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12月 （总第83期） 主编:王雅平 热点争鸣 多哈传书 涂建军（Kevin Jianjun Tu），《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2012年12月24日 尽管国际气候谈判前景暗淡，中国仍应加大本国节能减排的力度。具体而言，中国应该通过加大进口来实现“十二五”期间全国煤炭生产总量的限额目标、重点开发低碳替代燃料，而且应当制定一项包含能源节约、需求侧管理、技术创新和市场型政策工具等要素在内的综合性能源与气候战略。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低碳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也至关重要。最理想的是，中国能带头促成“拯救国集团”框架下的小多边合作，以应对全球层面的气候挑战。 卡内基动态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发展与前景 祁俊文（James Keith），王碧君（Pek Koon Heng），艾利克斯・莫穆拉斯（Alex Mourmouras），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2012年11月13日，华盛顿 | 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一直十分强劲，然而其政治却动荡不安。根据马来西亚宪法，大选必须在未来六个月内举行，于是选举的热情正在高涨。马来西亚的政党是如何结盟的，它们各自又有什么主张？马来西亚面临着哪些重要的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马来西亚经济预计将如何发展？马来西亚是否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祁俊文大使、王碧君和艾利克斯・莫穆拉斯同卡内基的维克拉姆・尼赫鲁一起探讨了这些问题，并深思马来西亚未来的前景。 亚洲安全 中印海上竞赛 雷嘉・莫汉（C. Raja Mohan），阿什利・特里斯（Ashley J. Tellis），海军少将（退役）麦德伟（RADM（Ret.）Michael McDevitt） 2012年10月24日，华盛顿 | 崛起的中国和新兴的印度正在成为主要的海洋大国。可正当这两个国家建设强大海军以保障各自日益增长的利益时，它们搅浑了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从非洲延伸到澳大拉西亚之间的广大沿海地区。在此次会议上，雷嘉・莫汉分析了缓解中印海上竞赛的紧张关系和建设一个稳定印度洋-太平洋秩序的前景，海军分析中心的海军少将（退役）麦德伟发表了评论，卡内基的阿什利・特里斯主持了会议。 亚洲法治 关于改革亚洲法治援助的圆桌会议 利文斯顿・阿米蒂奇（Livingston Armytage）和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 2012年10月23日，华盛顿 | 目前，国际社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实行法治的努力进入了一个艰难的阶段。司法研究中心的利文斯顿・阿米蒂奇在其著作《改革正义：走向亚洲公平》中分析了当前对法治援助的种种批评，并提出了打破目前僵局的切实办法。他在卡内基举办的这次圆桌会议上围绕法治援助面临的挑战、问题及其再定义进行了发言。卡内基的托马斯・卡罗瑟斯主持了此次圆桌会议。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中国能源 后多哈时代的中国节能减排 涂建军（Kevin Jianjun Tu） 《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12月27日 | 虽然国际气候谈判暂时陷入僵局，未来中国自身的节能减排力度需要与国际气候谈判进一步脱钩，而不能过度依赖全球层面的谈判进展速度。中国的煤炭产业减排潜力最大，大力发展天然气可以优化能源结构，同时也要释放可再生资源潜力。但是鉴于中国一国的力量是无法应对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政府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能源与低碳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而“拯救四国”集团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小多边机制。 中国经济 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层原因 黄育川（Yukon Huang）和林蕾（Clare Lynch）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2年12月6日 | 目前，北京应该多注重汇率自由化、放松资本管制、利率自由化等市场改革，少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目标。这些改革本身是有益的，并不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不过，中国以及整个亚洲都将受益于人民币使用的扩大，从而在亚洲区内贸易中提高贸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并且，人民币在亚洲贸易区的角色变化，将为展望人民币更全面国际化的实际影响提供一个有用的机会。 东南亚 奥巴马访问东南亚：象征还是实质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问答（Q&A），2012年11月17日 | 作为竞选连任成功的第一次海外之行，奥巴马总统于本周访问了泰国、缅甸和柬埔寨 。在一次问答中，维克拉姆・尼赫鲁预评了此次出访，并分析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尼赫鲁指出，亚洲许多人将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解读为对抗中国崛起的军事努力。