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她是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在我们联系到资中筠老师的时候，一开始她拒绝作采访，本意是该说的都说了。但在电话那头，我被她的态度所感染，温文尔雅的声音，似乎在给年轻人作功课。她强调自己一直保持独立性，不接受所谓的左右之分。以下的文字根据其授权整理后发布，旨在找出中国改革的困境以及中国下一步如何走。

改革唯有中国道路

　　如今，改革再次被提上台面，呼声渐高。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希望，受振奋和鼓舞。但是我没有感到振奋和鼓舞，相反，觉得希望渺茫。我们现在要寻找的是“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一处，只要前进不要倒退，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但是，面对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等造成的灾难频发，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知识分子要承担责任，不能让整个道德价值系统垮台。现在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分界很可笑。因为事实是权贵资本和国际跨国资本正在联手，危害工人阶级。

　　回到改革话题，首先要改的是“举国体制”，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居庙堂之高者显然比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做而不是说。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财政既然是取之于民用于民，那就要还给老百姓。老百姓想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

　　以前有一个说法是“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所以孙立平写的溃烂理论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可怕的是全民溃烂，整个精神的堕落。所以眼睛应该向下，而不是总是向上，老是想给决策者提点什么意见，让他们痴心的想着，这种自作多情的事可以少一些。现在更需要的是眼睛向下，即全民的问题。

　　前些日子以所谓爱国为名的打砸抢，一是为了发泄他们的不满，二是说明了民众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当时感到非常悲哀。回顾历史，上面还是慈禧太后，下面是义和团。这样的心态，难免不让人情绪低落。我不是反对不妥协，我认为必要的时候就得妥协，不能够打仗。当然，先进的中国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其实，这背后无法遮盖中国特色的贪腐、官员廉洁度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会缺乏诚信等负面形象。

　　此外，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也不能全盘的把西方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引进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我还没怎么看到。大多人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你天天喊革命就完了。

解决腐败问题要靠法治之剑高悬

　　古往今来，腐败一直存在。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过去国民党就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企业界没有腐败，现在我们是全社会各界，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今天在我们这里讲公平、正义，觉得现在不够好，到现在的幼儿园小学生上来或者中学生上来，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事很不好？恐怕不是，他们 觉得在这里面谁都是这样，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也是，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但是，中国的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但不可能长期如此。

　　腐败问题不搞法治和权力的制衡就没有希望。若不能够让舆论和群众监督的话，这种腐败也不会被解决。现在官员权力太大，需要改革。但是，从人的观念来讲，为什么改革开放必须打倒两个凡是。所谓真理的标准的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文化的解放，思想解放，但是那个很不彻底。后来实际上又回到两个凡是上面去了，要冲破一些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思想解放，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但是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就不是制度改革问题了，当前非常重要的还是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碰到的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早期改革碰到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思讲的雇工几个以上就是剥削，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心里明白的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碰到很多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冲击力应该是自下而上。

　　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在歪歪扭扭的成长，并不是很健康，马上就会有法制观念，无形的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到处都碰到各种潜规则，你如果触犯了这个潜规则，无论你有多好心去帮助别人做事，都是大逆不道的。我觉得文化的普及，这种思想，新的思想，解放思想的普及非常重要，对于每一个有了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有责任，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们就更加有条件和有责任传播，授业解惑，就是正视我们的历史。

权利不公造成了财富不公 市场经济需平等的权利

　　谈经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中国的大部分GDP是来自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得来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若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的需求外，还要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除了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那么，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已到了拐点。

　　健康的市场经济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健全的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而配套的制度是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来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的发展。此外，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也造成“弱肉强食”，制造着不平等。一个好的体制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的弊病。

　　现在严重的社会分工不是市场的竞争造成的而是权力严重受到侵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证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集团华尔街的大老板们挟持了美国的政府的话，我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政府本身就是大老板，就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可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改革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同一个根源。另外一点，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跟美国有相同之处的，全球化分配是极端不公的，绝大部分的利益进入了权贵和暴富群体的口袋里，而广大的劳动者只分得了非常小的一块蛋糕。但跟美国有一点不同，因为过去中国是处于极端贫穷和完全没有权利的情况之下的，所以有了这点松动了这点分配，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底层的人的生活也还是有所改善的。所以，虽然很多的企业家都已经提出来不能一天到晚只关注GDP的不断增长，刚才也有人谈到了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脚步来进行一些调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其原因是经济利益的绝大部分的集团，只有不断地把这个蛋糕做大才能剩下一小块来分给老百姓以使得他们不造反。他不可能调整为我那80%让出再让出10%来，这个可能性不大。

　　到目前为止，老百姓还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以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个是国际的条件，比如说国际市场上缩小了，这点我也不用多讲了。还有一个是下一代新的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一方面机会越来越少，一方面要求越来越高。这个要求并不是说不合理的。他不再忍受上一代父辈所不能忍受的条件，这种权利不公造成了财富不公，也造成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公的。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不公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平则鸣。

　　最后，我想说，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容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到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要高。这样就是，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长远来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年轻人走进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

　　众所周知，国企领导干部的腐败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重灾区。从受贿746万元的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到受贿859万元、10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的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原总经理王贤泸，以及受贿近2亿元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不胜枚举，步步惊心。不少国企领导用他们精心编织的政商网络和倾力缔造的财富帝国，为自己谋取巨额利益，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或者大肆收受贿赂、侵占私财。

　　这些国企领导们为何能量如此之大？因为他们既掌握着权，又掌握着钱，具有用权生钱、用钱获权的得天独厚之优势。尽管政企分开喊了很多年，甚至在表面上也实施了政企分开，进行了公司化、股份化改造等，但国企尤其是垄断性国企的运作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甚至仍然像机关“衙门”一样。

