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完全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要让企业来搞，让民众来搞，让企业家来搞，企业家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政府在产业升级上应该起什么作用，这是中国面临瓶颈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到现在，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制造经济走向创新经济，现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做法。在这方面，有的政府主管部门做的事情和他们应该干的很不相称。

　　第一，政府应该做的是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

　　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研发的投资很难完全收回。如果到处都是假货，前期的研发投资就等于打了水漂。所以我们看到，哪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越好，哪个国家的创新就越好。

　　要保护知识产权，首先要保护一般产权。如果一国这些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手里拿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海外移民，他就不会有长期的研发，因为研发需要人才、时间、资本，一个品牌的树立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必须使企业家、创新者长期在我们的国家投资，在我们这里创新，把这些技术留在这里，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让他们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知识产权的保护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一般产权保护的含义，是让企业家安心，有长期向创新转型的愿望。另知识产权的保护会给他们带来足够多的回报，要防止伪造者分走企业家创新利润。

　　第二，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无法支持创新。

　　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作为主力的金融体系是无法支持创新的。

　　创新需要的是什么？创新需要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这一套金融体系包括从天使基金、风险投资、PE到VC，形成梯队。要形成一个支持知识创新的金融产业。其中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提供VC、PE基金的法律框架，而不是监管细则。

　　现在很多PE、天使基金面临的是，政府部门在抢夺核准权，要将审批改为核准，核准改为报备。现在，核准权也被抢夺，如果你和政府搞不好关系，就不给你报备。这样对国家的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及创新企业的杀伤力极大。为了推动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握有创新生杀大权的权力机关，而发改委一类的主管部门就掌管了很大的权力！

　　PE是什么？就是私募基金，应该不需要审批，不需要报备。但现在是政府出钱搞PE，全搞错了。政府的钱是老百姓纳税的钱，不能承担这么高风险。国家还对PE审批，还要纳入政府的监管体系，这怎么行呢。PE就是私人对私人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需要审批。所以，要建立一个能够支持创新，能够支持升级换代的体系，靠大的国有银行，国内的保险公司，实践证明没戏。

　　第三，要建立起要素市场。

　　中国的创新为什么推不动？因为政府要管制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资金价格，用低要素价格来支撑GDP的高增长，这对于升级换代是极大的障碍。

　　如果按照市场供需关系提高了要素的价格后，企业马上就知道怎样节能，怎样减排。让价格信号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价格机制在升级换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人民币汇率更大幅度的浮动，就是用价格引导企业走向高端。现在很多企业不走向高端，就是因为在低端过得很舒服。舒服的原因就是政府管制着这些要素价格，管制着人民币汇率，所以企业不愿意升级。

　　第四，要发扬企业家精神。

　　中国是一个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是发展经济最宝贵的资源。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在经济舞台上，企业家一个个走下去，政府官员一个个走上来。

　　我开会时经常发现，10个发言者里前9个都是官员，最后上来一个企业家。而企业家说的是，“前面几位领导的讲话，我们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我们完全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要让企业来搞，要让民众来搞，要让企业家来搞，企业家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但现在他们都在台下看着和听着，上面一排官员坐着！

　　因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压制，主要来自于政府，来自于强势的政府。大政府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而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创新，就没有我们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五，创新是人类思想的自由创造，是脑力活动的自由创造。

　　如果没有一个松宽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就不会有创新精神，所以政府能做的应该是创造一个宽松开放的氛围，不再把标新立异认为是弊端。我们要尊重创新的人，要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才能在无数的创新尝试中，结出一些成果来。

　　思想、文化、社会，只有自由地发展，才有我们民族文化的不断成长和繁荣，政府管得越多，就会越压制了我们民族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