实际上，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要广泛得多。考虑到该地区的活力，美国应寻求建立一种涵盖安全、经济与治理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关系。奥巴马必须利用此次出访，展示这种广阔的视野。 中国经济 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和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 《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time Report），2012年11月2日 | 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当今，中国正处于领导层交替的关键时期，同时正要加入发达经济体之列的时候，其经济增速却已然放缓。7%至8%的增长率是否为新常态？还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急剧衰退不可避免？彼得森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是可以持续的。而北京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卡内基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则主张进一步的急剧衰退不可避免。 中国核电 放眼国际 涂建军（Kevin Jianjun Tu） 《中国日报》（China Daily），2012年11月2日 | 2012年10月24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核电计划重新启动。尽管中国要将进口的第三代设计完全本土化仍任重道远，它已经加快了核电出口努力。中国核电公司的最大挑战是确保其潜在的核电出口交易拥有严格的安全保障。鉴于核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公司应与国际领先的核电公司合作，寻求更多的海外项目机会；还应鼓励核产业去海外寻求稳定的铀供给以推动发展。 亚洲态势 双亚记 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和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10月31日 | 在今天的亚洲，“经济亚洲”与“安全亚洲”不再并行不悖，实际上几乎完全陷入冲突之中。一方面，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而另一方面这些经济体，如今却以民族主义姿态不互相让。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五年里，“经济亚洲”一直唱主角；但现在，“安全亚洲”开始压倒这些近期的趋势，逐步占了上风。亚洲和美国都面临着两难的战略困境，“经济亚洲”很难战胜“安全亚洲”。 中国能源 中国页岩气开发的挑战 涂建军（Kevin Jianjun Tu） 《华尔街时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2年10月24日 |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中国技术上可采的页岩气储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些储备足以供中国的整个能源部门使用30年。页岩气能够改善中国的环境，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然而，中国复制美国式页岩气革命的成功面临着太多障碍，其中包括技术难求、资本缺乏、相关法律不健全、潜在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需要大力改进产权保护等基本政策，页岩气革命才可能实现。 缅甸民主化 昂山素季：任重而道远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和陈梅云（Van Tran） 2012年10月23日 | 昂山素季再度载誉国际后回到缅甸，任重而道远。在未来的两年半时间里，她必须与登盛总理一起巩固缅甸的民主制度，稳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并领导全国民主联盟赢得2015年的大选。具体而言，她需要将全国民主联盟从反对党转变成为善于行使权力的全国力量，在一系列政策议题上确立明确立场和区别于执政党的政策，获得各政党及军方的支持以修改宪法。她能否妥善处理这些当务之急将直接影响2015年大选及此后的很长时期。 学者文摘 《习近平的挑战：中国新主席缘何比巴拉克・奥巴马担子更重》 Xi Jinping’s Challenge：Why China’s New President Has a Much Tougher Job than Barack Obama 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11月 当下，中美两国都处于转折期——两国都面临重要的结构性变革，并且这些变革关系到未来的持续发展和稳定。但文章指出，两国领导人身上的担子并不相同：由于习近平无法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他将比奥巴马面临更大的挑战。 文章指出，中国存在着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且亟需改革。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亟需转变其经济发展战略。具体而言，中国需要拉动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且转向发展更具创新性的产业。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表现在以胡温为代表的上一届领导班子已经有所行动，开始推动经济结构改革。但是，中国何时展开系统、认真的改革仍不得而知。 政治腐败 腐败问题依然困扰着中国。