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中国民间一直流行“不反腐败则亡国，反腐败则亡党”的生动说辞。2012年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开会专门研究反腐败问题，誓言“坚定果断刹风整纪，加大办案力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这些既反映了中国腐败问题的普及与深重，也预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必将在反腐败问题上有所作为。

　　虽然中国举国上下在是否反腐败上有高度共识，但在如何反腐败上却共识无多。一方面，执政当局在如何反腐上迄今为止尚无明确说法，依目前的态势来看，好像还是想以传统套路—— “嘴上反腐”、“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该类反腐败易与政治斗争相混，沦为“整人式反腐”）为主，只不过想把“嘴上反腐”吼得比以前更响，把“运动式反腐”搞得更宏大猛烈、更“深入人心”。

　　与执政当局的温吞截然不同的是，民间在如何反腐败上早已吵翻了天，甚至有点无视当局态度、自娱自乐之嫌。

　　有的人义正词严地指出反腐败必须靠制度建设，没有制度建设谈何反腐防腐，谈何廉政文化；有的人却拍案而起，引经据典地考证反腐败岂能指望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风气引导才是关键。

　　有的人认为“赦免贪官原罪是改革的必要代价”，且言之凿凿地列举新加坡、香港当年以赦免贪官来换取廉政建设成功的例子（貌似有根有据），以证成自己的观点，进而建言：“有条件赦免腐败官员，不算旧账只算新账，以减少反腐阻力，推动政改”；有的人却针锋相对地怒吼道：“赦免贪官，就是对反腐败的彻底否定，对依法治国的公开挑战；也是认定党已无能革除自身积弊的消极表现。”“赦免贪官，说明中国完蛋了”。

　　笔者认为，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嘴上反腐”、“运动式反腐”，更要“制度反腐”、“文化反腐”，但须坚决拒绝“选择性反腐”。因为“选择性反腐”不仅会使特权阶层因有恃无恐而更狮子大开口，更无法无天，而且会使社会变得更加不公。在绝大多数贪腐糜烂的官僚都可法外逍遥——“左手的大款，右手的美人”，被下属“溜须”得像活神仙似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被“依法”严惩的贪官，实际上也是一种另类的“冤枉”、另类的“享受”不公正待遇者。正像绝大多数卖淫嫖娼者均未遭到惩罚，个别人被抓、被法办、被人嘲笑，实质上也是一种“无辜”一样。

　　反腐败既要靠“制度反腐”，也要靠“文化反腐”，但绝对不能指望“运动式反腐”。不仅因为“运动式反腐”的规模及力度难控，易伤无辜，而且“运动式反腐”本质上与吹气球无异——当执政当局向廉政气球里卖力吹气时，气球会吹得很大、很大。可是，一阵风过去，执政当局注意力转移，不再卖力地鼓风吹气，如无制度和文化之“绳”将口束紧，气球则迅速泄气还原。

　　至于是否应赦免贪官（实质上是解决贪官“腐败呆账”的问题）以换取其支持政改问题，笔者认为，该观点理论上虽很正确，但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且不说赦免了贪官的“腐败呆账”，贪官是否真就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就中国目前的制度及文化建设而言，谁都无法保证被赦免的腐败者不会出现新腐败，尚未腐败者不会变成新生的腐败者。

　　在中国现行制度框架里，地方纪委、监督、统计、审计、审判、检察（含反贪）等与权力监督相关的机构，均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地方党委，而党委又常是书记说了算，存在所谓“被监督者领导监督者”现象。同时，在文化心理上，中国人过于浓重的官本位文化、过于重名利以及过于以“成王败寇”标准论人生高低的社会心态，对官员的腐败、造假也有相当强烈的牵引和强迫作用。各种制度、文化及现实具体原因的叠加，使中国不少官僚岗位均是“不腐败无法立足”、“不腐败，这活没法干”，由此才有那么多让人难以想象的“前腐后继”及腐败窝案。

　　在没有做好制度及文化建设准备的情况下，草率地赦免贪官，恐怕只能使腐败后继者贪腐得更大胆，更坚定，因为前人的经历已经告诉他，腐败尤其是大家都腐败肯定会没事，当大家都贪腐到一定程度、都一致反对“政改”时，执政当局就一定会有新的赦免。诚如是，则所谓赦免贪官不就成了鼓励贪官吗？

　　综上可见，中国赦免贪官的前提，是与反腐相关的制度及文化改革，而非通过赦免贪官来换得与反腐相关制度及文化改革。在未做好制度和文化建设准备之前，草率赦免贪官不仅史无先例，而且逻辑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