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贵宇送李克强离开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是1978年初。
在前一年年底刚结束的那场高考里,下放知青、时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克强,在570万考生、录取率仅4.8%的情况下,获得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政法系录取通知书。
送行那天,孙贵宇找来了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他记得,李克强爬上车斗时,还是穿着那条裤管开衩到膝盖、走路扇风的破裤子。随身行李,除了一套换洗的破衣服,便是一个笨重的旧箱子。
送行队伍里有公社干部、没考上的知青,还有当地村民。拖拉机开走时,村民都在哭。他们议论着这个年轻人,“这是个好书记,处理问题干净利落。走了,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
拖拉机开进蚌埠中级人民法院,李克强的爸爸李奉三时任这里的副院长。
孙贵宇帮忙去搬那个旧箱子,这位时年33岁的农活好手,憋足一口气竟没搬动。他问:“箱子里啥东西这么重?”
李克强说:“孙贵宇,我怎么考进大学?里面都是书,没这些书我怎么考上大学。”
29年后的10月22日,李克强出现在十七届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中。4个多月后,即2008年3月17日,他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10月27日上午,安徽省凤阳县大庙乡东陵村,李克强插队时曾住的宿舍原址前,村民陈学义正在讲述他与李克强一同为五保户担水的经历。
2012年10月底至11月初,记者走访了安 徽合肥、凤阳、定远及北京四地,这位中国高官的青年时代成长历程逐渐明晰:省城长大的干部子弟,少年时遭遇文革,青年时下放农村,高考恢复当年他首批考入 北大……读书,是他不懈坚持的习惯;对自己的苛刻要求,则成就了他内敛稳重的性格和非凡的口碑。
高中辍学 幸运结缘桐城派大师
安徽合肥八中行政楼大厅的校史展板上,1974年首届高中毕业照片上,李克强被特意标记出(后二排右三为李克强)。
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干部家庭。据记者了解,他的父亲李奉三生于安徽定远县农村,是兄弟姐妹7人中唯一在私塾念过书的,解放后任安徽凤阳县第一任县长。母亲是凤阳人。
合肥市第八中学,安徽省名校,亦是李克强的母校,校训“完善自我、追求卓越”。
2012年10月底,八中老校址里,那株4层楼高的百年银杏树,扇形的叶子尚未金黄。
树下石碑篆刻的《银杏记》记载:校园内原植有雌雄两株,见证合肥八中半个多世纪来的风雨历程。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不幸枯死其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值文革动荡。合肥八中现任校长王建明介绍,1969年至1974年,李克强在此读完5年制初高中。
王建明的办公桌对面墙上挂着4幅扩印照片,是2006年合肥八中50年校庆时,他到辽宁沈阳拜访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时的合影。
“在文革最艰难时期,我们学校的管理者、老师,都不放弃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对人的教育。”王建明说,那时上山下乡、学工学农,都与教育活动紧紧联系起来,要求学生不要忘记文化知识。“李克强、苗圩都得益于此。”
苗圩,李克强的同年级校友,现任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部长。八中知名校友还有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查明哲、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影视明星李亚鹏……