首先，中国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利用政治权力来扶持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以此为自己赢得实际的政绩；其次，地方官员竭力压制社会问题和动荡，引起民众的不满。总体上，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过度投资、严重的腐败、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和日益加剧的贫富悬殊都使得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国有企业大权在握 文章指出，中国扶持了不少国有“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撑腰，因为掌权的政治精英家族在国有“龙头”企业中有着庞大的利益。政治权力和财富的联姻使得对国有“龙头”企业进行根本改革变得尤为艰难。 然而，习近平面临的挑战还不止于此。中国当前的决策机制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集体领导机制，因而国家主席并非如通常认为的那般大权在握。这种机制有其优劣：一方面，集体领导机制能够迅速有效地集中资源“办大事”；但另一方面，集体领导也导致了过多资源投入到领导人达成共识中的“大事”。在这之中，损害任意一方利益的政策将不能被采纳或施行。因此，在这一机制下，即便习近平本人是改革派，单靠其一人之力也很难推动整个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总之，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是必要的，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奥巴马只需促成两党在财政收支上达到共识，但习近平却面临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改革的双重挑战。 《“转向”的问题：奥巴马新亚洲政策毫无必要且适得其反》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2年11/12月，第91卷，第6期，第70-82页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了合作和友好的对外关系。但近年来，中国开始变得难以相处，与多国都出现关系紧张的局面。作为回应，奥巴马制定了“转向亚洲”的战略，以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但作者认为，美国的这一“转向”实际上建立在对中国的错误认知的基础上，这对两国关系和亚太稳定都非常不利。 作者从两方面阐释了美国对中国的误解： 首先，中国一系列的强硬态度并非是出于扩张野心，而是为了巩固其国内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当前面临严峻的国内问题：经济上，通货膨胀和失业带来巨大经济压力；社会问题上，收入和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导致国内群众事件频发。这些问题和不满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产生，这导致中国不得不表现强硬来满足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因而中国当前的强硬态度根本在于解决国内问题，而非针对其他国家。 其次，美国高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及其可能对美国带来的安全威胁。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深知中美军力的悬殊。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国一直担忧自身军事能力的不足，而美国的“转向”政策更进一步加深这种不安全感——华盛顿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让北京方面坚信美国已经放弃了冷战以来的战略合作姿态，继而认为只有采取强硬政策才能保证自身安全。 因而，奥巴马的“转向”政策并不利于亚太稳定，相反却带来了更多的紧张和潜在冲突。如果继续“转向”，将刺激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反抗，进而影响到双边贸易甚至全球经济。作者认为，东亚地区的领土纠纷对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并不重要，美国应该尽量避免卷入其中。华盛顿应该调整其战略——克制的政策将比威胁更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 《缅甸经济政策的五大优先项》 Myanmar’s Economic Policy Priorities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2年11月 缅甸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受人瞩目，但是只有提高全民物质生活水平，缅甸政府的改革才能得到人民的持续支持。因此，实施谨慎并有序的经济改革是缅甸的当务之急。缅甸目前推行的几项最重大的经济改革包括官方汇率的市场化、引入每日外汇拍卖和颁布新的外商投资法。鉴于其经济有待开发的潜能，国际金融组织、双边援助国、非政府组织、学界和智库都纷纷为缅甸改革建言献策。然而，缅甸的难题并非缅甸需要做什么，而是缅甸需要首先改革什么并如何改革。 缅甸经济改革的“晚起步”事实上颇有益处——缅甸可以充分借鉴前人经验。根据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作者认为以下几项对缅甸至关重要：其一，要提高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力就必须增强与国际市场的贸易一体化；其二，在改革中采纳“最合适”的他国经验比照搬“最佳实践”更有效果，同时政府行动力有限的国家可以从政策简化中受益；其三， 经济结构变化——由农业过渡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保证国民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关键；其四，宏观经济稳定对稳健快速发展至关重要；最后，地理位置也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发展，而缅甸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 作者提出了缅甸经济改革的五项优先政策： 1. 