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史，就像我们熟知有“洋枪”、“洋炮”、“洋火”一样，我们也知道一个名词，叫“洋学堂”。

　　1916年，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北京开办了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老百姓称之“洋学堂”。

　　“洋学堂”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直接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作用。“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燕京大学当时的校训。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教会系的“洋学堂”成为历史一页。

　　人的成才是最美丽的风景，而大学就是人的森林，在办学中积淀天地之灵气、人文之精华。

　　但树种的单一，难免使这林子生态失衡，缺少原始森林的那种勃勃生机。现在，将近100年后，我们发现，身边的这片森林，有了一些生态上的改变，一批洋树种被引进，它们会给森林带来新鲜空气吗？

　　今年以来，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都掀起了一场中外合作办学的热潮：11月初，上海纽约大学正式对外招生；温州肯恩大学（筹）今秋迎来首批204名新生入学；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今年首次招生，5年本硕连读；与此同时，昆山杜克大学进入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宣布开办深圳校区……

　　更多的学校还在洽谈之中：浙江希望在2015年前再创办2~3所中外合作的高水平大学，并办好一批中外合作项目，相关部门近期正与一些海外知名高校“热恋”中；上海则在未来5年启动紫竹国际教育园区建设，吸引美国常春藤联盟名校及其他国际一流高校加入；广东的规划是到2020年，重点引进3~5所国外知名大学到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合作创办高等教育机构，建成1~2所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高水平大学。

　　从外媒的报道上，我们也能“嗅”到一些洋学堂进军中国的信息：如《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莫纳什大学成为第一所获准在中国办学的澳大利亚大学，与中国东南大学在江苏苏州合作建立一所研究生院和研究机构。莫纳什大学副校长埃德伯恩表示：“澳大利亚的研发开支开始趋于停滞，但中国的研发开支在迅猛增长，在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包括研究和创新方面有巨资投入。”

　　该报道还透露，美国高校在这方面的争夺尤其激烈，纽约大学和杜克大学已经拿到在中国办学的协议。正在寻找机会的还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佐治亚理工学院。

　　英国中文报纸则在一则“中英教育合作掀空前热潮”的报道中，介绍了自2011年年底，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访英期间与英国教育大臣戈夫签署《中英教育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之后，中英高校“结对”“联姻”的消息频出：成都理工大学和英国国立知山大学开始筹备合办旅游管理专业的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兰卡斯特大学签署合作办学协议；谢菲尔德大学宣布在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新设工商管理本科专业。

　　中国的高等教育，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欢迎世界名校来华落户生根。有人说这与前不久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对扩大教育开放、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做出新的部署有关。

　　英国学生联合会的国际学生官员张巘认为，合作办学对中国高校是一个刺激，使之向国外高校学习，提高教育水平。而长远看来，中国积极参与合作办学的目的，还在于像美国那样，聚拢全球优秀人才。

　　这些年来，中国的大学，新楼越造越多，人越招越多，但教育质量难合人意。就业难及对国内高校办学的失望，大中城市里越来越多的父母“用脚投票”，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

　　自2008年起，中国留学生以每年20%的速度激增。仅2011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就达339700人，其中自费留学的就达到314800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

　　在留学大众化趋势下，海外名校为何依然选择进军中国？它会不会变成像“麦当劳”全球扩张一样，只强调数量和标准化复制？如何能确保它的质量和不被“本土化”？国内高校如此渴望携手世界名校，背后深层次的动力在哪？中外合作办学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先期进入的国外知名大学在中国的探索，给我们带来哪些启迪？

　　有待观望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