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率快速上升，在此过程中，大城市将更大，一些中小城市将被大城市吞噬，城市群将更突出。

　　近十年来，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并在2011年首次超过50％。专家据此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超过60％，与城镇化相伴，未来十年是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高峰期。

　　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群规划密切相关，考虑到人口与资金、资源瓶颈，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是当务之急。增加城市经济的单位产出率才能收回成本，各城市不能一哄而上各自发展轨道交通，而应该按照商业环境、人口分布等建设高效的城市群。考虑到我国人口庞大、资源的集约使用，日本式的高密度、低消耗城市群将是我国城市化的主导模式。

　　媒体披露，由发改委牵头编制的 《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对外颁布，其中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

　　此轮城镇化运动会产生如下结果：区域核心城市的吸附能力更强。这些核心城市都有高铁通过，在四纵四横的范围之内，城市与其他次级城市则通过城际轨道交通连接。目前的京津、沪宁、沪杭之间有城际轨道交通，珠三角有轻轨，而其他城市群的轻轨还停留在规划上，如果进入城市群之间的轻轨建设期，预计费用不比高铁低。高铁只是四纵四横的大脉络，轻轨相当于二级传输通道，核心城区地铁相当于毛细血管。

　　日本、法国等高铁发达国家是典型的都市圈经济模式，东京、巴黎等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不可取代，而德国则通过高铁交通ICE系统连接各大城市，同时幅射到相邻各国的主要城市。

　　以往我国轨道交通专注于人流与资金流的疏散，事实可能恰好相反：我国核心城市已经开始吸收周边小城市，区域核心城市加上行政中心的地位，开始快速吸附周边地区的人流与资金流。并且核心城市房价稳定，三四线城市风险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区的地方多达数十个。民政部统计，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1年的857个，县级市从400个降到369个。

　　人口在向发达地区、中心城市集聚。根据当地统计部门的数据，2011年末，武汉市常住人口100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46万人。而户籍人口827.24万人，减少9.49万人。说明非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增加。2010年11月成都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1110万人增加到1404.76万人，净增约300万人，占四川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3.47％提高到17.47％，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十分明显。相比而言，四川常住人口约8041.8万人，十年间共减少约287.2万人，说明四川人口除了向成都集聚外，还在向劳工输入地聚集。

　　核心城市高负债基建有流入的人口与资金稀释风险，而非核心城市高负债高风险，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鄂尔多斯。

　　据克尔瑞去年10月发布的 “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风险排行榜”，在测评的287个城市中，风险排名倒数前三的分别是深圳、北京和上海，广州、杭州、南京等重点一二线城市的风险也较低。市场风险排名前50位城市，均为三四线城市。排名第一的是酒泉，第二为呼伦贝尔，备受关注的鄂尔多斯排名第六，拉萨、泰安、保定、沧州等城市化水平较低、经济实力较弱、供应明显大于需求的三线城市，和41个四线城市都位列风险榜单前50。

　　可以预料，城投债、房地产冰山融化，资金链断裂会发生在金融杠杆过长、泡沫过大的三四线城市中，在核心城市的衬托下，这些城市将度过一段凄惨的日子。

　　高铁沿线中小城市多数将成为高铁过道，远郊的、没有人气的高铁站成为高负债的象征。而当地由高铁、城轨连接的中小城市，幸运的话将成为京都式的旅游城市、服务城市或者硅谷式的高新技术基地，这些城市只能以特色取胜，而不是以规模和基建取胜。否则，这些城市很快会吃苦头。

许斌：城镇化的历史与现实

　　城镇化，在这两年是热门词，与之对应是城市化。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说：“将来城镇化的重点应该在县城、城关镇和重点镇，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其言是比较偏颇的。（1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

　　台湾史学家赵冈先生著有《中国经济制度史》一书。书中有《城镇与市场》部分，论述的就是城镇化的历史。

　　按赵冈先生的说法，城镇一词中的城与镇各有所指。所谓城，是行政规划的结果。就是中国古代实行土地公有制，在农业耕种环节实行井田制，然后以行政方式规划出土地来建城郭，以供人居住，并用以实现军事保障、实施行政管理。且中国传统上就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的，就需要商品交换。所以，在城里必然设有市场。北宋以前，在原则上，所有的商品交易行为都只能在政府专设的市场里进行，且规定有时间，真可谓“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城不离市，城内必有市，于是有城市一词。但溯其本原，城是政治、军事的产物，先政治、军事，然后附加有市场交易功能。

　　所谓镇，主要是经济活动的结果。随着人口增加，开发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双规”式交易就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城外的一些地方自发形成了一些商业交易场所，并慢慢被政府所承认，在中国北方一般称“草市”，在南方称“墟市”，逐渐就发展成为镇。整个过择是自由选择的。镇并不一定比城小。譬如景德镇。

　　在今天，我们说到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区别、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真正争执者，并不是城市规模的大与小，不是具体城市的行政层级的高与低，而依然是行政规划与自由选择的区别。

　　行政规划的结果，必然就是京城的地位高于省城、省城高于市、市高于县城、县城高于镇。地位越高，就被选择性地配置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财政支出倾斜，以及各种政策性优待。结果就是农村输血给镇、镇输血给县城、县城输血给市……京城人的生活质量高于省城、省城人的生活质量高于市……于是镇民千方百计往县城里挤、县城人千方百计往市里挤……所谓的城市化，就成了畸型的大城市化，大城市们像摊大饼一样发展，交通拥挤、房价畸高、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就一起来了。也就必然的，地位越高的城市反正能制度性抽取其他地方的血液，有特权在手，就不会真正在意于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贡献，就会千方百计地延续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延续对外来人口的不公正待遇。

　　变城市化为城镇化，在我个人看来，就应该是从行政管治向自由竟争的转轨：1，实现公民个人、群体的自由流动、无障碍流动。2，实行财税体制改革，明确财税分配比例，改变转移支付的间接分配方式，而以直接划分方式保证地方税留在地方，供地方所用。这同时将民众对于所在地的财政贡献明确在了税收来源上，是从根源处避免人群歧视。3，提升自治层级，试点市镇自治，完善信息公开、群体监督机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4，在群体监督机制完善的前提下，收缩政府权力，凡市场能自行管理之事，皆不以行政方式干预。譬如说，变土地用途的行政管理为彻底的市场竞争。

　　城镇化是什么？应该是一个人、一个群体来到一个地方追逐梦想。他们用智慧、力气创造出财富，这财富能留下来，在法律上形成清晰的产权，合法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不会被其他地方、个人以行政或者其他方式攫取走。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们努力营建着自己的家，他们努力营建着自己生活的城镇。他们的梦想绽放，鲜艳绚烂，芳香无比。于是，在这一片土地上，将会如欧美一般，城镇星罗棋布，人口分布合理，而不会是只向着几个大城市猬集，致种种大城市病根本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