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高龄的杨乐仍然有点“愤青”。在媒体上，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曾抨击奥数班对培养数学家“起不到作用”，批判当前学术界抄袭论文、伪造实验数据的不良作风。总之，对中国科研与教育界眼下的种种歪风邪气，他的批评总是毫不留情。

杨乐院士 杨天鹏摄

　　“现在有的学校规模很大，每年招收研究生上千人，却没有注意研究生到底有没有接受完整的研究训练，反正发表了所谓的SCI论文就可以毕业了，这实际上并不能提升研究生的质量。”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杨乐再一次表露出对当下中国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担忧。

　　比照现实，让这位数学家始终怀念的，是数十年前他在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感受到的一股独特精神，以及他们提供的一套独特训练。

　　1962年夏天，杨乐从北京大学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研究所里人才济济，汇聚了华罗庚、张宗燧、吴文俊等数学家，杨乐师从著名的老一辈数学家熊庆来。

　　华罗庚当时已是家喻户晓的“传奇式人物”。但杨乐很快发现，这位大师的勤奋甚至超过了许多后辈。华老总是说，他年轻时，人家花一个钟点学的东西，他花两个钟点来学，积累慢慢多了，后来人家一个钟点做的事情，他可以仅仅花20分钟就做出来。据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每日清晨4点半就起床学习。

　　华老也希望年轻的学生拥有同样的干劲。他常常组织学生开展讨论班，年轻人在台上演讲，台下的华老则连珠炮似地提问题，问题“一个程式跟着另外一个程式”，学生每一思考不周之处都被问到。有些学生最后被问得哑口无言，呆呆站在黑板前，被同学们戏称为“挂黑板”。许多曾被华罗庚“挂黑板”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十分出色的数学家，其中的陈景润与王元，更为至今尚未解决的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杰出贡献。

　　如今头发花白的杨乐还记得，“文革”期间，科研工作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他与陈景润、张广厚等人仍对数学充满强烈兴趣，大部分时间都埋头在做科研。有段时间，张广厚得了视网膜炎，杨乐就负责拿来外国专家的优秀论文认真钻研，并在讨论班上报告，这一阶段讨论班的听众只有张广厚一人，两人随后进行深入地讨论、分析。“在大多数人眼里，这几个人只是傻子而已。”杨乐回忆说。

　　将近40年过去了，如今，科研工作得到国家与社会的大力支持，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快速发展。杨乐读书时，中科院数学所每年招收的研究生数量不过七八人，但眼下，数学所已发展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在读研究生数量逾400人。

　　当年的年轻人已经功成名就。杨乐的科研成果屡获重要奖项，并曾多年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担任数学所所长、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但在他的心里，“最重要的事”还是走访各大高校，与年轻的学子们举行座谈会，引领他们靠近科学的殿堂。

　　早些年，杨乐还身体力行，去国科大位于北京玉泉路的教学大楼里亲自授课。在他看来，研究生教育应该培养对一个领域真正有研究兴趣的“专家”，对自己领域有全面了解的学者，而绝不是仅仅会根据导师派下来的题目写一两篇论文的人。

　　“现在研究生规模上去了，我们一定要强调质量。”杨乐说，他总希望将自己从“老先生”那里得到的训练与精神传递下去。

　　眼看着当下的一些现象，杨乐感觉“很不对头”。“听说有些高校的导师申请到大项目，一年招一二十个学生，最后连学生的名字都说不清楚。”他说。而在他读研的时候，许多学者坚持的还是“一对一的教育”。他曾向学位委员会进言：“每位导师同时带的学生一般不超过10名。”事实上，在普遍扩招的今天，国科大的师生比平均也不到1∶4。

　　在杨乐的倡导之下，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毕业生，有的在国内耕耘，有的走出了国门，成为美国杰出大学的著名教授、加拿大科学院院士。然而杨乐也坦承，现在对科学有“真兴趣”的年轻人依然太少。“现在的年轻人，太受社会世俗的左右了。”杨乐感慨说。

　　他期盼着，新近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够继承中科院的优良传统，在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方面有所作为。“老先生们严谨的精神，刻苦的态度，还有对科研的专注，长期的努力，现在需要年轻人去传承了。”杨乐说。

　　60年前，还在念中学的杨乐偷偷地在书皮上写下“中科”二字，激励自己日后一定要进入中国科学院这个顶尖的学术机构，“一辈子与数学打交道”。现在，这个梦想成真的老人开始盼望，当下的年轻人也拥有相似的理想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