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3年，受欧债危机暂时缓和、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可能加快的影响，全球经济运行可能略有好转，但仍面临三大下行风险：首先，尽管欧债危机目前出现阶段性缓和，但危机的根本解决仍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欧债风险仍是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系统稳定的最大威胁。其次，受全球粮价上涨、发达经济体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全球通胀风险明显加大。再次，美国“财政悬崖”和国债上限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关乎美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也是全球复苏面临的最大政策风险。从政策走向看，主要经济体仍有进一步加大货币刺激的空间，但空间将随着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胀上行和经济回升趋势而不断减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年10月发布的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3%，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3%，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5.3%。
美国：“财政困境”增大复苏难度
当前美国经济走势总体可概括为经济低速增长，就业有所改善，消费增长相对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复苏，工业产出转弱，通胀压力阶段性缓解后再现反弹迹象。展望未来，美国将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继续艰难复苏。消费者信心回升将有利于个人消费继续保持增长，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步伐有望进一步加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就业和消费增长。QE3推出使美国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利率进一步走低，其政策效果已经显现。但与美国当前面临的诸多下行风险相比较，上述积极因素并不能使我们对2013年的美国经济感到乐观。
首先，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是美国当下面临的最大风险。一方面，日趋紧迫的“财政悬崖”问题已成为市场忧虑的焦点。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债务可能在2013 年1月再次触及上限，由于美国尚未形成可信赖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届时美国国债收益率将再度面临突然走高的风险，从而打击投资者信心。虽然上述不确定性极可能在历经博弈后由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妥协而得以解决，但在此之前市场信心已经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将延迟企业投资的步伐。第二，美国外围环境显著恶化，欧元区危机已经通过贸易、金融市场、恐慌情绪传播等渠道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美国对外出口放缓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目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依赖于国内因素。第三，自2012年5月以来维持的温和通胀水平再现上行迹象，美国10月CPI和核心CPI分别同比增长2.2%和2 %，而PPI和核心PPI分别同比增长2.3%和2.1%。而QE3也已推高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加之2012年美国大旱将导致食品CPI再度走高，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预计美国CPI增速将在2012年年底继续反弹，达到2.3%，从而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
综合考虑上述多重因素，美国经济在四季度将继续温和复苏，预计第四季度实际经济增长有望达到2.2%，2013全年经济增长率为2%左右。而参、众两院控制权分置的局面决定“财政悬崖”的谈判进度将会较为艰难，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在2013年一季度集中体现，届时美国经济增速可能再次回落至2%以下。但考虑到美国两党政客都不愿承担令经济跌落悬崖的责任，最终将达成财政妥协方案，从而使得美国经济增速在2013年呈现一季度放缓，此后逐步回升的趋势。
欧洲：债务危机暂时缓和
从2013年形势看，欧元区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风险：一是财政紧缩压力依然沉重，继2012年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之后，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2013年还将分别削减400亿、255亿和73亿欧元公共开支。二是银行业持续“去杠杆化”将进一步打击疲弱不堪的经济，IMF预计2013年底欧洲主要银行的资产总额将较目前缩水2.8万亿美元，导致边缘国家信贷供给收缩9%。三是主权债务危机在中长期的反复发酵仍然难免，这不仅导致市场剧烈震荡及融资成本上升，还会沉重打击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进而拖累经济复苏。预计欧洲经济2013年有望摆脱衰退，但出现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总体增长形势仍将十分疲弱。
从欧债危机的解决步伐来看，继2012年6月欧盟峰会就欧洲稳定机制（ESM）的救助方式、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等措施达成一致之后，欧洲近期在危机救助政策方面再次取得重要进展：一是9月份欧洲央行宣布无限量购债计划（OMT），在ESM对危机国启动救助机制的前提下，欧洲央行还可无限量购入危机国国债，且购入的债券没有优先级地位，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市场恐慌、压低危机国的融资成本。二是10月8日欧元区财长会议正式启动了欧洲稳定机制（ESM），以增强欧元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防卫能力。作为欧盟具有法律基础的永久性援助资金机制，ESM获得放行并投入实施，使欧债危机集中爆发的概率以及欧元区解体概率均大幅降低。三是10月19日欧盟峰会就欧元区统一银行监管机制达成一致，为ESM直接向欧洲银行业注资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有助于切断危机蔓延的链条。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近期多项政策出台使欧债市场风险明显缓和，但欧洲强化财政纪律约束以及推进财政一体化进程仍处于艰难的博弈过程中，经济恢复增长及提升竞争力更是有待时日。总体而言，欧债危机近期出现严重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但危机的根本解决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下一步政策走向看，细化并落实统一银行监管制度、建立“银行业联盟”以打破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当务之急，而通过统一财政政策由“货币联盟”走向“财政联盟”则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关键所在。
日本：经济或重现停滞
受益于节能产品补贴政策以及灾后重建对消费和投资的拉动效应，日本经济2012年上半年尚能维持增长，一、二季度分别增长5.2%和0.3%，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重现颓势，下滑3.5%。究其原因，一是出口受欧债危机以及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呈现疲态；二是中日关系恶化重创日本对华贸易与投资；三是日元在日本央行连续扩大量化宽松规模的背景下依然保持强势并吞噬日企的利润空间。展望未来，重建需求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仍将延续但会逐渐减弱。而全球经济放缓、中日关系恶化与日元强势打压出口、节能补贴政策到期不利于消费、电力供应不足制约生产、债台高筑的财政问题等因素都将拖累日本2013年经济增长。从政策方向看，虽然日本央行于9月和10月连续两个月宣布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规模至91万亿日元，但面对持续走弱的经济形势，预计日本央行仍将持续实施强有力宽松政策。此外，日本政府还将坚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加大对灾后重建以及经济放缓的支持力度。
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将触底反弹
2012年前三季度，受欧债危机导致外需不足以及内需疲软影响，新兴经济体GDP增速继续放缓。随着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及通胀压力缓解，主要新兴经济体在 2012年上半年加快货币宽松步伐。但随着下半年全球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加之近来全球央行推出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新兴市场通胀率出现高位反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开始出现分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10月中上旬巴西和韩国央行分别降息25个基点，巴西基准利率已降至7.25%的历史低点；包括中国、印尼、菲律宾和印度在内的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均选择按兵不动；为抑制通胀反弹，俄罗斯央行于9月加息25个基点至8.25%，这是2012年以来首个加息的新兴经济体。预计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还有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但空间将随着未来通胀和经济可能出现的反弹趋势而不断减小；部分通胀反弹势头迅猛的经济体将可能陆续实现货币政策从宽松向收紧的反转。预计2012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可能由2011年的 6.2%放缓至5.3%，CPI或将由2011年的7.2%降至6.1%。
