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生了什么病？

　　2012年全年经济数据今日公布，专家预计，2012年四季度GDP增速将在7.8%左右，全年GDP增速或达7.7%，有望实现年初目标。早在去年初的全国“两会”上，2012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5%，八年来首次低于8%。这释放的信号意义不言而喻，要牺牲一些GDP的速度，提高GDP的质量，降低GDP的成本，简言之，就是调结构，就是转型。

　　相比前些年动辄10%以上的经济增速，2012年的数据可能有些“没面子”，但却是危局中来之不易的成果，这一点必须值得肯定。

　　美欧日三大经济体都已患上严重的疾病，美国是癌症，欧洲是心脏病，日本式老年痴呆症，所以中国未来要主要靠自己。

　　欧洲得了心脏病，不治，总吃速效救心丸；美国得了癌症，但还没有扩散；日本得了绝症，已经病入膏肓，却还在乱折腾。中国经济由于惯性还会发展，2013年的情况会比去年要好。

　　看起来有些道理，形象的描绘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困局，但为中国经济的成绩沾沾自喜，夸大中国经济的能量，颇为贻笑大方。

　　中国可能处于最危险的状态。请别提5%、6%或7%的增长，对于中国来说，经济不是重要问题，而是经济问题会引发社会问题。

　　香港恒隆集团陈启宗曾悲观的指出：“腐败太普遍了，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但难得达到中国这样的程度，其后果是烂到核心。我只是在想，何时会爆发。人们谈起中国经济，中国就好像随时可能得中风，心血管的通道会越来越窄，直到像一个人在街上随时会倒下一样。所以，我想再说，看起来过得不错，但直到中风爆发。”

　　虽然与社科院专家比起来，作为地产商的陈启宗谈宏观不够“专业”，但见证了大浪淘沙般的地产风云，房地产又是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的产业，他的经验必须值得重视。

　　中国“病”了，得了中国特色的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继而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困局。经济不是最明显的病症，政治经济却是病根。

生病不可怕 怕的是“鸡血疗法”

　　生病就是冰火两重天，额头会发热是火，但身体却冷得要命，要盖被子。资深媒体人曹景行说，人家都是富贵病，咱们当心虚火太旺。

　　生病不可怕，怕的是不好好治病，反而嘲笑别人病入膏肓；也怕吃错药，药不对症反而加剧病情。伯南克可以骄傲地说，美国靠6%的人口，创造了世界25%的产出。如果这算癌症，人均消费水平大约是美国六分之一的中国大陆还有药治么？

　　当然，防患于未然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以刚刚过去的2012年为例，转方式、调结构，我们在经济转型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去年的成绩来之不易。

　　不过，进步虽然可嘉，却远远不足，伴随着各地大规模投资计划的陆续出台，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老路、旧路又再次为一些地方主政者所青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低效率和浪费严重的问题。如果放任投资热情盲目高涨，地方版的投资计划像打了鸡血般的亢奋，最终都将演变为“大跃进”。

　　刚刚消散的雾霾天气，大家都不会陌生，“厚德载雾，自强不吸”似乎还环绕在眼前。雾霾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长久以来牺牲资源和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避无可避的雾霾，直接危害的就是人民的身体健康。当存活都变得如此艰难，再高的经济增速又有什么意义？

　　转型要快，改革要快，传统发展模式弊端的反戈一击要比我们想象的快和狠。

结语

　　物价、房价、工资、看病、交通、健康、食品安全……这都是让中国人焦虑不已的大小问题，都是伴随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民生难题。其实，小编更想说的是“让国人有尊严的活着”。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继续沾沾自喜、好高骛远，只会死得更快。

探寻中国经济新增长“结构红利”（袁江）

　　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高增长奇迹”是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制度红利共同驱动的结果。随着四大传统红利逐渐消失，未来增长中枢渐近下移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将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的新阶段。而是否能够充分挖掘潜藏在现有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红利”，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能否将年均增速稳定在7-8%的关键。

四大传统红利渐失引致增长中枢下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日欧等各大经济体均遭受重创。2009年中国果断出台“四万亿”，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但却带来了物价高企、产能过剩等严重后遗症。随后政府出台一系列宏观紧缩政策。自2010年初至今，中国GDP增速连续十一个季度回落，到2012年第三季度仅为 7.4%。显然，本轮经济回落既是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结果，但更重要的还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表现。从长周期看，过去十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四大红利”基本释放完毕，中国经济增长中枢渐进下移已不可避免。