　　比如，国企的领导们依然有行政级别，遴选的方式依然是政府任命，国企在银行信贷、财政补贴等方面获得特权性扶植等，国企领导们也主要对掌握自己命运的官员负责。尽管这样的组织有着企业的外表，但内在运作却是行政化和官僚化的。

　　那么，该如何约束和监督国企的领导们呢？既然他们有着官员的特性，或者说，既然他们本身就是官员，那就只能按照对官员的要求来约束和监督他们，令其财产公开就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措施。国企领导们一方面大权独揽，另一方面又掌握着巨额财富，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权钱交易的泥淖，要求他们公开财产对于约束他们的腐败行为不可或缺。在一定程度上讲，将他们的财富晒在阳光下，其不轨行为可能会有所收敛。

　　当然，要想杜绝国企领导们的权钱交易和贪腐行为，只有财产公开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国企进行实质意义的改造，至少要打破行政垄断，让私企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其实，绝大部分的国企都可以交给私人所有和经营，因为它们提供的产品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物品，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无论是石油、电信，还是银行、电力，私人不仅有动力经营，而且还会经营得更好。

　　当企业和权力脱钩之后，当企业面临竞争压力之后，当垄断被市场取代之后，权钱交易和腐败行为都会大大减少，监督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应当指出的是，要求国企领导们公开财产只是走向财产公开的第一步，无疑，所有的官员以及依赖纳税人过活的人员都有义务公开自己的财产。在法治社会里，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自己所交税收的去处，有权利要求所有薪酬来自税收的人员公开自己的财产。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财产公之于众的人，完全可以选择非公务员职务、不进入依赖财政运转的单位，一旦选择就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必须接受阳光的照射。

政治清明需要“三重反腐突破”（侨报评论员）

反腐是为了恢复执政党健康的机能，恢复民众的信心。换言之，有此三重反腐突破，八年后的“美丽中国”图景，才会有“政治清明”的一个篇章。

腐败是社会毒瘤，也是困扰各国的痼疾。正在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代表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也离不开反腐倡廉。此次十八大热点所及，看似老生常谈，但从官方文牍中，仍可以发现不少值得关注的新意，如“政治清明”。 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将会“亡党亡国”。

中共最高领导人对腐败问题的严厉表态，显示中共对当前腐败问题有充分的警醒。其次是胡锦涛提出法治“三不”，即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充分肯定法治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当然，重话当属首次提出“三清”理念，即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说明中共认识到，腐败问题涉及文化、思想、机制等多个层面，要从政治生态的全局高度看待，这是中共认知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反腐呼声之所以这么高，就是因为虽然当局一直在做，但效果总不如人意，部分地区、部分行业腐败问题相当突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动摇民众对执政党的信心。随着国情、党情以及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公众对腐败也愈发不能容忍。惩治腐败，取信于民，关系人心向背。

事实上，中共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刚刚结束的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过去10年，中共查处了薄熙来、陈良宇、刘志军、康日新、许宗衡等一批涉及省部级以上的大案要案；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66.8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24584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如此“亮眼”的成绩单，一方面因为反腐败力度较以往有所加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社会转型期，贪腐问题有不断加重的趋势，甚至渐渐面临失控。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法制日报》最近的报道引述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有70%到80%的腐败案件发生在中央提出加大反腐败力度的时期”。这说明，多数腐败问题属于顶风作案，并且呈现出“前腐后继”的状态。报道还指出，“根据国际上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在职务犯罪问题上，司法查处的可能仅是实际发生的1/6左右，还有5/6并不能获得及时揭露和惩处”。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去推算腐败现象，确实很难让人乐观。

可以说，当前的反腐局势已经到了空前严峻的地步，正在蚕食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反腐败工作即便不能快速见成效，也必须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即在行动上突破，在制度上突破，在政治上突破。这与胡锦涛所提的“三清”理念也是契合的。

行动上突破，解决干部清正的问题，是反腐最需要迈出的第一步。民众期待反腐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就需要中共在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上有实际作为。比如官员财产公示，比如“裸官现象”，比如干部选拔之带病上岗，等等，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之所以缺乏力度和实效，从根本上来说是科学与方法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怎么做的问题。

制度上突破，并不是说反腐“无法可依”。有数据显示，2005年1月至2012年7月，从中共中央到国家有关部委制定涉及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达616项，但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仍存在空白，一些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的不到位是腐败猖獗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要随着进一步收缩政府审批权限，不断释放社会监督力，减少行政权力寻租现象。

政治上突破，应该为权力运行设置明确的“边界”，制约权力方是治本之策。失控的权力导致腐败，而腐败本身跟癌细胞一样，会自我复制，形成腐败文化，吞噬健康的官场文化。随着中共执政方式的转变，对廉洁政治的要求更高了，制度反腐已不足以抵御泛滥的腐败，提倡政治清明，预防腐败才是关键。反腐要反的不仅是腐败行为，还应包括腐败文化、腐败心理等。

从世界近现代政治演进历程看，反腐败是各国公共治理难题之一。贪婪与欲望在权力与金钱勾兑下，使腐败现象成为一杯在权力社会必然存在的“鸡尾酒”，各国皆然。而且越是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现代化过程，腐败现象就越是严重，反腐败就越是社会发展进步“必须服的药”。

民间有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政党和政府的腐败现象常常是人心向背的指针。 在本报看来，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在执政党领导下自上而下推行，如两年前中共颁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就有52条“军规”，内容极其广泛，过程也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保持耐心。最重要的，反腐是为了恢复执政党健康的机能，恢复民众的信心。换言之，有此三重反腐突破，八年后的“美丽中国”图景，也会有“政治清明”的一个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