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中國共產黨擁有8000多萬黨員，為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其黨員的數量要比大多數國家的人口還要多。但是，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中共面臨著無窮的問題、挑戰，甚至危機。有人說，中共那麼多黨員，如果每一個黨員可以為黨承擔一份責任，這個黨還有什麼問題呢！既然執政黨面臨那麼多問題，就說明了，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其黨員，都沒有擔負起責任來。為什麼會導致這樣一個不應當發生的局面？這裡的因素非常複雜，但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執政黨已經發展出了不應當出現的“黨文化”。

　　如同世界上其他的政黨，任何一個政黨都有其獨特的黨文化，或者組織文化。一種積極的組織文化，是這個組織生存和發展的軟力量。但我們這裡所說的“黨文化”是一種消極文化，是促使黨快速衰敗的負面文化。

　　如何來理解“黨文化”的消極性和積極性，正面性和負面性？這個問題主要看政黨的性質。政黨和其他任何社會組織最大的區別在於其目標是執政，也就是說，成為執政黨是任何政黨的使命。一個政黨，如果沒有這種使命感，就不是真正的政黨。如果要執政，政黨就要考慮其和社會的關系。一個脫離社會、不能得到社會支持的政黨，是不能成為執政黨的；同樣，一旦脫離社會，失去社會的支持，一個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也是不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理解“黨文化”的正、負面並不難，那就是，一種鼓勵和支持黨和社會聯系的文化，就是正文化和積極文化；而一種導致黨和社會脫節和分離的文化，就是負文化和消極文化。

過於濃厚的“奴才文化”

　　在中共的“黨文化”中，存在著衆多能夠導致黨和社會脫節和隔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或者是文化核心，可以用一個常見的概念來概括，那就是“封建”。中國共產黨經過了30來年的革命，經歷了改革開放前30年的階級鬥爭，也經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無論是革命，還是鬥爭，或者是改革，從理論上應當是“去封建化”的過程。作為一種文化，中國的封建長達數千年，要在這90多年的時間裡，完全去除封建化也是一件不現實的事情。但至少，人們可以希望封建化的程度越來越低。不過，現實的情形是，封建文化隨著革命、鬥爭和改革的過程延續下來，在不同時期“轉世”成為不同形式。在一些領域，文化的封建性似乎越來越濃厚。

　　“黨文化”中的封建性處處可見，把黨的領導和下級官員隔離開來，把黨和社會隔離開來。首先體現為一種封建的等級化。在任何組織內部，包括民族國家，等級性不可避免，也是體制運作的內在要求。但中共體制內部體現出過於濃厚的“奴才文化”。上級領導把下級看成“奴才”，一級、一級地往下傳遞。中國的“黨文化”中沒有其它國家官僚體系中所體現出來的尊重權威的文化，而體現為恐懼權力、獻媚權力的“奴才文化”。當然，這本身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中國人只有恐懼或者獻媚權力的傳統，從來就沒有尊重權威的傳統。

　　“奴才文化”發展到了一個頂點，下級唯一所想的就是要討上級的歡心，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說假話。結果怎樣呢？有人已經指出，黨內說真話變成了天下第一難。當然，這裡的說話並不僅僅局限於平常那些交往過程的談話，更是體現在黨內的各種領導人講話、公報、政策等所有需要用文字來表達的文件上。“黨八股”的文件，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即使是專家學者，也只能從字裡行間來解讀其需要傳達的信息。到了社會層面，這些文件誰也看不懂。當下級看不懂文件，要通過其他途徑來揣摩上級的意圖的時候，當人民看不懂執政黨的文件，要通過其他途徑來揣摩執政黨意圖的時候，相關各方之間的溝通就中斷了，他們之間也就擁有了無形的“城墻”。

　　表現在實際政策行為中（無論是決策還是政策執行），這種文化表現為只“唯上”而不“唯下”。從統治者或者上級的角度，他們當然希望下級能夠根據實際情況，在上級的政策意志和社會需要之間達到一個平衡，從而能夠一方面從下級那里得到反映現實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使得政策能夠執行下去。但在“唯上”的文化里面，下級是不會考慮到現實情況和社會需要的，很多政策既不能反映現實情況，也不能得到執行。如果要強行執行，必然深化體制和社會之間的矛盾，從而走向了統治者和上級本來意志的反面。“唯上”文化的另一個嚴重後果就是“精英淘汰”，就是那些具有獨立思考又能夠做事情的幹部被視為是異類，不能被上級和同事所接受。

　　與之相關的，是被稱之為“秘書幫文化”的“黨文化”。在任何制度下，秘書都是很重要的。但中國的秘書有其封建特性，有點類似封建時代的“家奴”。中國的秘書幫擁有一個特殊的地位。對很多領導來說，什麼都可以缺，唯獨秘書不能缺。無論是本身的工作、外部關系，甚至家庭關系都是需要秘書。如此高度依賴秘書，秘書簡直就是一些領導通往外部世界的“必經通道”。換一句話說，秘書就是領導的“城堡”。在這個意義上說，秘書有效地把領導和真實世界隔離開來。再者，秘書也是領導的“腦袋”。很多領導整日沉迷於瑣事，既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來思考問題，尤其是大問題，所以需要秘書來做其“腦袋”，秘書要替其所服務的領導思考，准備好領導所有的講話材料。在這個意義上，無怪乎有人說，秘書是領導的“領導”。在很多場合，秘書的品質就決定了一個領導人的成敗。

