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与官，一向是不对称的，至少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是这样，做官的叫官爷，当民的叫子民，做官的可以放火，当民的不能点灯，做官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民的缴捐纳税举步维艰，何以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不以民为民，则民不以国为国，梁山英雄的一帮刁民另立山头对抗朝廷，岂不是刁官作孽倒逼民反的典型？
　　
　　如今时代大有不同，官爷被公仆取代，子民被公民取代，源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身份世袭和不平皆因民主而成为历史。无论是官是民，都是公民，在民主的框架下，尊卑贵贱的身份区别渐而消逝，谁也不比谁高人一等或矮人一截。在理论上讲，这叫做有社会分工之别，无高低贵贱之分。可是，有些人，主要是有些官员，官本位影响深入骨髓，老是以为自己就该“骑马坐轿”高人一等，“为民做主”胜人一筹。何以如此？官在官员的眼里，是权力主体，可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民在官员的眼里，是管制对象，必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乏民主教育和历练的中国人，总是不由自主地陷入旷野恐惧，以为没了明君，自己倒不知该如何生如何活了。即便在今天，中国人一样希望主宰自己命运并给予自己福利的官员是明君，是青天大老爷，饥荒时可以赈灾放粮，冤屈时可以为民做主，倘若还能个别地进行雪中送炭以解燃眉之急，或者官威不慎冒犯却又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不计小人过，那就要感恩戴德高呼万岁了。
　　
　　中国人不像西方人，有过民主自由的启蒙熏陶，认为人生来平等，官也不例外，于是，总统饭馆就餐照样得排队，侵害了百姓照样被起诉到法庭。中国人依仗的，更多的则是血统，是权势，现今社会，为什么要拼爹，就是古代“朝中有人好做官”的民间延伸，是爹要比现行秩序更有战斗力和说服力，要不，有些人为了出人头地或者其他的名堂也要找个有脸面的人唤作干爹。权力在中国很有分量，不仅可以不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收入分配制度限制，而且还可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以“大事讲政治，中事讲影响，小事讲法律”，可以让人自愿地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做贡献，可以在这个事情原则上不行的情况下进行灵活性的运用，可以高居庙堂之上将跪访的百姓视为冲击国家机关绳之以法，总之，官员手中的权力似佛法无边，而公民乖巧的选择就是回头是岸，要是不够识相，或只能沦为刁民。
　　
　　官员有权，于是就太过强势，压根儿不将公民权利放在眼里。山西永和，不是有人狂言“我爸是县长，在永和我爸就是国法”吗？江苏靖江，不是有人扬言“公安局是我家开的”、“杀死人没问题”、“跟老子干，我要你的命”吗？重庆江津，不是有人说“跟政府作对就是恶”吗？江西宜黄，不是有人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吗？广东深圳，不是有令要驱逐“治安高危人员”吗？陕西镇坪，不是有人因交不起4万块钱而将7个月大的胎儿强制引产吗？当权力以如此不近人情的冷漠甚而见血封喉的残忍直面公民的权利，公民该不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政府有钱，不在乎官车豪华一点，官楼雄壮一点，官餐奢侈一点，不在乎公款出国旅游，医疗星级病房，家属移民海外，但政府的钱，同样需要照顾到民生，要让百姓有房可住，有学可上，有病可医，而不是任凭百姓为了房子而甘当一辈子房奴，为了上学需要乘坐毫无安全保障的农用校车，为了医疗疾患需要以盗窃绑架等极端方式筹措钱财。作为公仆，怎么能拿着主人的钱过的比主人还要阔绰奢华呢？
　　
　　有官员渎了职犯了错，可以异地任职东山再起；有官员露了富显了财，可以避而不谈视而不见。有百姓举报了官员，就可能被告以诽谤；有网民揭露了猫腻，就可能被跨省追捕。强拆了百姓的房子，上访就是扰乱治安可能被劳教；歪曲了法律的公义，申诉就是无理缠讼可能被拘留。百姓没有权力，不像官员一样可以支配社会资源，可以以政治的名义使行政司法服从于社会大局，进而堵塞权利救济渠道，致使百姓告诉不能上访不成。

　　官员能决定百姓的命运，但百姓却决定不了官员的前程。公仆看似很多，实则没有选择。主人的义务，不仅要为公仆支付必要的服务成本与报酬，而且还要对其服务极尽赞美，倘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惹了公仆不高兴，那没准一下子就从主人地位转变为专政对象了。
　　
　　想起那一帮被朝廷视为刁民的梁山英雄，本来都过的挺好的，为什么偏要成为刁民和政府对抗呢？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大概正是其因。好人变坏，大都是逼的，被官逼，被势逼，以至于良被逼为娼，民被逼为盗。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了要咬人，何况是人呢？刁民（除了个别纯粹意义上的刁民）不息，是因刁官不止，“没有天生的刁民，只有刁官，害得人家变成刁民。”诚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