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往来本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促进交流、加深社会凝聚力的手段。然而，礼尚往来却日益畸化为庞大的“人情债”，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大负担。

有数据显示，中国户均“人情支出”（节假日和红白喜事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高达7.9%；农村家庭的“人情支出”更高达11.4%。

或许对富人而言，一次大手笔的“人情消费”也许等同于添置一块瑞士手表或是一套名牌西服——是“身份的象征”。但对中国穷困家庭而言，“人情消费”可以称得上是辛酸的“血泪债”了。调查显示，收入水平处于最低25%的城市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45.1%。是什么驱使人们即使入不敷出也要去付“份子钱”呢？

答案也许很显然。人情债，还了，也许饿肚子；不还，下场更糟糕。违反了规定的风俗习惯也许会受到严厉的制裁，社交孤立是一方面，舆论压力更是难以承受之重。

即便是目前可以做到“遗世而独立”，待到家中子女即将成家立业之时，也不得不重新进入社会关系网络。普林斯顿经济学家认为，婚姻市场的竞争在处于收入低的家庭之间尤其激烈。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取决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为了营造好的口碑，维护与邻里乡亲的关系，从而将来为子女谋求好的配偶，这部分家庭不得不咬紧牙关支付高额的人情费用。

所以，再穷也要咬咬牙出了该出的份子钱，不出的话，邻里取笑，乡亲指责；不出的话，儿子娶不上媳妇，女儿出不去闺阁。人情贵吗？再贵也要给，砸锅卖铁也要给。有些偏远地区的农民甚至卖牛卖地来支付“份子钱”，想必也是被人情“绑架”了。人情贵，债难还。

对穷人而言，“人情支出”的逻辑背后隐藏着更为畸形的消费陋习。铺张的红白喜事推高了家庭的“人情支出”；因为怕收不回来，家庭便想尽办法以各种名义摆酒设宴，更加铺张。人情消费和铺张之风水涨船高，带来的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一方面，这部分本可以用于生产的资源被用于扭曲的炫耀性消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极大损失；另一方面，日益膨胀的“人情消费”和婚丧嫁娶规模使得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

传统习俗如果已经病入膏肓，或许就到了该被摒弃的终时候了。或许我们该找到新的交往模式，而不是依靠扭曲的消费行为苦苦支撑，因为人与人交往并不需要金钱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