开放国际贸易以鼓励投资和经济增长，尤其是通过取消进口执照和降低关税来移除贸易壁垒。减少贸易配额和农业出口税将有助于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 2. 改善投资环境，放松投资监管。政府监管应当从“积极”列表制度转变为“消极”列表制度，并保持审批过程简化、有效率。同时，政府和议会需要努力通过《外资法》草案，同时确保现存两项投资法律的落实。 3. 推动国内市场自由竞争。具体而言，政府应当利用缅甸精英商业部门和军队控制的企业集团来促进改革，审慎考虑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并定期与企业界沟通以确保正确的改革基调。 4.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经济一体化将会使缅甸更容易受到外部的经济冲击，而只有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才能保证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健全的公共财政、稳定的银行体系以及包括外汇储备在内的金融冲击减震储备。 5. 谨慎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缅甸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政府应努力通过建立财政盈余、设立得当的管理制度将这些资源转化成长期赢利性资产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总之，经济改革必须被视为缅甸的当务之急。改革的设计和顺序应当发挥缅甸的机遇和长处，但也应考虑到其薄弱的制度建设和行政能力。同时，经济改革需要稳步推进，并利用市场和价格的效力。 《柬埔寨的东亚峰会：主持一个成功峰会的激励》 Cambodia’s EAS Carrot：Incentives for a Successful Summit 格雷戈里・波林（Gregory Poling）和亚历山大・桑德（Alexandra Sander）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2012年11月 近来，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拒绝将南海问题写入东盟峰会联合公报。这引起了其他东盟国家的不满：越南和菲律宾指责柬埔寨过分顾及中国利益，将中柬关系置于与其他东盟各国关系之上。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导致东盟部长会议45年来首次未能发表闭幕联合公报。文章认为，这代表着东盟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依然有待考量。 在2012年东亚峰会上，越南、菲律宾、日本希望将领土和主权争端列入议事日程，而柬埔寨则更倾向于回避这些问题。文章分析了这一分歧产生的原因，认为柬埔寨严重依赖中国的外援和投资，同时又与美国缺乏战略联系。缅甸、老挝等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也更容易屈服于北京方面施加的压力，将同中国的关系置于东盟之上。 作者认为，柬埔寨可以同北京加强交流，但不意味着柬埔寨可以利用其东盟轮值主席国的位子成为中国利益的代表。一方面，柬埔寨应该允许公开、坦诚地讨论争议性话题，尤其是南海主权问题，而不是因惧怕中国的反对而避而不谈。另一方面，柬埔寨也应避免不必要地刺激中国。如果处理得当，东盟将迫使中国在现有的区域框架下展开多边协商，而不是通过双边对话来分化东盟各国。在这其中，主席国柬埔寨起着关键作用。 总之，柬埔寨主席国作用的发挥对东盟的效力至关重要。对美国及其盟国而言，发挥支持作用不失为好的对策。美国应该支持柬埔寨合理履行其主席国权力，而不是逼迫其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 《经济挑战的政治影响》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Challenges 巴瑞・诺顿（Barry Naughton） 《中国领导者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2年秋季刊，第39期 中国当前面临两大挑战：经济上，经济增速放缓似乎不可避免，但其中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政治上，中央领导班子换届带来了政治条件的变化。这两大条件变化和不确定性相互交织，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产生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 第一，在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并开始推动转变。北京方面将不会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将完全放手。北京仍可能采取政策防止投资骤降，以维持经济增长。 第二，在地方，存在着与中央的利益冲突，尤其在投资领域和房地产市场上。在投资领域，地方政府希望招商引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房地产领域，中央的调控政策可能损害地方经济利益，也使调控政策难以有效落实。 第三，北京方面尚缺乏明确的策略来应对经济增速放缓。文章认为促进经济转型需要拉动内需和鼓励创新。而当下，中国内需增长受到现有政策的限制：消费受政策阻碍，难以拉动需求增长；尽管政府扶持战略新兴产业，阻碍创新的因素仍然存在。 第四，改革派重新受到重视。