八中老校址门前的街道叫桐城路。“天下文章,归于桐城”。桐城有“中国文都”之称,桐城派称雄清代文坛200多年,拥有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作家群体。
文革时,八中教学秩序遭破坏,李克强也一度辍学在家,却与桐城派结缘。
当时,李克强母亲在安徽省文史馆任会计,馆里有个馆员叫李诚,负责图书资料收发管理。文史馆文史业务处现任处长王兰说,李诚整天闷在屋子里看书做研究,不同外界打交道。
李诚看似是个怪老头,实则是学贯古今的末代桐城派国学大师。晚年的李诚除了李克强,再无其他弟子。
据公开资料,当年,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李诚谈文论道。两人谈诗论文,并相互唱和,常从上午谈到傍晚。
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李诚将其视为门 生,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教导。此外,还给他说文解字、开读书目录。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 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
凤阳县原大庙公社“五七领导小组”干部纪鸿冠则回忆:“李克强曾说,他上中学时,书本上的东西一看就会。除了考试,平日不去学校,都在图书馆里找书看。”
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李先生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日复一日,年年如此。”
插队凤阳 看青走路吃饭皆读书
安徽合肥八中老校址内,约四层楼高的百年银杏树见证了李克强1969年至1974年的5年中学生涯。
凤阳,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称帝后,本 在家乡建都,但随着疆域扩大,后停工改在南京建都,留下建成一半的明中都,和他早年出家的龙兴寺。城南7公里为明皇陵,陵墓中安葬着朱元璋父母及兄嫂、侄 儿的遗骨。陵墓东边的村子叫东陵村。1974年,知识青年李克强便是到此村插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如今的东陵村村委会,向东南方向走200米穿过一片稻田,经过两块20米见方的水塘,便见村口留着一圈排球场大小、1米高的石头墙基。30年前,这里曾是公社专为插队知青修建的宿舍,东陵村唯一的砖瓦房,李克强就曾住在这里。
10月底,凤阳县大庙镇老电影院的一间旧平房内,86岁的白发老人纪鸿冠在床沿坐下。当年身为“五七领导小组”干部的他,负责知识青年的吃住行。
纪鸿冠回忆,李克强是1974年春天(3月)来的,其他是分组下放,他是个人单独下放。“他父亲曾在凤阳工作,熟人多。(李奉三)有一个熟人在东陵大队(村),下放就是找有(李奉三)熟人的地方。”
63岁的东陵村村民陈学义是李克强刚插队时的邻居。他记得那时早晨5点前,李克强就跟着他一起到门前水塘里,往地里一担担挑烂泥。那时由于缺乏化肥,烂泥、人畜粪便都是庄稼急需的肥料。
“他(李克强)干活儿可以,力气行。我俩还学雷锋,为队里的五保户(孤寡老人等困难家庭)挑水。”陈学义说,“那时他经常到我家吃饭,我也经常到知青宿舍吃。蒸干饭什么李克强都会,煎鱼做得好吃。没一个大人不高兴(不喜欢)他。”
纪鸿冠回忆,在最初做些农活儿后,给李克强分配的任务是看青——看护庄稼,不让被大队里的鹅、牛、猪等牲畜糟蹋,也防止人为破坏。
现任东陵村党支书的路文军是当时西陵村开大型拖拉机的机手,他记得那时李克强皮肤黑、穿戴朴素跟农村人一样,但爱学习、每天都看书。“朱元璋爸妈的老坟树多,他就在树荫下一边看青,一边看书。”
明皇陵的大坟包像个小山头,庄稼就在坟包下。坟包上密麻生长着几百年的参天大树,那时四周还没有围墙,树荫下正好适合看青、看书。
“他吃饭都要看书,走路要看书。我们喝酒他不喝酒,就爱看书。”路文军说,李克强尤其爱看历史书。
路文军在跟老乡闲聊时听来这么一段传闻:有一 次北京来了4个老人,到明皇陵里考察,随身带着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资料书籍,被李克强看见。李克强插话说:“你这是皇宫的书。”老人被眼前这个看牛的年轻人 惊住了,便说“小孩,你来。你咋知道我的书是皇宫的书?”李克强讲得头头是道,还寄稿子给那位老人。
当上书记 挑担子连肩膀都磨烂
