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12月8日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讲《讲故事的人》，国内反响褒贬不一，尤其在公知界引起较大争议。目前争论的全部根源，在于莫言“职业作家”与“诺贝尔伦理背负者”之间的角色错位。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

　　对斯德哥尔摩，我有一种陌生感，我从未去过那里。我只知道它是一座精神分裂的城市，它不仅出产世界级桂冠，而且也曾制造过某种著名的“情结”。莫言在斯德哥尔摩演讲的“三个故事”，设置了三个故事圈套，聪明人都不会上当。谁要是拿过来解读，都会显得很傻。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大家都在为民间苦难哭泣时，要允许有人保持“理性”和“中立”的立场？莫言又说，他曾经为顶撞老长官而自认为是斗士，而事过多年却感到内疚。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做斗士未必符合道德标准。这是不是意味着，不要随便顶撞这位老长官，以免在许多年之后悔青自己的肠子？莫言还说，七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把第八个人扔出了庙外，以平息风雨神的怒气，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庙坍塌下来，只有那个被放逐者侥幸获救。这难道不是莫言对自我命运的一种暗喻？他是否在意指自己是知识分子政治伦理的祭品，却又自信能超越“死亡”，而批评他的众生，则要面对可悲的下场？

　　莫言自己设计的三个故事，其实就是三个语焉不详的谜语，他不说出谜底，我就只能瞎猜了。莫言的谜语，还需莫言自己来破解。这里不妨套用一下他的斯德哥尔摩句式———“我说的能算吗？我说了不算。”

　　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走钢丝的苦衷

　　莫言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很妥当的说法。你莫言自己可以不关心政治，却不能号召别人都跟你一样。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鼓励大家“不关心政治”，是一种危险的论调，它否定了公民议政的基本权利，也否定了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的公共美德。莫言的逻辑是，文学说爱，而政治则鼓吹打架和暴力，但正是莫言本人，书写了大量渲染高强度暴力的作品（如《檀香刑》）。再说了，政治为什么一定非要互相上刑不可呢？莫言难道就不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用来对话、斡旋、谈判和在竞争中共赢的民主政治？莫言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时而很狡黠，时而又左支右绌，露出天真和自相矛盾的一面。

　　莫言以故事代替观点，以私人恋母情结代替公共价值陈述，这显然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它规避了文学跟政治现实的直接而本质的关联，展示出世故的平衡技巧。但以实际效果来看，这策略只成功了一半。知识界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声音，他的妥协、多重人格和诡辩逻辑，比如用机场安检来比附针对文化思想的审查，都面对着诸多批评。但在追问莫言之前，我们难道不应该先反观一下自身吗？莫言的问题，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谈论莫言的同时，我倒是更愿意自查和自省，盘点一下自己身上那些不甚美妙的东西。在同一种语境里，我们能否真的做得比莫言更好？我完全理解莫言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走钢丝的苦衷。但我不希望此类莫言式的个人策略，会成为下一代作家的普遍榜样。这不是中国文学的伟大出路。

　　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基于诺贝尔奖的基本宗旨，文学奖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一的文学性。它是折射文学趣味、政治道义、历史真相和文化梦想的多面晶体。它要求受奖作品能深刻地表达普世价值的信念。莫言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成为一个背负道德十字架———“诺贝尔伦理”的人，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不仅如此，本次充满美誉的授奖词和热烈的掌声，还传递了欧洲对中国未来的期待。我们已经发现，这是来自本土和外界的双重寄望。从逻辑上说，莫言在接受这份荣誉和奖金的同时，必须同时为自己的批判使命做出承诺，无论是用故事，还是用论辩。正如授奖词所说，他应当“开始一种关于美德的战斗”。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但问题的可笑之处在于，莫言不是头戴荆冠的耶稣，他只是一个渴望成功的职业作家而已。这种“诺贝尔圣徒”和“乡愿作家”之间的角色错位，成为引发“莫言争端”的全部根源。

