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以“无私奉献，全民一心”（Serving as One）为主题的人民行动党（PAP）第32届大会上，该党秘书长李显龙总理继续强调“任人唯贤”，同时特别指出“才能的定义可以更广泛，不只是局限在狭隘的学业成绩”。这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传统的“精英主义（Elitism）”的可喜进步，值得欣慰。

　　众所周知，“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先生是国际知名的“精英主义者”。虽然无可否认，新加坡的精英们也的确缔造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辉煌奇迹，然而，随着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兴起，“对民主政治抱有悲观主义情绪”和“普遍排斥民众参与”的“精英主义”也不得不重新反思，与时俱进了。

　　纯粹的“精英主义”过份强调“精英决策和精英治国”，割裂了自认为“管理者”的上层精英和作为“被领导者”下层民众之间的联系，随着时间的发展，“过度的优越感”令精英们逐渐脱离了普通群众，甚至腐化堕落。同时，具有“贵族倾向”的“精英主义”把教育学历、家庭出身、个人财富等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造成了“唯学历至上”，也加剧了社会的“教育贫富悬殊”。

　　“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而“学历至上”则助长了社会上的狭隘的学习功利主义，两者的危害皆不可小觑。

　　第一，脱离群众。

　　新加坡政府一直以高效和廉洁的作风享誉世界，然而为何作为执政党的PAP的得票率却在近年的大选中每况愈下，更于2011年降至60.14%的历史最低点，并让反对党工人党历史性地赢得了六个席位？究其原因，“精英主义”难逃其咎，正如有新加坡选民所指出，“这个政府已经忘记了聆听”。

　　“精英主义”将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仅拘泥于上层精英的小圈子之中，而上层精英们则想当然的认为自己的眼界一定比民众独到和长远，民众只需要被动的接受精英的“良政”即可，从而忽略了大众的参与。在面对民众的质疑时，上层精英们则在很多时候表现得高高在上，既不愿认真倾听民众的意见，也缺乏耐心向民众仔细解释政府政策制定的原由和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政府的政策偏离了或者强迫了民众的诉求，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与抱怨。

　　“新加坡政府与普通民众对于中国认知的巨大落差”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实例。新加坡政府和执政精英们十分明了中国作为巨大投资、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对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因此即使时至今日，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最近“通商中国奖”颁奖礼上仍然反复强调要“跟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乘搭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车”。然而，大多数的新加坡普通民众对此则不以为然，不论是对于政府“强化与中国联系”还是“引入中国外劳”的“良苦用心”，一直以来却多有不解与微词。

　　不论作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长期脱离群众都必定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失去选民基础，“民心长城”就会倒塌。因此，信奉“精英主义”的人民行动党必须调整执政理念，努力将角色从“社会管理者”向“社会服务者”转变。不仅要密切联系民众，更要虚心倾听民众心声，要把民众诉求作为首要任务，把民众满意作为最高目标。

　　第二，学历至上。

　　新加坡社会特别是政府机构是出了名的“精英殿堂”，如果你没有名牌学府的高学历背景，不仅很难在官场上“出人头地”，也许连政府的“入门票”都拿不到。这种“ 精英思想”根深蒂固，即便是新加坡的小学生就已感受到了学业竞争的压力，“从小做状元，一生做精英”的观念令整个新加坡社会都活在追求“学习成绩”的压力之中。

　　不过，不要忘了还有句古训，“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可否认，学历很重要，但它毕竟不能完全等于能力。当今发达国家，选才用人大多已从“学历至上”进入到以创新和绩效为主导的“能力时代”，这是一个必然的未来大趋势。因此，今年新加坡小六会考取消公布“状元榜”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然而，新加坡社会未来如何才能全面重新定义“不以学历论精英”，而“以能力与品德论英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我们并不推崇纯粹的“民粹主义（Populism）”，但是如果新加坡的“精英主义”能够继续革新，以激发并包容普通民众无穷的智慧，新加坡社会必将更具创造力和包容性，因为，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缔造者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