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很早就对发展经济学的诸问题有了系统的思考。而且虽然没有很多数学模型，林教授仍能够把众多复杂现象熔于一炉。对于林教授去世界银行之前的思想，我想用四个词概括：“要素禀赋、自生能力、发展战略、中国奇迹。”在卸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后，林教授又进一步升华了相关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并且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新概念、新术语。

　　在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解读中，已经有非常全面准确的评论，比如王勇博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这里不揣冒昧，谈一点儿我对“新结构经济学”在“发展思维”中的地位的理解，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发展经济学，或者发展思维，是经济学中的一门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应用学科。从《新结构经济学》第一章中对其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发现，二次大战后的发展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上分别受到特定时代的主流经济学说和世界经济中对发展中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发展经验的影响。

　　第一代发展思维，或“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肇源于Rosenstein-Rodan于1943年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强调市场机制本身不足以将发展中经济体带离“贫困陷阱”。这种强调“市场失灵”的理论在精神上与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推崇的政策药方是对内采用计划经济手段改变经济结构，对外采用进口替代政策保护国内新兴产业。这些政策主张与上世纪前一个五十年世界经济中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也有密切关系。比如一战、苏联的巩固、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大萧条、二战等一系列事件都是对当时英法主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体制的打击。相反地，比较成功的国家，如苏联、美国、德国，都使用过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在“虚”与“实”两大潮流的影响下，第一代发展思维表现出“结构主义”特征似乎是必然的了。

　　类似的，第二代发展思维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映射，此思潮也受到发展思维外的各种情况的影响。在理论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已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经济学界日益强调“政府失灵”的危害，以及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在实践上，战后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不同的经历经验也重塑了人们对不同发展战略的认识。这些经历经验包括发展中世界广泛采用的国家干预政策效果不佳、拉美债务危机、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成功、苏联解体、中国的崛起，等等。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华盛顿共识”也就应运而生了。

　　作为第三代发展思维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现实背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快速增长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并没有完全遵循结构主义发展政策或“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转型政策的药方，一些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表现，却最多只能算作差强人意。同时，当前由新古典的方法产生的理论通常没有结构的概念，因此，无法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因为结构的不同，其相应的市场、政府和其他制度的作用会有何不同。根据这些理论而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自然而然地把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和制度建设的目标，而没有认识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最适制度可能不同（例如金融体系），也无法研究在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和在给定的结构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有何不同。这些不足呼唤更新颖的理论框架，由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中。

　　正如林教授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说明中所说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中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其变迁。”这方面林教授及其众多弟子已经开展了很多有意义的理论工作。我相信，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是可以有像理性预期学派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样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记得林教授曾经说过，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壮大，中国经济学家有潜力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世界级的贡献。我相信，随着理论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故事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中国经济学家能够为国际经济学界做出更大贡献。“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发展思维的第三代，而且有可能为更基本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么看来，“新结构经济学”的前途的确是光明的。

　　不过在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刚出现时，总会与现有的经济学思想碰撞和摩擦。回顾经济思想史，甚至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确立一个新思想的地位。所以，在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时也需要为可能的曲折做必要的思想准备。

　　总之，我之所以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具有新意，一是因为它为廓清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华盛顿共识”政策药方的迷雾提供了可能，二是它有潜力在更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讲清楚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并且可以为更新颖的经济学思路提供基础。

　　（注：作者赵洪春现供职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