展望2013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有望开始触底反弹。虽然经济增速比2012年有所提高，但增幅仍可能较为有限。短期内新兴市场仍将面临三大风险：一是欧洲经济衰退将对以欧盟为主要出口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形成冲击，中国及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受到影响较大；二是油价高位大幅波动将对原油进口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构成打击；三是虽然QE3推出后国际资本撤离新兴市场的步伐有所放缓，但整体仍在继续，这将对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高的拉美国家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形成更大冲击。IMF预测2013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可能由2012年的5.3%小幅提升至5.6%，仍低于2011年的6.2%。
针对全球经济复苏总体疲弱的态势，从时间序列方面，既要看到短期内刺激力度加大可能使全球经济出现相对回升的积极信号，又要做好长期内全球经济因缺少新增长点而难以摆脱“弱增长”的充分准备。从区域角度看，与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有所不同，当前全球经济出现协同减速，既要看到新兴市场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正能量及巨大潜在空间，又要理解新兴市场增长模式的外部依赖性导致其未能与发达经济体进行深层次脱钩的客观事实。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项主要任务内容来看，短期内中央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中长期来看，中央希望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关键领域的改革来防止有水分经济增长现状的持续，探索出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以实现有效经济增长。
因此，深刻理解并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在于各级各地政府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切实认识到关键领域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经不容再失，并采取有效措施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否则不仅有可能跌入“新兴大国陷阱”，更有可能在全球顶尖层面的经济竞争中输给主要发达国家。
有人预计，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预计会有持续3-5年的投资热潮，进而拉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年均7%的增长。笔者认为，从明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基调来看，投资应该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但是决策层早就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肯定不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因为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机理来看，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这些年来，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至多是做大财富蛋糕的基础性条件。林毅夫主倡的“后发优势”，现在看来其实也只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可能条件。
如果说，从1978年到1997年这20年中，当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或者投资主体尚未完成制度性转换时，政府作为最主要的投资主体扮演着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是合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和国情的，但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之后，在民间投资主体不仅有实力更有意愿承担起经济和社会职能时，政府在本应竞争性的市场领域适时退出不仅有必要而且日渐显得迫切。
然而，过去15年来，尽管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呼声不断提高，但各地方政府依然把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作为施政的第一偏好。实际上，这是扭曲政府应有的服务职能而漠视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短视行为。
另一方面，当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有序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不仅是适应经济转型的当然之举，也是破除制约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瓶颈的配套制度改革。显然，在这方面的表现尚难尽如民意。
可以说，这些年来，中国在追求快速经济增长时也陷入了增长的迷雾之中，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在普通市场主体越来越重视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经济增长速度至多具有符号意义。
何况预测中国未来10年经济增长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是，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数早已不是30年前的3000亿美元规模了，而是体量超过7万亿美元。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以及支撑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来看，显然，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未来10年乃至30年的 8%左右的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就会跌入成本大于收益的泥坑。
即使是前瞻性很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最多也只是有效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本身并不构成内生性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要取得下一个“黄金十年”的增长，就须在直面经济沉疴的同时，清晰定位政府与市场边界，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约束政府投资冲动，防止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营造条件使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消费与创新驱动型转变。
未来10年，如果经济能够顺利转型，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国年均7%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一点也不会比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应差。有鉴于此，中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更要尽快启动系统重要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构建高水准的公共服务体系，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既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减缓，中国必须寻求中等增速条件下的效率改进之道。笔者估计，未来两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有可能保持在7%，6.5%。其实，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基数以及要素投入保障条件来看，能够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速已经相当不错了。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元时，对经济增速的期待也就在3.5%左右。
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将8%左右的经济增速视为增长红线，既是现有政绩考核体系约束之下的派生品，也是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低效率与宏观经济目标冲突的产物。有鉴于此，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就成为各级各地政府亟需补课的重要环节。
其次，以存量和增量财富为依托，以改善民生福利为目标指引，以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干扰为抓手，通过推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统重要性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构建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服务体系。要真正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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