10月27日中午,安徽省凤阳县大庙乡退休干部纪鸿冠向记者展示李克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给他写的亲笔信。
李克强插队不到半年,在大庙大队(今大庙镇大 庙社区)的另一个知青点,约八九个知青出现不团结的情况,不在一起吃饭、学习,也不参加劳动。纪鸿冠介绍,经过此前几个月时间的观察,他注意到李克强这个 人“蛮沉着,有工作能力”,便请示公社党委,把李克强调到这个知青点当小组组长。
李克强到任组长后,小组果然发生变化,以前的知青们能正常学习生活了。“领导对他很欣赏,其领导能力得到肯定,是好苗子。”
1976年,21岁的李克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担任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一方面为加强大队领导,另外是给知青锻炼。”纪鸿冠说,当时的知青下放后,很多到县区市工作,大庙公社的几个优秀知青都安排当了大队书记。
时任庙东队队长的孙贵宇,是李克强的直接下属。因大庙大队下属的7个生产队中,庙东队邻里纠纷频发、情况复杂,李克强重点盯着孙贵宇的工作。
“早晨4点半都不到,就到我家。”孙贵宇记得,春天到了抓生产,李克强一大早便穿着那身蓝褂子和裤腿开衩到膝盖、走路扇风的蓝裤子,到各个生产队队长家转。“他早中晚各来一次,商讨当日工作安排。并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各家生活情况,调解矛盾纠纷。”
纪鸿冠也注意到,李克强能很好发动群众,每天第一个上工的就是他,“他上工早也就带动干部上工早,干部上工早带动社员上工早。”
纪鸿冠回忆,那年公社建大坝需石块,规定每名社员出劳力,担3到5担不等。干部有的称秤、记账,便省去了体力活,“但李克强坚持要带头上山挑石头。”
说到这,老人那被皱纹和褐斑包围的浑黄双眼突 然出神地望向窗外,“他没干过,挑担子不会换肩……肩膀挑得稀烂。”老人哭出声来,边用老手抹泪边说,“社员们都看到,有的用小板车拉石头的,就让李克强 把担子放到车上拉省事。李克强却拒绝,他说,我完成任务要你们也完成任务,我没完成任务,要求你们完成任务就对了么?”
今年68岁的孙贵宇在自家大堂里学起了李克强当年挑担子的样子。他弓着背,斜顶起右肩,双手在肩头前举着担子,以减轻对肩部的压力,迈起步子一起一顿,还学着他当年呼哧呼哧喘大气。
李克强担着石头要走20多里山路,4天下来,把任务完成了。“当时我们看到,心里却很难受。”纪鸿冠说。
孙贵宇记得,另一次大庙大队兴修水利挖大塘,李克强带头一掀锹,大伙也开始掀锹,从不磨洋工(偷懒)。那次工期计划1个月,仅用22天就完成,得到公社党委表扬。
孙贵宇见过有些知青背书包和水壶,但李克强却从没有。“自己带吃的时,他跟社员一样,把芋头、红薯塞在衣兜里,吃时也是一咬一个白印子。生产队管吃,他就跟着社员们一起吃。社员们喝凉水,他用瓢朝水缸里一舀也喝凉水。”
为考大学 放弃了返城不走后门
“即使十一二点回去,都坚持每晚看一个半到两小时。”纪鸿冠回忆,那时条件差没电灯,就点煤油灯、豆油灯、蜡烛学习。
孙贵宇在李克强住处闲聊时,见他看书得凑到10公分眯着眼看,便问:“我说你不能买眼镜看?”李克强答:“我不上学就不戴眼镜。”
孙贵宇又说,“你爸是干部,蚌埠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将来随便给你找点工作干干,你为啥在这受罪啊。推荐上大学,你找人也能可以。”
李克强则严肃道:“孙贵宇,你不懂。上大学还要有考试制度的,我家兄弟都工作了,我不工作来下放。没有考试制度,国家就选不到人才。都为了人事,你推荐,你有人;他推荐,他有人。哪里选得到人才?”
在纪鸿冠和许多人看来,李克强个性的确与众不同。别人都是标榜优厚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他却从不。
李克强插队后,父亲李奉三也不断到凤阳走动,希望儿子早点“上去”。但李克强对这事情很反感,还顶撞父亲:“我的事情不要你问,不要你考虑这些事儿。”
有一次,纪鸿冠带知青们去参加凤阳知青先进代表会议。开会前一天晚上报到时,纪鸿冠在油印室看到,李克强的讲话材料被知青主任改了,加上他优越的社会关系,父亲当过县长等事情,并打印出来100多份。后来李克强看到,气得用刷子把改过的都给刷掉。
第二天主任找到李克强问:“你怎么把我搞的材料涂成那样子。”
李克强反驳:“你找我我还没找你呢。你经过我同意了吗,把材料这样加?”
