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减少权力对市场资源的控制，让资源得以自由流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得从政治改革入手，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力和自由。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上周二（18日）在新加坡接受本报专访时，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进行展望。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中国要继续维持7% 左右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就不能过度依赖出口，而要设法拉动内需。而当前中国内需不足，主要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悬殊，普通家庭消费力薄弱。

　　茅于轼指出，从1992年到2008年，尽管中国居民的绝对收入在上升，但在经济增长这块大蛋糕中所占的比例却在逐年降低，16年间共下降了12个百分点。

特权造成收入差距

　　他说：“这些钱谁拿去了呢？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政府拿了4个百分点，国企拿了8个百分点，这不是因为它们管理、创新得好，而是靠垄断的特权。我们的收入差距这么大，有一部分就是特权造成的。”

　　茅于轼也以土地买卖为例说明，权力的干涉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使市场“又没有效率又没有公平”。他说：“台湾农民有土地，可以卖，所以他们很富；中国农民也有土地，但不能卖，所以中国的农民就很穷。所有的商品都要自由交换，才能物尽其用，凡是不能自由交换的，都是权力在干涉。”

　　在茅于轼看来，从土地私有化到开放金融市场，再到国企改革，都是为了减少权力对资源的干涉；而要落实这些经济改革措施，都要突破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这也意味着，要先从政治改革做起，促进平等和自由。

　　推崇经济制度市场化的茅于轼强调：“平等和自由，指的就是人、财物、土地等资源都能平等交换、自由流动；最终的结果就是财富的创造，经济的发展。自由是人所需要的，也是市场所需要的。”

　　“经济的问题，根源在政治。”茅于轼认为，人类的发展史就验证了这一道理。他说，19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一条差不多的水平线上。但19世纪后，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人类寿命也大大延长，都是因为市场的出现。“为什么有市场？因为有了人权，平等自由慢慢地被大家承认。那些最先解决人权问题、实行法制宪政的国家，就成为了发达国家。”

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
体现在人权和法制上

　　茅于轼也指出，目前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是体现在人权和法制上，“连公安局长都没有安全感，就是人权保护得不行，所以很多有钱人都移民到外国去了。”

　　但他同时肯定，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突飞猛进，就是得益于人权的改善。

　　他说：“以前农民没有自由，不能进城。现在农民进城了，释放了巨大的潜力……他有选择工作的机会，还可以当老板。早些时候，不要说当老板，养个鸡下个蛋都是‘资本主义尾巴’。现在还可以出国打工、投资，比原来自由多了，但还是不够平等。”

　　新一届领导人应该从哪些方面推进政治改革？茅于轼认为，最重要的是允许司法独立，实现依法治国，但这牵涉到整个系统的制度变革和人员安排，是相对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然而还有很多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比如把那些不该关的政治犯放了、平反‘六四’、还有放宽舆论管制。”

　　中共新领导层上台一个多月来，一再发出改革的呼声。继李克强呼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习近平重走邓小平南巡路后，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也要求提出改革的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茅于轼表示，现在的形势看上去比从前要好，但也不能乐观得太早。

　　他说：“胡温政权一开始也让人期望很高，但最后还是出了个薄熙来。说明这十年来，法制并没有推进，还是个人说了算。”

　　茅于轼认为，新一届领导人尽管更加年轻，但还是出身于红卫兵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大潮。他说：“要真正推进民主宪政，就要等到在文化和市场大潮中产生的一代人上台，起码还要再过一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