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汉勤：1939年6月生，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现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消化系主任医师兼门诊部主任。先后在武汉、北京及广州等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40余年，曾负责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彭德怀的住院医生。）

　　在生命最后的两个月，癌症已转移，彭德怀周身疼痛难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对疾病，他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却时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见毛泽东！”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完全不能说话，布满着血丝的眼睛，却从早到晚一直睁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

---

“145号”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调令，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

　　那时，我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彭德怀，那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战功显赫的元帅？毛泽东曾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颂过他，此时却成了专政对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务，我心里不免一阵紧张。然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能推辞。

　　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我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看不出他曾指挥千军万马

　　接班后，我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得知他的详细病情：

　　彭德怀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来越严重，上厕所都起不来，于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初诊为直肠癌。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中央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医院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4月26日，医院为彭德怀做直肠癌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我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时进去的。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发，那倔强的消瘦的铁青的方形脸庞，那深沉有力且蕴含着几分忧郁的眼睛，那宽厚的总是紧闭着的微微向下弯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结，呆滞而忧郁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显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英雄。

　　我也没有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

“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

　　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此后，我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时，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身体每况愈下，受尽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对自己的病总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每天数次到卫生间里，自行清洗大便，为假肛换熬料。医生、护士要帮忙，他挥手拒绝，说：“太臭，你们走开！”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

　　他激愤难平地说：“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庐山，我以私人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还有就是在上庐山之前，我出访了东欧一些国家，因此说我‘里通外国’，搞什么‘军事俱乐部’，这完全是强加于我，我绝不承认，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嘛！”

　　他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每次查房，总听见他喃喃自语：“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三十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唤‘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些话他反反复复地说，医护人员虽然不便与他交谈，但这些话大部分都记录在病历上。

梦中大喊：“冲啊！同志们……”

　　有时，他会突然变得很沮丧，呆呆地望着窗口投射进来的一束光线发愣；有时，他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或许是沉浸在回忆里；有时，他会独自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旧事。

　　“主席，你什么时候变得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呢？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啊！你过去的宽宏大量到哪儿去了呢？你被左倾路线排挤的滋味难道不记得了？你批评王明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讥讽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难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变了！”

　　我们医务人员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怀事小，否定历史，否定事实，否定真理，否定党的原则事大啊！”

　　我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但别人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

　　他不愿答应医生查房时的询问，对如何给他治疗，用什么药，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他有时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夜深时，我们曾听到他梦中大喊：“消灭敌人！冲啊！同志们……”接着，便是很长一阵无休止的咳嗽。

　　总感觉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毛泽东诉说，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见毛泽东！”我们医生、护士爱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说什么，只好这般安慰他：“情绪不要过于激动，思想不要考虑太多，以免影响身体。”

　　他反倒把声音提得很高，两眼直盯着专案人员及看守战士手里的笔记本，“你们记吧！就说我有意见，有气。要是把我现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们才是！”

脚趾从鞋的破洞里露出来

　　他陷入了极度的激愤和悲伤之中，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个人默默地凝视着昊昊苍穹，默默地承受着痛楚和厄运……

　　彭德怀依然十分关注政治舞台上的风雨阴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后，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之间，他隐隐约约地得知林彪叛逃摔死了。他义愤填膺地说：“林彪居心叵测，他的许多话是别有用心的，他提出什么‘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不是什么创造，是制造混乱。”“他还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这简直是糟蹋毛泽东思想！不知毛主席听了有何感想？”

　　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时候却又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他的声音哽咽了，太阳穴边曲张的血管搏动着，眼睛湿润，两道混浊的泪水流过微显浮肿的脸颊，两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颤抖。他渴望向自己的亲人倾诉衷肠，却说不出一句话。

　　他受尽病痛折磨，经常痛苦呻吟，但医生查房时，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总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绝地说与病情无关的事情。但我们有规定，听到不回答，不外传。

　　冤屈长期得不到申诉，他孤立无援，束手无策。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脚上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他面色铁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插在袖筒里，浑身瑟瑟颤抖，目光呆滞而无奈。

　　这种万念俱灰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他显然力不从心，知道命运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时常怒火中烧，不停地和看守战士大声争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对着战士吼叫：“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开除出党吧！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战士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他纵然千呼万唤，纵然大发雷霆，中南海是绝对听不到的。

　　彭德怀体内的癌肿已侵犯到全身多个部位，肩膀肿得厉害，痛得不能动弹。他那宽阔微驼的嵴背，仿佛又被重荷压驼了许多。他已疲惫不堪，比平时更显得苍老了。

　　经医院及科室有关人员研究，拟给他进行“放射”治疗，并报专案组及他唯一的一个亲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后着手实施。这时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尽，情绪低落。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变得更加起伏不定。时而消沉烦躁，时而呆呆地凝视思索，时而扼腕长叹暗自垂泪，时而又破口大骂。当我询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只顾诉说自己的心事；看守战士干涉他时，他也根本不加理会。

　　比如，我问：“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坚持放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他回答说：“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他侧过头去，眼泪流在枕头上

　　医务人员推着他，通过人来人往、昏暗阴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疗”。他身穿黑棉袄，脚蹬圆口布鞋，头上戴着鸭舌帽，一个大口罩几乎遮盖了整个脸。他已经步履维艰，只能坐在轮椅上，更加显得老态龙钟，没有人能认得出这就是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他常常自言自语：“我还是那句老话，‘是非有公断，事久自然明’，主席说叫历史去做结论吧，我等着历史做结论。”

　　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当看守战士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发绀。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不分昼夜地观察着他的各项生命指征。他终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

　　11月4日，医院征得专案组及他侄女的同意，给他做气管切开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此后，他完全不能说话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无人的时候，他常常侧过头去，眼泪默默地流淌在枕头上。

　　他那瘀肿的布满着血丝的眼睛，从早到晚总是睁开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时常能听到咕噜的声音，仿佛是从他胸腔里发出的撕裂声，从气管套筒里传出。

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当医护人员给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着，张着嘴“啊、啊”地想叫喊。死神正在向他猛扑过来，他不愿意、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间！或者，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遗憾，他有满肚子话要对决定他命运的人诉说，他还想多看一眼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和国的大地和天空！

　　他顽强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极限坚持着，可是，他已经筋疲力尽。他的元气、精力已经耗费殆尽。他挣扎不起来了。他孑然一身。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个世界。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此，他把怨恨、痛苦、忧虑、困惑、遗憾和希冀，留给了这个世间，永远地撒手而去。

　　在那个数九寒天的苦涩岁月，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护士像对待每一位逝者一样，常规地为他做最后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条洁白的床单严严实实地遮盖着遗体。

　　一位指挥千军万马鏖战大江南北，为民族解放事业纵横捭阖，为人民利益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共和国元帅，就这样默默地走了，共和国毫无动静。

　　他的名字将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