纪鸿冠还记得,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剑英当年每年来一次凤阳考古,并与李克强偶然相识。在接触中,王剑英发现这位青年的才华,他向凤阳县委推荐,把李克强招为文化馆馆员。“县委同意王剑英意见,派人找李克强谈话,他本人不同意。”
当时知青干什么都愿意上来,不愿意呆在农村,当工人也干。李克强为什么不愿走?纪鸿冠问李克强,他说,“恢复高考已有眉目,我要读书,继续学习,不工作。”
当然,李克强也有动用关系“走后门”的时候。
孙贵宇那时家里太穷,房子是用芦苇杆子、高粱杆子支起来的茅草棚。
李克强则想办法搞几块木料、几根毛竹,帮他盖上了泥巴墙的草房。
路文军与李克强第一次打交道是因为开拖拉机去蚌埠提货。李克强动用父亲的关系,搞到了化肥、水泥、石灰、水泥砖等紧张的物资。
成绩优秀 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
定远县位于凤阳县南侧,在两县相交的凤阳山上,李克强父亲李奉三曾参加新四军,与日寇打游击。定远县九梓乡,是李克强的祖籍地,生活着他的旁系亲属。今年,李克强父辈唯一健在的五叔李敬初患癌症过世,享年82岁。
72岁的李克强堂兄李克文,在九梓乡的九梓街路口开了间小超市。柜台上,孙子正在玩电脑游戏植物大战僵尸。超市客少,偶有人买包烟等小百货,仅老人一人看店。
李克文表示,自己长年在家务农,10多年前买了这间房开超市。跟李克强见面不多,最后一次见面是10多年前伯父李奉三病危时,到合肥探望时遇见,“堂兄弟自然亲切。”
他说,堂兄弟一代大多在家务农,有几个年纪大 的已去世,他的3个儿子也都当兵走出去,在企业里工作,没通过这个堂弟沾到啥光。“他肯吃苦,不然当不了大队书记。他勤奋。文革插队前,他曾回过一趟老 家,人家带东西回,他背一包书回。那时盛行读书无用论,他爱学习,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1977年12月,文革后恢复的首次高考举行。李克强报考,但不知大学水有多深,于是根据自己喜好历史的兴趣,第一志愿报考了安徽师范学院,出来当名历史老师。但第二志愿他还是填了向往的北京大学。
纪鸿冠领着几十个知青去考试,考上大学、中专的约6个。其中李克强为皖北行署滁县专区第二名,而当时名牌大学都可破格到下面录取成绩优秀的学生,李克强则被北京大学录取。
李克强临走前,与纪鸿冠已是无话不说的好友。 纪鸿冠记得,那年高考后,王剑英夫妇曾问李克强考的怎样。李克强回信谦虚称“不行”。王剑英又回信,表达了惊讶,“你怎么讲你考不取?你写的信,我拿给几 个教授看了,他们说你写的信水平比现在好多学员都好呢。真正要不录取,我们到合肥破格也把你录取,我们全家都盼你到我家做客!”