面对当下经济增长放缓的挑战，领导人开始重视和考虑改革派的建议：进行市场化改革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目前，中央逐渐开始试点进行金融市场改革，市场化改革迎来新机遇。 第五，新旧领导人交替。文章认为，面临当下的挑战，中国的新一代领导班子很难完全依循温家宝的经济政策，因而很可能对经济政策进行大幅调整。同时，习近平似乎也乐于采纳改革派的建议。 第六，政治局常委结构体系变化。过去，中国高层经济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化，并未有效进行分工。如果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规模和责任分配发生结构性变化，这将表明新任领导人正着手准备解决经济问题。同时，新的政治局常委在结构上的变化将会使各方经济利益和政策建议更多地得到反映。 总之，中国经济的挑战需要进行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并且，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中国的新领导人依然面临权力过渡与资源再分配的挑战。因此，中国领导人能否成功兑现经济改革的承诺依然没有定论。 《塑造未来（第二部分）：两岸关系》 Shaping the Future Part II：Cross-Strait Relations 容安澜（Alan D. Romberg） 《中国领导者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2年秋季刊，第39期 马英九的成功连任让北京松了口气。尽管马英九和北京的论调并不一致，但北京似乎对他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感到满意，因为这意味台湾逐渐远离陈水扁的“台独”论调。美国方面也对马英九加强两岸关系表示支持。同时，华盛顿也为台方进口牛肉的解决方案做好准备，并以此为基础加强美台经济联系。 文章指出了两岸关系中的三大发展。第一，若干商贸协议将可能在未来达成。北京和台北都表达了加快确定《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商谈日程的承诺。除此之外，双方还表达了在2012年签署一个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意向。第二，双方都乐意促进沟通。马英九提出台湾 “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与北京“海峡两岸交流协会”互设办事处，这一提议受到北京欢迎。第三，尽管依然强调“一个中国”的前提，北京已经在台湾追求国际参与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 但同时，尽管马英九在两岸政策上获得了大陆和美国的支持，他依然面临着一些其他问题。 首先，在国际事务上，台湾也面临与日本、菲律宾的领土争端。台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声明对其海上领土的所有权。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马英九于8月发布的《东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搁置争议，集中精力合作开发，依靠和平对话而不是对抗来解决争端。作者认为，马英九采取了中间战略来应对争端：一方面，不断强调台湾在该海域的领土主权，保护台湾渔船，避免自己的诉求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在捕捞权上争取与日本沟通，避免造成与日本关系紧张。 其次，大陆和台湾之间依然存在矛盾。第一，在东海和南海的争端中，台湾的表现并不如意。尽管北京极力促成两岸在海上领土争端中的合作，马英九仍强调台湾的领土诉求与大陆不能混为一谈，指出台北是作为一个独立平等的声音来争取固有主权。这与中国的“一中”主张相悖。同时，台湾呼吁中日双方彼此“克制”，这一论调同美国的主张相一致。第二，大陆新近提出的“同属一国”概念令台湾两党人士感到担忧，认为“同属一国”的提法是试图将两岸统一合法化，比“一个中国”的措辞更令其难以接受。第三，大陆的学者也指责马英九“保守有余，开拓不足”，担心“台湾民族认同”会阻碍两岸社会融合。 总之，两岸关系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它将影响中方更广泛利益。因此，两岸领导人如何处理彼此以及各自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涉及中国的海洋领土与专属经济区纠纷：给国会的议题》 Maritime Territorial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EEZ）Disputes Involving China：Issues for Congress 罗纳德・奥儒克（Ronald O’Rourke） 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2年10月 这篇报告探讨了两大议题：一是中国与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二是中美在专属经济区航行权的争议；同时指出国会在这两大议题上所面临的风险和抉择。 首先，领土问题主要聚焦于东海和南海主权争端。在东海，中国与日本争夺岛屿所有权；在南海，中国提出“九段线”的划分标准，与菲律宾等国存在领土争端。报告认为，中国争夺东海和南海领土主权主要出于以下六方面考虑：油气资源和其他矿藏储备、渔业捕捞权、国内民族主义、航道运输通畅、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和建立弹道导弹及核潜艇堡垒的需要。在如何解决争端上，中国希望通过双边协商来解决海上领土纠纷，反对有美国介入的多边谈判。 美国在领土争端中则持中立态度，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纠纷。报告提醒国会，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将使美国面临卷入中日、中菲主权争端的风险。