　　全球化红利透支。过去30年，全球贸易增长不到7.5倍，而同期中国出口额增长87倍，中国无疑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另外，中国的开放度（外贸总额 /GDP）从90年代末不足40%攀升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60%以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显示继续上升的空间极其有限。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全球化红利”由盛转衰的拐点。到2011年底，中国的开放度下降至48.7%，出口对GDP甚至出现-4.3%的负贡献率。可预见的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周期，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日益抬头，全球化已经很难成为支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人口红利趋于衰退。普遍认为，中国人口红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红利爆发期已经结束。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74.42%，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结束了之前多年上升的趋势；人口抚养比为34.35%，同比微升0.18个百分点。推动人口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老龄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另外，“刘易斯拐点”也日益临近，根据有关机构估算，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劳动力已从1990年的1.3亿下降到目前的0.3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正走向衰竭。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随着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全社会普遍认识到粗放型增长已至穷途末路。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主动承担全球节能减排任务，并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另外，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也正发展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厦门、大连、宁波等城市接连出现群众游行，反对政府引进PX等高污染项目，并提出“我们不是改变政府，我们需要政府改变”等极具公民意识的口号。

　　制度红利逐渐弱化。过去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一直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之后，经济部门之间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更加恶化。作为民营经济标杆的江浙地区，近两年大规模出现民营企业倒闭和老板“跑路事件”。企业普遍感到赚钱没那么容易了，企业家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经济体系中实业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明显不足。

　　下一阶段，中国决策层必须高度重视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一事实，经济政策不再适宜追求过高增长率，否则将导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带来“滞胀”风险。

“结构红利”释放将驱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教授在其名著《各国经济增长》指出，一国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总量问题，更是一个结构问题。可见，四大传统红利的逐渐消失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缺乏增长潜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依靠资源增量驱动的总量式增长或难持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依靠现有资源的再配置，推进现有体制的再调整，实现经济效率的再提升，这才是“结构红利”驱动式增长的真正内涵。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可通过三个方向的结构调整，逐渐释放隐含在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红利”，进而在未来十年将经济增速维持在“七上八下”（7-8%）的适宜区间。

　　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从产业层次看，中国的发展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所谓机遇，那是由于中国人均GDP以及产业层次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较大差距，未来仍有“后发优势”和产业升级的空间。但挑战也相当严峻，由于中国制造业在产业层次上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问题。因此，在技术引进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认真解决过剩产能消化、落后产能淘汰等棘手的经济转型问题。

　　二是区域差距结构的缩小。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日益明显。从长周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恰恰决定了经济自身仍具有明显增长空间。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区域振兴计划的出台和落实，这些区域将产生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其对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将产生明显拉动作用。

　　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调整。近年来，中国劳动性收入持续下降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收入差距扩大不仅抑制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而且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打击了普通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导致经济活力明显下降。未来政策要着力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促使国内消费需求增长，逐步形成经济增长的内需驱动机制。

　　随着结构调整沿着上述三大方向展开，中国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红利”将逐步显现。值得指出的是，“结构红利”的有效释放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如果不继续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健全和更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不探索法制道路以限制行政权力，那么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之路必会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发展空间也必将受到极大限制。

下一阶段经济政策的五大着力点

　　未来政府经济工作要积极把握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新趋势，力争拿出更多的政策智慧和更大的变革勇气应对新阶段的挑战。对于下一步工作，要注意把握以下五个着力点。

　　一是调整投资结构，发挥投资的引领作用。投资不仅创造需求，更重要的是创造未来生产力。在经济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一个没有投资增量的经济体是不会有发展前途的。未来新的投资需求隐含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中。在投资取向上，必须避免对产能过剩行业和地区的重复投入，而应加大对经济薄弱环节、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三农领域的支持力度。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房地产投资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仍将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改善市场环境，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秩序。好的市场犹如人的机体，需要新陈代谢的支撑。当前企业家信心不足体现出市场机制运作出现了问题。政府部门应该主动面对，积极引导，不断推进自身变革：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降低企业成本；二是要限制国有部门经营边界，防止与民争利；三是要抛弃维稳思维，避免通过行政手段保护落后生产力，而应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生产力新生。

　　三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由于历史和自然因素，中国区域间发展极其不平衡，导致东、中、西部地区间财力差异较大。未来在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有必要通过中央财政的调节机制，加大区域间转移支付力度。值得指出的是，区域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是公共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可探索依据中西部各省份在环境保护、教育发展、资源输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贡献分配额度，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的使用效率。

　　四是鼓励政府发债，配套推进财政透明化改革。虽然地方政府发债仍存争议，但其作为技术性手段，并无价值倾向，更何况国外地方政府发公债并不少见。未来鼓励地方政府发债，是经济新阶段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必要之举。但是，地方发债必须配套推进财政透明化改革这一“硬约束”。否则，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将导致地方财政乃至中央财政出现风险。

　　五是实施创新引导战略，培育内生增长动力。过去三十年，中国产业升级主要靠技术引进。随着中外技术差距的缩小，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必须实现由技术引进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变。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就是持续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未来国家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入。鼓励企业通过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重塑自身核心竞争力，力促中国经济实现内生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