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时电子报：评论解读中国思想界存在着几种声音，资深媒体人、独立学者萧三匝撰文指，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影响较大，新左派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中有影响力，思想界纷争主要体现为左右两派的对立，中国新一代思想家必然是能够融汇左右。

　　中国当代思想界之形成，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举国振奋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具改革共识的时代，共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摆脱教条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基于上述共识，政治家有效推动改革进程，理论家积极论述这种改革的合法性，社会大众踊跃地投身改革的洪流。

思想界严重分化

　　但改革是一个利益重组的过程，它必然带来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改革向何处去的争论出现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赞成进一步深化改革，但具体到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可以说毫无共识。

　　思想界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由此也导致了思想界本身的严重分化。1997年前后，知识分子中所谓新左派（以汪晖、甘阳、崔之元、王绍光、刘小枫等为代表）和自由主义（以刘军宁、徐友渔、朱学勤等为代表）的对立逐渐形成，这种对立后来甚至发展到了部分流品低下者相互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

　　很难想像，中国的左右两派能在今天坐在一张桌子旁冷静地讨论思想问题。在一些思想讨论沙龙里，某些所谓名人的表现无异于泼妇骂街。在网路世界，自由主义者被新左派封为“带路党”，新左派则被自由主义者反讥为“五毛党”。

　　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左右双方对中国社会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认识截然不同。左右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左右两派渐趋对立

　　一、自由主义拥抱普世价值，认为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整体。中国已经实行市场经济，下一步应该全面落实其他普世价值。新左派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必须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道路。

　　二、在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腐败问题的诊断上，自由主义认为，腐败产生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要铲除腐败，就得限制政府权力，彻底推进市场化。新左派认为，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腐败正是打着自由主义和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过是为权贵掠夺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提供了合法化的论证而已。自由主义强调起点的公平和程序正义，但新左派认为仅有这两点是不够的，应该追问并落实结果的公平，而经济民主就是实现结果公平的有效手段。

　　三、自由主义认为，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是尚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代议制政府，通过代议制落实公民权利，实现权力制衡。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的实质是“贵族的自由”，与老百姓无关，以“间接民主”为特色的代议制民主不过是“选主”，他们要落实的是“积极自由”和真正的民主，甚至是“直接民主”。

　　在思想界左右两派渐趋对立的前后一段时期，另外几种思潮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

其他几种思潮成形

　　新权威主义及其后来的新保守主义（以萧功秦为代表）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中国要走向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道路，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新权威来主导，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失序和社会大乱。新权威主义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它无法证明，稳定的社会就一定会走向自由、民主、宪政。更何况，改革即便需要权威主导，但“权威何来”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没有程序正义，权威何以服人？

　　文化保守主义即新儒家（以杜维明、陈明等为代表）认为，儒家思想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力，反而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儒家的内圣即便开不出外王，但它至少可以为中国人提供文化认同和心灵安顿。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落地也必须融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之中，否则很难稳立。但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一个思想纷杂的群体，其中一部分人（如蒋庆）甚至公然反对现代化，明确主张复古，并以“反动”为荣。

　　社会民主主义（以谢韬等老干部为代表）与宪政社会主义（以华炳啸为代表）则是在承认中国现实的前提下，试图指出一条阻力最小的改革路径。但社会民主主义仅限于倡导层面，宪政社会主义则难免过于顾及现实，以至于妥协性大于建设性。

　　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主义（以王小东、摩罗等为代表）也逐渐成为了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思潮。民族主义者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们主张中国“耀武扬威”，扩展势力范围，但清醒的批评者指出，民族主义的亢奋非但不会为国家带来利益，反倒会带来灾难。

　　一般来说，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影响较大，新左派在西方某个学术圈子内和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中有影响力，新权威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的现实，新儒家对重拾世道人心产生的影响力大于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社会民主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对中国政改而言或许是中短期内最现实的方向，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执政者与其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较佳。

　　中国思想界的纷争主要体现为左右两派的对立，其他各派思潮间的论争几乎都可以从左右对立中找到线索。

盼出现大思想家

　　改革需要共识，一个能弥合分歧、产生共识的社会才有可能稳步前进。“十八大”后，举国上下都表达了对深化改革的关切，但改革到底应该向何处去，从上到下必须形成广泛共识。要知道，一个“撕裂”的社会是无法进步的。

　　共识是否可能产生？我认为，只要左右双方都具备历史感和现实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都存在严重的不足。中国既没有自己的哈耶克，也没有自己的哈贝马斯。

　　在左右问题上，我赞成吴敬琏的看法。他认为，对中国而言，“极左和极右都危险”。中国下一步改革必须对民意进行积极响应，但民意是需要融汇的。大转型时代呼唤大思想家出现，中国新一代思想家必然是能够融汇左右，并为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可操作性理论的人。思想界分崩离析、党同伐异的局面必须结束，知识分子不能止于抱怨，而应该进行严肃地理论思考。没有任何国外的现成理论对中国的大转型进行过足以服人的论证，思想界必须具有历史担当。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如秦晖、许纪霖）正在进行融汇左右的努力，他们强调自由，同时呼吁平等，他们反对把自由主义看成一个新道统。中国思想界的前景因此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