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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谁亲手制造了中国贫富差距?
2012/12/12 15:44:13 | 浏览:995 | 评论:0

  中国学生向爸诉说柏林是好地方,但我有点不好意思。别人都坐地铁就我一个开奔驰。爸爸回信:给你转两亿美元。别给我丢人,赶紧去买个地铁。茅于轼认为这笑话背后隐含了两条重要信息。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在此并无意于为富人或是为穷人说话,只希望为社会做事,不管富人还是穷人。记得前两年,曾收到一条笑话短信:

  富二代学生给他爸发了封电子邮件:“爸爸,柏林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很友善。但是我进了学校有点不好意思。别人都坐地铁上学,就我一个开奔驰。”爸爸回信:“孩子,给你转了两亿美元过去。别给我丢人了,赶紧去买个地铁。”

  很多人可能一笑而过,但我不这么想,作为长期关注经济与社会的一名研究者,我敏感地发现这短短的笑话,背后隐含了两条重要信息:

  (1)当今中国富人的财富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

  (2)笑话创作者的嘲讽意味,以及创作的意图,均反映出社会的仇富心理。

  这两条信息,都源于一个原因—贫富悬殊。

  今天中国的贫富差异问题已经变成了大家非常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如果我们简单地用基尼系数来做一个部分比较。在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基尼系数长期在0.2以下,从2000年以后这个数字在极具攀升。

  到2008年就已经超过了0.5,现在这个数字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已经远远超过了以0.4为贫富悬殊警戒线数字的标准。

  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或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同样的笑话还有很多,与之相对应的现实版故事,自然就是频繁出现的“炫富”事件,这不仅有牵出红十字会丑闻的“郭美美”事件,还有“卢美美”、“高美美”等等,以致有好事者编了以下“炫富”等级对比的笑话:

  中级炫富标准:有位80后做到了不露声色、貌似低调实则超级张扬的炫富,那就是走入大学校园以后,惊诧莫名地说:“学校里怎么会没有高尔夫球场?”这个时候,家长马上跟着说一句:“嗯,我看看能不能在旁边给你修一个,都打习惯了,没地方还真不好……”

  高级炫富标准:另一位80后走入校园,惊诧莫名地说:“这这……我的游艇往哪开啊?”家长马上跟着说:“嗯,我看看能不能在学校里或者附近给你修个人工湖,都开习惯了,没地方还真不好……”

  于是,父母二人去找校长,想问问修人工湖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学校里或附近修个人工湖,您看需要多少钱?”

  校长惊诧莫名地看着这对脑子被门夹了的夫妇,轻轻吐出了一个天价数字。果然,他看见二位脸上显现踌躇之色,于是轻蔑地笑了一下,等待他们落荒而逃。只听其中一位犹豫地开口说道:“那还不如……在海边给孩子修所大学!”

  有些人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弊端或者是缺陷来讨论贫富悬殊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也通过腐败、灰色收入等目前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一些缺陷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这些不同的说法都只能说明某个方面的问题,而不能够真正解释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来看贫富差距在中国产生及扩大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说过去的30年一直处于经济的转型期。转型期下,发展的模式多样,进程多变,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也导致了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在经济发展当中定位的差异而造成的收入上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的行业和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收入差异。

  第二,由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通过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人为的行政的控制,导致了人们在教育以及人口流动方面很多的限制和障碍,使得很多的劳动力不能够在更多能发挥他们特长的职位或者是角色当中发挥作用,这也导致了很多地区与城乡收入差异,如地方与一线城市、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别等等。

  第三,由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层面市场化的步伐很快,但是在政治层面的改革和变化没有跟上应有的步伐,在制度层面上的改革没有同步,造成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灰色收入,也成为导致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最近几次居民收入的调查来看,最高收入10%的和最低收入10%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7倍左右上升到目前的25倍左右。

  而且人们普遍感觉到,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干得多不见得挣得多,有的时候挣得更少。这些原因带来了社会不安定的隐患,成为近期社会事件的主要触发点。

  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当中,房地产、矿产、证券行业成为最大的暴利行业,而且这三个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来说,也是作为目前的利益群体重点关注并谋利的行业。

