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2年的领导人换届是全球焦点，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战略转型，看来肯定会影响其未来的增长模式。

　　过去30年，邓小平向市场和世界开放中国经济的决定，让中国取得快速的增长。直到最近，中国的大量廉价劳工，是其出口导向模式的关键。

　　集中在中国沿岸，这个模式造成产出的不均等分配，及高储蓄、低消费的特殊情况。改革后，中国的储蓄率便稳定上升，从197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增加到2007年占GDP的51%。

　　经济增长不止由生产因素如劳动力、资本和科技决定，也有赖于制度安排。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已经成功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型为以市场为根本的蓬勃经济。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中国的改革者以各种其他方式来补助公有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日益扮演分配资源的基本角色。

　　改革适逢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之际，释放了不但改组中国产业，也改组全球生产程序的力量。中国与现有的制造商竞争，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发达经济体大量外包传统制造业、高科技制造业甚至一些低端的服务业，为像中国这样拥有资源和成本优势、市场潜能和有能力为产业提供支持的新兴市场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机会。

　　今天，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初期刺激效用已经消减了。工资上扬、出口需求疲软和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有力竞争，意味着建立在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此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之后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也迫使中国官员开创未来经济增长的新途径。

　　最重要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必须由国内经济驱动力取代。这也就是说，必须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技术的更新并进一步实施制度上的改革。

　　如果成功推行，这很可能逆转造成近年巨大失衡的全球储蓄和消费模式。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情况最终让中国成为美国的债权人。

　　当然，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与消费格局已经历重大改变，中美双方都致力恢复内部平衡。根据中共十八大设定的2020年平均家庭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届时将可能释放64万亿人民币的购买力。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将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这个模式假定中国将发展国内资本，而不只是依赖外来投资。的确，吸引和吸收外来资金的能力，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及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原因。

　　然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积累和有效分配资本的能力。今天，拥有90万亿人民币银行业资产、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在全球金融的角色日益关键。不过，这些资产量大质低，是中国完成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充分利用中国资本竞争优势的挑战。

　　经过了30年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增长，中国新领导人正面对历史转捩点。中国能否成功转变其经济模式，不但将决定其增长前景，也将决定其持续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