舞弊和不公正非常明显：政党和候选人登记的难度和费用将很多小政党拒之门外；尽管各政党在理论上允许参加竞选，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政府还不断骚扰反对党及其候选人；同时，选举过程中的实际操作也存在严重问题。
但作者认为，当前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无法避免的选举漏洞，而是选举本身的进行。即便选举是为了延续军方统治，它也使得缅甸国内政治环境产生了显著变化。新政府绝不是民主的典范，但它代表了制度上的进步，同时可以作为渐进式改良的基础。如果美国无法意识到这些有缺陷的选举可能带来的机会，这将可能危及民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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