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年末，“特赦贪官”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观点最早是由历史学家吴思提出，意在以“特赦”来安抚贪腐官员，以达到减少政改阻力的目的。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反腐专家李永忠以及经济学家张维迎等最近也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建议以特赦来解决腐败存量问题。

“特赦贪官”的提出，是借鉴香港的成功案例。70年中期，香港警界也是极为腐败，廉政公署成立之初，许多警察被判入狱，引发部分香港警察上街游行，冲进廉政公署总部大打出手。为此，时任港督麦理浩发布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重罪及已展开调查的案件外，对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贪污罪行不予追究，由此减少了改革阻力，香港也因此走向了清廉之路。

由于香港也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不好用“国情”来说事，但两地因政党制度的差异，“特赦贪官”在香港可行，在大陆还真的不行。原因就在于港督麦理浩相对独立于香港各方利益之外，而大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一切”的执政党，如果特赦由中共任命、绝大多数身为中共党员的贪官，在道义上就很难讲得通，有自己特赦自己的嫌疑，因此必然会引发人民对执政党是否真正“无私”的质疑。再说，大陆人还有不少没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当你的邻居、同事、领导从“工薪一族”摇身一变而成亿万富翁、十亿富翁时，所带来的肯定是“老实人又吃亏了”，这个本来就诚信缺失的社会，诚信系统将遭受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而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反贪方面的红头文件实在是太多太多，已让贪官的耳朵长出老茧了，大陆如果实行“特赦贪官”政策，不但不会让贪官就此洗手不干，而且还会对他们继续腐败起鼓励作用，因为他们相信还有下一次“特赦”。

笔者坚信，对贪腐一贯保持“零容忍”的中国共产党，绝不会采用“特赦贪官”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反腐。

而以“优待情妇”的方式进行反腐，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现实情况是，每一个贪官的背后，都有一名或多名情妇。几年前，中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称“95%以上大案存在色权钱交易”。最高检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自古“贪官多好色”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而根据网友的说法，剩下那没有“情妇”的5%贪官，其实都是女贪官，可她们同样也会“包二爷”。

而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贪官和“二奶”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而已，因此反腐很容易从“二奶”身上打开缺口，只要给她们一些利益保障，就很容易引导她们“反水”。笔者6年前所写《孙瑜案昭示，反腐需要统战情妇》一文，就是希望能让众多“二奶”成为阶段性反腐的“正能量”。

从近期反腐形势看，众多贪官“落马”事实上也都是因为“二奶”起义，因此社会上有“反腐靠‘二奶’”一说。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就因“二奶”预期目标未达到而“落马”；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吴永文，则是和广西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一样，遭到“情妇”丈夫的举报。而此前因情妇“落马”的高官也比比皆是，如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都是被众多“情妇”联合举报到中纪委的结果。

而由于此前在处理贪官的同时，往往将情妇也一道处理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情妇”反水。如成克杰的情妇李平被判无期徒刑；陈绍基的情妇李泳被判有期徒刑3年，这就将贪官和“情妇”绑在了一起，这就如“两高”最新司法解释规定行贿一万元以上追究刑责一样，将行贿者和受贿者弄成了“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最终肯定不利于反腐制度建设。

笔者以为，为了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反腐，在一定时期内统战“情妇”，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做法是，明确规定贪官“情妇”在一定期限内举报贪官，国家不但不再追究“情妇”作为“特定关系人”的刑事责任，还以法定的形式维护“情妇”的既得利益，即使是“情妇”从贪官受贿中直接得到的好处，也不再追缴。对逾期不举报者，一旦查出，将依法从重处理。

从法理上讲，“优待”主动举报的情妇，也可以往“戴罪立功”上靠。

与此同时，反腐机构需加大对“情妇”举报案件的处理力度，做到及时处理。

该规定一旦实施，众多已获得好处的“情妇”为使自身既有利益合法化，一定不会继续顾念“贪官情夫”的死活，毅然举报；那些想“转正”但却遥遥无期的“情妇”，也会立马翻脸；被胁迫屈辱当“情妇”的，更会毫不犹豫反戈一击。

而国家需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加快监狱的建设速度了。

不难看出，中国反腐制度建设，与其“特赦贪官”，还不如“优待情妇”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