  同时,相对社会资本而言,这三个行业是具有垄断地位或者是有比较高的进入门槛的行业。在这种状况之下,此三个行业的腐败带来了更大的灰色收入空间,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所以真正的正常收入跟灰色收入,甚至一些非法收入比较起来,作为中低端的人群,中低收入的群体在社会整个分配的领域当中,所占的比例在最近十几年当中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反映了目前贫富差异不但没有收缩,反而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需要认识到,市场经济本身虽然是有调节社会资源的效率,使分配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绩效的作用,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机制。

  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很多先天的制度上的缺陷,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在公共权利、政治体制方面没有做到同步的发展或者实行相匹配的改革措施,那有可能出现很多的灰色地带,使得收入分配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更加难以解决,以至在某些情况下产生许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靠市场机制本身解决贫富悬殊或者是贫富差异是比较困难的,这需要政府更多地在税收分配体制方面加以介入或者干预,来调节社会分配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更多地通过健全税收体制,在贫富收入出现差异的时候进行调节。

  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增加高收入人群纳税,如房产税、资本所得税、遗产税等,包括收益、利益、利息所得税等一系列的手段,来实现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尽可能缩小贫富差异。

  同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法,对社会当中的底层收入人群进行补贴和转移支付。如对于特别贫困的家庭和个人在财政方面给予支持,在子女就业、住房、工作机会当中有补贴或者是补助金。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来弥补由于市场本身所带来的在贫富差异方面的问题。

  同时,加强法制,以打击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在政府体制改革和公共权利改革方面,需要下更大的力气,以杜绝腐败的通道和渠道。

  读者可能也注意到,现在不仅贪污受贿的案件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而且贪污受贿的形式也变得越来越隐秘,从过去简单的行贿受贿发展成更多通过第三方,也就是代理人,包括家里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相关的代理人开办的公司来进行寻租和收取贿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机制性腐败”、“潜规则”,所以,虽然政府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由于在制度环节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反而扰乱了分配秩序,使得市场分配的机制失灵,更多的社会资源向既得利益群体,或者是权力相关群体汇集,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

  于是,在网络上有这样的调侃语句:

  穷人与富人打油诗(节选)

  上班出汗的是穷人,打球出汗的是富人;
  写材料的是穷人,念材料的是富人;
  欠个人钱的是穷人,欠公家钱的是富人;
  吃糖的是穷人,尿糖的是富人;
  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
  娶媳妇的是穷人,找情人的是富人;
  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
  老婆兼秘书的是穷人,秘书兼老婆的是富人;
  种稻的是穷人,种草的是富人。

  简单地把贫富悬殊、贫富差异归结于市场经济改革之错,这种论断是不成立的;同样,简单地把贫富悬殊归纳为政治腐败,这也是不成立的。所以,上述几方面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我们未来对贫富悬殊、贫富差异的调节会困难重重。

  因为市场经济模式本身,特别是在它发展的原生态的教育之下,收入分配确实是在资本发展早期被忽视的,所以我们才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血淋淋的”这样的形容。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模式本身对于社会公平方面的欠缺,所以更多是通过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方式来解决问题,尽可能地调整收入分配当中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生活在当前的中国,我们应该意识到,由于经济发展的层次差别很大,人口各方面先天的素质差异也很大,所以强调回到过去完全吃大锅饭、公平这样的思路是不可取的,也是回不了头的。

  但是必须考虑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兼顾到贫富差异的问题,特别要强调贫富差异在解决过程当中,我们的思路不是简单的杀富济贫,或者是平均化、大锅饭这样的模式,而是要给每个人公平发展的机会。

  对于社会当中的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政府应该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这种手段来进行调节。在正常状况之下,在税收这个环节当中就应该对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差别对待。而对中国来说,目前特别有意义的或者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灰色收入、寻租方面的问题。

  贫富差异问题的解决,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作为中国的老百姓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乎大家勤劳致富或者是先富起来,最痛恨和讨厌的是不公平的手段,如通过垄断或者掠夺的方式取得不合理的收入和财富,这是老百姓不愿意接受的。

  这种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讲更多的是需要从政治体制和公共行政权力的制度方面包括执行体制方面进行改变,进行改革。

  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贫富差异的发展势头遏制住,并通过进一步的市场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公共行政权力的体制改革,把贫富悬殊的问题进一步缩小到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当中。

  当然,这一切的主旨,主要是要考虑到给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公平发展的机会,而不是简单地以财富的多少作为一个比较差异。

  或者说基尼系数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指数,但是更重要的是去考虑在社会当中营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有公平发展、成长的机会,包括教育、工作、事业发展、社会地位的上升等方面的一系列公平发展的机会,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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