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题：The Post-Crisis Crises

　　在欧元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的阴影下，人们很容易会忽略全球经济的长期问题。但当我们着眼于解决燃眉之急时，这些长期问题却会继续恶化，不重视它们可能会让我们自食其果。

　　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球变暖。尽管全球经济的差劲表现导致碳排放增速的相应放缓，但这也仅仅是短暂的缓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落后许多了：由于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一直都很慢，要达到把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内的目标，意味着将来要大幅度削减碳排放量。

　　考虑到当前经济放缓，有人建议我们应该暂时搁置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但恰恰相反，改造全球经济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会有助于恢复总需求和增长。

　　与此同时，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的步伐，迫使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快速实现结构性变革。变革会带来一些冲击，而市场通常无法很好地做出反应。

　　就像大萧条的其中一部分成因源自于把经济从乡村小农经济向城市制造业经济转型的困难一样，引发当前经济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需要。我们必须创建新的企业，而相对于为新兴企业提供资金（尤其是中小企业），现代金融市场却更善于投机和剥削。

　　此外，做这样的转变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而个人通常难以负担相关支出。人们想获得的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而政府在这两个领域自然地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因为市场在这些领域中的固有缺陷和出于对社会公平的考虑。

　　在2008年的危机前，有很多对全球经济不平衡及贸易顺差国（像德国和中国）需要增加消费的评论。这个课题并未消失；事实上，德国没有处理其长期外部顺差是欧元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下降，但其长期的影响尚未显现出来。

美国机会平等已成神话

　　如果不增加国内储蓄，并对全球货币安排实施更加根本性的改革，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就不会消失。然而，前者会加剧美国经济的放缓，而且这两种变革似乎都遥遥无期。中国正提高消费，但却不一定会购买更多来自美国的商品。事实上，中国更有可能增加对非贸易商品（non-traded goods）的消费——比如医疗和教育——这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的干扰，尤其会影响过去一直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商提供原料的国家。

　　最后，还有一个贫富差距上的全球性危机。问题不仅是高收入群在经济大饼中占据的份额不断加大，而中等收入群却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贫穷的现象在许多国家也日益严重。在美国，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个神话。

　　尽管大衰退加剧了这些趋势，但它们在大衰退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事实上，我（以及其他论者）一直认为，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前全球经济深度结构性变革的后果。

　　一个不能为大部分公民服务的政治、经济体系是无法长久延续下去的。最终，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信念会遭到侵蚀，而现存制度及安排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好消息是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过去30年已大大缩小了。然而，数亿人仍陷于贫穷，而在缩小最低度发展国家与其它国家差距方面则进步不大。

　　不平等的贸易协议——包括保留减少了许多穷困国家赖以生存的收入的不正当农业补贴——是一个原因。发达国家也没有履行它们2001年11月在多哈的承诺——创建一个能促进发展的贸易体制，或是它们2005年在英国格伦伊格尔斯G8集团峰会上的誓言——显著提高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

　　市场本身并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全球变暖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问题。要做出全世界所需的结构性转变，我们需要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当欧美不断要求削减支出的时候。

　　当我们在处理今天的危机时，我们应当反省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否会加剧长期问题。由赤字鹰派与倡导经济紧缩者所提出的方案，既会削弱目前的经济，也会破坏经济前景。反讽的是，今天全球经济疲弱的主要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却还有另一个选择：投资于我们的未来，而投资的方式是能够协助我们同时解决全球暖化、全球收入差距与贫困，以及必须进行的结构性改革。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