同时，美军在该区域的驻扎和活动，以及军事采购计划都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美国向这一区域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菲律宾）转移军售的问题也需要谨慎考量。 其次，在专属经济区问题上，中国坚持规范美国和其他国家海军在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而美国则主张保证航行自由，认为沿海国家无权管理外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报告指出，这一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国的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那么美军在世界各地的战略部署都将大受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处理这一问题尤为关键。 最后，报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方案： 1. 减少美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探测和侦察。这一地区的情报收集可以通过其他替代途径来完成，美国没有必要为此冒险。如果引发类似2003年中美撞机事件的危机，美国的情报安全还可能因此受损。但这一方案的不利之处可能在于，减少侦察将导致美军在该区域的作战反应力下降，同时助长中国的气焰。并且，收集情报的其他途径并不一定有同等效力。 2.与中国达成协议，规范中美双方对舰艇和飞机的管理。美国可以与中国签订类似1972年美苏《海上意外协定》（Incidents-at-Sea Agreement）的文件。但报告同时也指出，中美之间已经存在相似的协议，并且此举也有可能助长中国的气焰。 《亚洲国防支出报告：2000-2011年》 Asian Defense Spending：2000–2011 大卫・伯托（David J. Berteau），盖尔・班阿瑞（Guy Ben-Ari），尤阿希姆・霍夫鲍尔（Joachim Hofbauer），普里西拉・赫尔曼（Priscilla Hermann）和斯内哈・雷加文（Sneha Raghava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12年10月 随着亚洲经济逐渐从2008年经济危机中复苏，亚洲国家加大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亚洲国家的国防预算保持了持续上涨的势头，若干国家已经位列军费大国之列。该报告分析了亚洲国防开支最大的五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台湾——从2000年到2011年的军费支出趋势。这五方的国防支出发展趋势呈现两大特点：数量增加和质量滞后。 首先，从2000到2011年这十年间，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军费开支都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其国防总开支达到2240亿美元，较2000年翻了一番。其中，中国的国防开支最大，增长最快，而台湾则保持了较小规模的军力，其军费开支增长也最慢。2005年开始，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了五个国家和地区中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就国防支出年均增长率来看， 这十年间，中国的军费预算增长了13.4%，远远超过韩国（4.8%）、印度（3.6%）、日本（3.5%）和台湾（1.8%）。就比重来看，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军费运算的比重仅占五方总和的19.9%；而到2011年，这一比重已经飙升至40.2%。同时，报告还强调中国官方数据可能被缩水，其真实水平或许更高。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国防预算大国之首。 其次，各方国防支出呈现出数量优先、质量滞后的特点。除了日本外，其余四方的单兵开支（即考虑军队数量后的人均开支）增长滞后。由于单兵开支代表了各国在招兵、训练、补贴、装备、维护等方面的投入，因而可以成为衡量各国军队质量的变量。而中国、韩国、印度和台湾在单兵开支上的相对滞后表明其对军队质量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对军队规模建设的重视。 报告指出，未来亚洲国防开支的发展趋势将受到多方面影响。首先，政治经济局势将影响军费预算——如果亚太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甚至冲突升级，将会刺激国防开支的增加。其次，各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政策也对未来国防开支有影响。第三，财政资源是制约军费的关键因素。如果各方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势头，那么就将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防预算中；反之，如果经济形势严峻，那么国防预算将受到制约。 资源 主题 | 地区 | 专家 | 会议 | 评论文章 English | Русский | 阿拉伯语 您收到这封邮件是因为您通过邮件地址 drzjiang@hotmail.com 订阅了《卡内基中国透视》电子月刊。《卡内基中国透视》由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主办，提供对当前中国与国际问题客观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订阅| 更新联络方式 | 转发给朋友 | 取消订阅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华盛顿麻省大道1779号 电话：202 483 7600 | 传真：202 483 1840 | 电邮：info@CarnegieEndowmen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