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警告他的同僚大规模群体的风险。他写道：“必须就来自（群体）心理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案，不然就只能听天由命地被这些问题吞噬。”随着阿拉伯世界自发的示威取代了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刚刚诞生的民主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领导人应该紧记勒庞的警告。

　　自群众走向突尼斯、开罗、班加西和其他阿拉伯城市街头、推翻几十年的旧政权以来，旁观者和分析家一直不能确定阿拉伯世界将何去何从。但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些事件的政治维度上：谁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要求又是什么？

　　事实上，示威持续不止、激烈和频繁的程度——比如9月份班加西地方武装分子刺杀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J. Christopher Stevens）——显示了群体的文化和心理在阿拉伯世界事态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历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后，厌倦了不可信的制度和毫无作为的政党的人民，开始通过社交媒体来组织民间抵抗运动。

　　结果，受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现在面临由群体互动，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左右的政治局势。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现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用群体心理研究来理解。

　　群体与组织相反；他们不是由严格的等级制度控制，通常是由没有正式职衔的个人领导。与政治运动不同，群体总是很快而有机地组织起来，就像乌云堆积形成暴风雨那样。他们的目标也是要立即达成的：包围这个警察局、活捉哪位部长等等。在“群体政治”中，情绪通常会压过目标。

　　黎巴嫩可能是第一个经历群体政治的阿拉伯国家。黎巴嫩总理哈里里（Rafic Hariri）于2005年2月被刺杀后，众多由政党领导的群众将贝鲁特市中心的烈士广场堵得水泄不通。

无组织群众成为主导力量

　　但无组织的群众最后还是压倒有组织的团体，成为主导黎巴嫩政局的一股力量。事实上，黎巴嫩两大相互竞争的政治联盟——3·8联盟（March 8 alliance）和3·14联盟（March 14 alliance）便是以2005年群众集会日期命名的。

　　黎巴嫩的经验，显示了群众心理和支持群众的政治领导人的目标间的分歧。在埃及的解放广场、突尼斯的西迪布济德（Side Bouzid）和利比亚的的黎波里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冲突——群众在过去几个月中数度冲进议会大楼。这一分歧让这些国家刚萌芽的民主进程面临脱轨的危险，因为勒庞所说的“群体权威”和政治领导人权威之间的斗争会越演越烈。

　　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拉伯之春国家的真正挑战并不是意识形态上而是制度上的，至少在短期是如此。政府必须找出防止一小撮人利用群体效应为政治资本的办法，从而防止群体规模膨胀到比选票数量更具决定性。但传统民主制度，比如政党、议会和咨询委员会并无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

　　社交媒体既是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不同，在阿拉伯之春中，群体先在互联网上形成，然后才走上街头——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群体运动。继2009年伊朗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之后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开启了“iCrowd”时代——通过社交媒体吸引、动员和组织的群众。

　　但社交媒体也可以通过减少政治领袖和大众之间的心理和权力差距，有效地不让群众动员起来。新出现的政治阶级必须强化他们对“iCrowd”政治的认识，学会利用面簿（Facebook）、推特（Twitter）、YouTube、博客、应用程式和手机短信等工具的力量。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就认识到了这一机会，利用社交媒体全面地传播政治消息及激发和动员支持者。当选后，奥巴马推出了白宫应用程序（White House app），为公民提供了与华盛顿领导人沟通的新方式，程序包括最新事件、对政府措施的详尽解释、及高清照片和现场直播在白宫的活动。

　　私人企业也可以从了解iCrowd政治获益。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的胡伊（Quy Huy）和施皮洛夫（Shipilov）的研究显示，使用社交媒体的商业领袖能够在员工中间建立所谓的“情感资本”。这有助于领袖建立和维持与一大群人的人际关系，尽管他们之间的权力有别。与此同时，这也可以让员工更容易对所属机构产生认同感。

　　对阿拉伯世界的新政治领导人来说，这其中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群体互动不可忽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社交媒体就像是预兆暴风雨的乌云。如果发现得早，是可以在暴乱的群体摧毁脆弱新制度前，找到驱散他们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