　　莫言获奖不代表中国文学的普遍水准

　　诺奖给了一位中国作协副主席，有人将此跟肖洛霍夫得奖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类比挺靠谱。在某种意义上，莫言是中国的肖洛霍夫。就这点而言，瑞典皇家委员会只是重复了一下曾经有过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小说本体论上，莫言的文学营造，的确还有可商榷的余地。他的大多数长篇，冗长而粗糙。他最好的东西，还是早年的《透明的红萝卜》，简洁、明快，成为他最出色的传奇作品。这些天，我拜读了莫言的《蛙》，又重温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再次观察到两者间的差距，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界内，莫言终究是一位比较优秀的作家，就像北村、刘震云和阎连科那样，他保持了对乡村现实的关注。诺贝尔评委放低标准来眷顾中国文学，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文化事件，没有谁会对这种珍稀的橄榄枝无动于衷。

　　莫言获奖，跟中国人拿一堆奥运金牌的情形很像。正如奥运金牌不代表中国普通民众的体育水平和健康状况，莫言个人获奖，也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普遍水准。莫言不是市场上的廉价鸡血，“莫言热”应当尽快降温，让文学回到它所是的状态。

 “莫言获奖” 中国文学有多少底气面对世界? （罗皓菱）

　　莫言，成为2012文化界当之无愧的年度热词。如果要在这个词的背后加上打底，还应该有这样几个词——“文学”、“中国”还有“世界”。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曾说：“中国文学早就是世界文学。”但，中国文学有多少底气面对世界？

　　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莫言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但在瑞典人的心目中，自有另一套时间坐标：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在上海的时候曾在文学圈内说，从1988年的沈从文（诺奖评委曾公开说过，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那一年他应该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到2012年的莫言，间隔了24年，他希望下一次不要等那么久。

　　也许，埃斯普马克说的都是客气话，但是他却从另一个视角向我们勾勒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连接的一个图谱。在一些批评家眼里，中国当代文学一直不那么受待见。在一些人看来，莫言获奖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其中包含着各种“阴谋论”。一些熟悉热爱西方文学的评论者批评更为尖锐，“米兰·昆德拉还活着呢！世界作家排名200名也轮不到莫言。”

　　批评不仅刺耳，也充斥着偏见。

　　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莫言在语言上的问题，比如过于粗糙，太长，马悦然就曾委婉地指出过。莫言在瑞典领奖期间发表的一些言论，尽管在国内很多人看来“寓意深刻”、“百转千回”，但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则是有“躲闪”之嫌，也引起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批评。被国内知识界一些人士称为还不适应在国际场合发言，他的幽默也被刻薄地理解为“农民的狡黠”。

　　的确，莫言获奖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群体早已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文学语境下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不是自莫言始，也不会至莫言终。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的汉学家大多数认为中国当时没有什么文学，即便是“文革”结束后一段时期的文学，还是带有浓重的“政治痕迹”。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这一批作家的崛起，西方汉学家开始对中国关注，并且承认中国当代确实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莫言、余华、王安忆等一大批中国作家开始在海外被广泛译介。余华的作品《活着》也已被选入瑞典文化部为高中生推荐的100本世界文学读本，除了《西游记》里的一部分，中国当代作家只有余华入选。这一代作家经历了各种西方思潮和现代文学的洗礼，又返回自己的血脉“寻根”，他们正在探寻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道路。

　　无论对于诺奖还是世界文学，莫言的获奖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莫言获奖决不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孤立的事件。作家龙应台说，希望莫言的得奖为中国打开一扇门，让全世界的人从此看到中国人内在诚恳的心灵。心灵的色彩总是多过政治，我们希望他们看到的不仅有浓烈的大红色，还有意蕴悠长的留白和优雅温婉的蓝。

　　莫言说，“我们通常说中国作家受了西方作家的影响，那我的理想就是经过真正的平等交流后，外国作家影响了我们，我们也影响了外国作家。我希望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外国的作家说，我的小说是受了中国的莫言或王安忆，或者苏童或者余华的影响。假以时日，这种情况我想是会出现的。”

　　中国作家的底气正在慢慢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