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7.8%,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很可能不是经济危机导致的周期性现象,而是永久性的,因为中国正在步步逼近一个结构性变化的转折点: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联合两位亚洲经济学者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证据》,以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和定值美元为计,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收入门槛:第一个门槛为人均GDP1万1000美元;第二个门槛为人均GDP1万5000美元。一旦达到这两个收入门槛,经济增速会显著下降。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129美元,按年均7%的增速计算,中国到2015年将达到第一个收入门槛。
根据对以往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一个经济体如果经济增速越快,老龄化越严重,投资占GDP比重越高,汇率越倾向于低端制造业出口,贫富差距越大,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经济恶化的势头会越猛。由此看来中国的情况很不妙:
首先,中国已经开始了日本式的老龄化进程。在过去3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二,平均每年增长1.8%。在2015年到203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会越来越快地减少。到了2030年,50岁至64岁劳动力对15岁至29岁劳动力的比率,将超过一又三分之一,几乎是现在比率的倒挂。
其次,中国目前的投资占GDP比重接近50%,举世罕见。这种靠催生资产泡沫来推进GDP增长的模式很难持续,长期以来“产能过剩、边际投资回报率萎缩、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恶化等现象,如蚁穴般蔓延,终将成决堤之势。
再次,中国的出口依然由低端制造业主导,高科技产品占总出口的权重只有区区27.5%。在汇率倾向于低端制造业出口的情况下,国家整体而言缺乏摆脱廉价劳动力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的动力,就容易慢慢滑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继续高速发展。
最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达到了0.61,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0.4。中国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家庭总资产的84.6%,“少数超富家庭拥有绝大多数家庭财富”的现实,使得中国的内部消费很难成为增长的引擎,这就迫使遭遇出口瓶颈的中国,越加依赖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经济更趋失衡。更重要的是,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贫富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在发展人才资产
综合看来,老龄化人口庞大,贫富差距巨大,沉迷低端制造业,固步自封于全球经济食物链底端的中国,恐怕很难战胜中等收入陷阱,未来10年将是中国和中等收入陷阱艰苦决战的10年,遑论超越美国。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某些阶段像今天的中国一样高速增长,被寄予晋身发达国家的厚望,结果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折戟沉沙。在那么多国家中,只有亚洲四小龙能冲出重围。偌大一个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创造史无前例的世界奇迹。
关于如何创造奇迹,我在一年前写下的《刘易斯拐点,人才资产危机和中国硬着陆》中,得出了和埃森格林教授一样的结论:提高教育实力,大力发展人才资产。当年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中等收入陷阱苦苦挣扎时,韩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突围,正是因为其雄厚的人才资产优势;如今韩国已能向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高端制造业国家叫板。这种经验教训,对于今时今日的中国十分宝贵。
遗憾的是,中国是个高质量人才严重缺乏的国家。根据麦肯锡《新兴市场人才报告》,中国工程和金融方面的毕业生,只有10%左右具备全球化企业的雇用价值。中国大学生往往拥有过度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人才的生存环境也十分恶劣,因为中国企业过多的把盈利杠杆建立在资本、品牌和关系(Guanxi)之上,严重忽视人才在盈利驱动中的重要性。
如果中国能够突破人才资产上的瓶颈,就能成功地在全球经济食物链中晋级。人才资产的突破,还可创造出一个数量可观的中产阶层,成为缓和贫富差距、拉动内需的捷径。中国的贫富差距,源于国家对经济资源的过度垄断,权贵资本主义和系统性腐败,急于扫除这些根深蒂固的弊病,会遭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伤筋动骨,社会成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很高。如果分配的不是既得利益的银行户头,而是知识/技能,打造人才资产,则不会遭遇这些系统性阻力,实乃“拨一两而动千斤”的“民富国强”捷径。
人才资产也是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最强有力的杠杆,资本将无需严重依赖金融杠杆,企业对公权力寻租的需求也将大大降低,因为公权力可以对资金等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不合理分配,可以对规模、品牌、商业模式进行严重扭曲,但人才资产的优势确是难以抹杀和强制分配的。这也是腐败曾肆虐的韩国的经验。
中国经济是继续崛起,还是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幻灭,未来10年将是关键之年,千头万绪当从人才资产着手,方是提纲挈领,盘活全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