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8日在此间表示，从中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政府更多的角色应该是“助产士”而非“永久保姆”。

　　林毅夫是当日在山东大学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做如上表述的。

　　他在本次年会上进行了题为《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框架》的主题演讲。林毅夫首先介绍了他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对现有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为的是增加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对政策的影响。

　　他认为，中国未来继续发展生产力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土地上了解中国现实，而不是取经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在他看来，西方的经验和理论作为激励还可以，但绝不可以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

　　林毅夫强调，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需要了解中国这块土地背后真正的逻辑，而不是根据书本讲的原因找出路。他说，中国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他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例，当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效率不如市场经济体制，但最糟的经济体制是双轨制”。中国改革后，不时有人预言中国崩溃，因为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共识进行改革。但30多年过去，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越南也走中国式双轨制，经济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柬埔寨、老挝等也做过类似的成功改革。

　　这些经济发展和转型做得好的国家和地区都不是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因此世界银行做出了反思。世界银行在反思中发现，东亚经济之所以比较成功，是因为出口导向、政府干预，同时政府对市场经济体制是友善的。

　　但是林毅夫认为，世界银行的反思中只有原料，没有食谱，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建议。因此，他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介绍说，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发展，必须有市场经济和一个有为的政府。

　　林毅夫说，经济要发展，社会水平要提高，就要改变产业结构水平，就需要工业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而且在变迁过程当中，必须改善各种基础设施，这是企业本身无法独立完成的，需要政府协调和改善，以使产业升级顺利进行，或由政府直接来做。

　　中国经济学年会历经10余年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交流思想、探讨问题的重要论坛。共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15个理事单位组成。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历时3天，共有中外300多位经济专家及学者参会。　

林毅夫：照搬西方理论只会失败　

从实践来看，不管哪个国家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现成理论来指导他们的政策，都是失败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上说。12月1日，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厉以宁、万广华、张曙光、徐滇庆、白重恩、沈坤荣等学者获奖。林毅夫作为第一届获奖者代表在会上致词。

　　「长期以来，西方有很多套经济理论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但是从实践来看，很多套经济理论都是失败的。」林毅夫说。

　　那么，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成功呢?林毅夫认为，经济学理论必须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了解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必须是深入实际，有理论创新，然后才能确定怎么发展经济，而不是去把国外非常好的理论拿到国内来使用。张培刚教授深入实际的研究方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张培刚先生是我国具有国际影响的老—辈著名经济学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大卫威尔士奖」，他由此成为迄今为止亚洲国家中唯一获得这一奖项的学者。凭借这篇论文，张培刚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林毅夫说，「张培刚教授在30年代时深入中国农村，写了很多中国农村报告，写那些报告奠定了他后来在哈佛大学理论创新的基础，我觉得这一点方法上面我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特别的去体会。因为只有深入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才能够真正指导中国经济。」

　　张培刚先生研究的方法不仅中国知识分子是典范，其爱国行为也是中国知识位子的典范。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张伯伦还曾邀请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但他却认为这份美差只是个闲职，为了迎接新中国，在解放前夕，张培刚舍弃了600美元的月薪从曼谷再次回到回国。

　　「张培刚先生用他的行为充分表现我们知识分子学习的目的，是希望用我们学到的知识来贡献祖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林毅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