　　更為重要的、可以對黨的生存和發展產生致命傷的“黨文化”，就是黨內毫無規則的權力競爭。在封建時代，沒有政治競爭，因為王權具有高度壟斷性，屬於皇帝本人或者皇帝家族。不過，皇帝之下有變相的競爭，競爭產生於皇帝家族成員之間、產生在各級官僚。舊時有“朋黨”一說。“朋黨”就是政治競爭的工具。因為王權是壟斷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皇帝有合法性也有能力來制約甚至消滅“朋黨”政治。

　　現在時代不同了，無論是高層的權力交接還是一般意義上的領導人“換屆”或者“換代”，權力都比較分散。尤其在強人政治之後，政治競爭不可避免。不過，競爭沒有任何明文規則。情況往往是，各方的權力爭鬥經常到白熱化的程度。在地方層面，激烈的政治鬥爭往往導致黨的幹部之間的互相攻擊，動真刀真槍，甚至“暗殺”。同樣，這樣那樣的“朋黨文化”也盛行起來，幹部中間的“山頭主義”、“派系”、“幫”越來越盛。幫派之間的競爭也經常導致它們之間的不同形式的“火拼”。這種方式一旦上升到中央層面，對黨整體的傷害可以是傷筋動骨式的。對社會上的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享受不到這種政治競爭方式的任何好處，但要承擔其負面後果，甚至惡果。在傳統王權社會，宮廷鬥爭可以傷及社會無辜。不能否認這種現象的現代版本的存在。

缺乏人道主義精神

　　所有這些加起來，就體現為黨內人道主義的缺乏。無論是縱向的上下級關系還是橫向的政治競爭，都不能體現任何一點人道主義精神。“奴才文化”就是不把下級當人看；而“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政治競爭，必然表現為政治鬥爭的殘酷無情性質。

　　“黨文化”一旦延伸到社會，更是造成了執政黨及其政府與社會、人民之間的對立。這裡所說的“黨文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黨的文化，而是唯一執政黨的“黨文化”，就是說，是統治者的內部文化。統治者的這種內部文化，必然要影響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

　　首先就是黨內的“非人道主義”對社會的影響。執政黨黨內沒有人道主義，對社會、對人民自然也很難實行人道主義。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是人本主義。但中國的人本主義，和西方的人本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中國的人本主義，不管其哪種版本，都是在祈求官員要把老百姓當人看。儒家的一些經典語錄，例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再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等，里面的主體仍然是王權，就是說王權為了自己的利益要善待老百姓。因為儒家往往把君和自己這個群體視為是道德的化身，要比老百姓高人一等。君和士大夫是不受法律約束的，而是可以站在法律之上。因此，中國從來就產生不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文化，充其量只有通過法律來治理國家的法制文化。人民永遠是一個被管制的客體。在這樣一種文化里面，人道主義永遠只是理想，而成為不了現實。

　　西方的人本主義就是要從人的本性出發來設計政治、社會各種制度。因為人人都性惡，所以需要法律來約束每一個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一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是近代法治精神。

　　黨內封建式的“奴才文化”延伸到社會，表現為官員往往自認為是人民的老爺（或者是“青天大老爺”），要為民做主（“民主”）。實際上是把人民當成“奴才”。在黨內，上級把下級當“奴才”，到了權力階梯的最低端，基層幹部在黨內找不到“奴才”，就只好把平民百姓當“奴才”。拿老百姓出氣、欺負人民的現象經常發展到“官逼民反”的程度。中國社會上官員與社會、老百姓之間的日常衝突，不僅僅是因為物質利益上的，更是官員藐視老百姓的心態的直接反映。

　　在如此“黨文化”影響下，很多黨員不僅在黨內的各種關系中，而且在黨及其政府與社會、人民的關系中，都表現為極端的自私。黨員不能超越自己狹隘的利益，執政黨不能超於自己狹隘的利益。因為中共是唯一的執政黨，當黨員和執政黨整體不能超越其自私利益的時候，就必然和社會、和人民隔離開來。

　　問題在於，今天的社會畢竟已經和封建時代大不相同了。老百姓和整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傳統社會，無論是封建式的權力“等級”還是“奴才文化”，都具有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說，這種文化是被社會和老百姓所接受的。但是，今天當人民和社會自己不認為是“奴才”的時候，當他們對政治和社會平等具有高度認同的時候，黨政官員如果繼續抱有封建式的“黨文化”，其和人民、和社會之間的衝突將變得不可避免。

　　到現在為止，很多人都已經認識到，文化是一種軟實力。一種積極正面的“黨文化”有助於黨的生存和發展，但一種消極負面的“黨文化”則加速黨的衰敗。中國封建式的“黨文化”無疑屬於後者。如果任其延續和發展下去，這種“黨文化”最終會葬送執政黨的命運。也無容置疑，只有通過大力改造執政黨的“黨文化”，去封建化，建設一種人人平等的法治“黨文化”，才是執政黨生存和發展的唯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