据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所长宋霖的见闻,李克强在北大上学时,果真经常到王剑英家中看望。
主张超前 很关心国家法制建设
安徽省定远县九梓乡,李克强的堂兄李克文停止务农后,开办了一家小超市。(图中大门正对路口的房屋)
2012年11月初,北京迎来一场初雪。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树林子里的叶被晚秋“染得”五彩缤纷,和博雅塔一起投射进湖水平静的倒影里。北大燕园——34年前,李克强就在这里开始他的大学时代。
10年文革中国高校招生废弛,同时也令77级的北大法律系,得以荟萃10年积压下的83名中国最优秀青年精英。教过这个班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将他们称作“黄埔一期”。
据《南方周末》2007年报道,尽管那时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属绝密专业,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黄埔一期”的选拔标准。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曾在《法制日报》撰文回忆,入学后在一次全班大会上,听取系领导讲话。他一边听,一边翻看手里的同学花名册。他的学号是36号,跟在他后面的37号便是李克强。
一米七六,身材非常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很有福相,给人感觉是英气逼人。话不多,但讲起来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这是李克强留给何勤华的印象,而他留给同学们更深的印象,是他学习异常用功。
何勤华回忆,没课时,李克强一早就离开宿舍,吃好早饭就去图书馆,除了出来吃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才离开。
“这也是当时的普遍现象。”武树臣告诉记者,那时北大条件很艰苦,阅览室不够,桌椅也不够,他们每天早晨都得抢座。“许多同学们早晨在食堂买两个馒头,一点咸菜。中午就就着楼道里的保温桶,喝点热开水咽冷馒头,从早到晚不出去。”
何勤华还记得,由于他们这代人的小学、中学都在文革度过,没有外语的基础,所以李克强入学时的英语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奋,自己制作一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
武树臣也记得,“他什么时候都拿着那个小本,走路快得像赶集,吃饭也快。”
“印象最深的还是李克强。”这句话不仅出自同学,也出自向77级讲授刑法学的教师杨敦先之口。
“在77级的课堂讨论中,学生们的见解不仅仅拘泥于课堂上教授的刑法本身,还往往超出。”杨敦先记得,李克强经常联系到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上,通过运用西方三权分立等各理论学派的观点,联系到实际问题,而有些主张至今都显得“超前”。
武树臣也说,北大每年有“五·四”科学研讨会,从77级开始,北大法律系有了新动向,不是以老师为主体,学生们也上台,学生加老师各占一半。
“李克强上台讲的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工程设计’。”据他的记忆,在那次讨论中,李克强运用统计学定量分析等思路,探索法制建设的解决方向及手段措施。
“他能想到用理工科思维方法解决文科问题,且在读书时代就关心国家法制建设。”武树臣佩服说。
思想活跃 更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据《中华文摘》2008年文章,在校学习时, 李克强曾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 督和制约学生会,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
杨敦先说,他1959年在北大留校任教至退休的数十年里,77级学生的整体水平及思想活跃程度是他见过最强最高的。“与高中生入学只会从书本联系理论不同,他们普遍有社会工作经验,更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杨敦先还认为,文革后北大重新恢复了自由开放的教风学风,李克强等77级学生在进入北大后,得以通过老师教授和图书馆的丰富资料开阔眼界,见识东西方各派思想,“他们的思想也得以活跃。”
大三以后,中国现代法学先驱之一龚祥瑞老师给77级开外国宪法课。龚祥瑞不仅在课上教授,还在自家小院开公开课堂。李克强也在他那理解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并开始转向学习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
据《中华文摘》文章披露,李克强在校期间,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何勤华日记记录,“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祥瑞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把文稿交给李克强,要求他做补充、修改。
李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 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 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有龚先生的名字。”
李克强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南方周末》报道,1982年,北大法律系77级毕业,其中4人选择留校。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的李克强放弃留学机会,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同年,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调任他为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
调团中央 不忘凤阳农村乡亲事
1982年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李克强被选为团中央常委,不久后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还就读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当过知青的他持续关注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5年拿到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
而今,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展厅陈列着该院前院长厉以宁的诸多著作,其中一本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为厉以宁与他的3名弟子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合著。
1996年,时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听取来自凤阳县的干部刘见汇报希望工程工作时,插话问:“改革开放了,你可知道孙贵宇过得怎么样?”
同去的人答:“他在镇政府对面开个饭馆。”
1986年,包产到户后的孙贵宇的茅草屋换成了瓦房。上世纪90年代初经营饭馆后,他的生活逐渐富裕,瓦房改建成2层小洋楼。
1998年,从未有地方从政经验的李克强被调赴河南,出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后任省委书记。2004年又调任辽宁省委书记。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则成为近20年来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
2008年,孙贵宇又在老洋房后面新盖了一间新楼房。那年合肥八中投资5个亿元人民币的新校址建成。校史展厅里,“我校第一届高中毕业生”高三(6)班的黑白合影照片里,李克强位列“后二排右三”。
2012年10月24日傍晚,合肥八中高三年级的教室内,与当年李克强毕业插队时年纪相仿的学生们,正一个个埋在满桌书堆里自习。一间教室门上贴了一副横批为“好好学习”的对联,上联“畏苦怕累别出去”,下联“三心二意莫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