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河南省固始县某村的小丽（化名），是一名小学五年级的留守儿童。去年8月30日，小丽因为身体不适被外婆带去检查，发现12岁的她竟已怀孕4个月了。

　　全国妇联近年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约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儿童约5800万。越来越多的罪恶之手伸向留守儿童，亟待加强保护。

受害者多为“爷爷奶奶照顾下的留守女童”

　　“小丽的遭遇并非个案。”据河南省固始县检察院统计，仅去年，该院就办理了19起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案。

　　检察官介绍，这些案件的受害人大部分未满14岁，全部未满17岁。“受害者大多是在爷爷奶奶照顾下长大的留守女童。”

　　在小丽的案件中，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曾参与侵害的人竟然达4人之多。

　　其中一名同村老人李某，曾以种种借口多次把小丽叫到自己家，对小丽做出猥亵行为，并威胁如果敢透露给外人，就要将她“扔到河里”。另两名学校老师，经常以让小丽送篮球去篮球室为由，在篮球室对小丽进行性侵犯。还有一名远房亲戚，也曾对小丽进行性侵犯。

　　事实上，不仅在河南省，近几年来，留守女童遭受性侵犯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都屡有发生。

　　2011年下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某乡镇的一位年仅6岁的留守女童小凤，被60多岁的邻居老头以小恩小惠的方式多次诱奸，长达半年之久。

　　2009年3月8日，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某村村民曹某趁无人之机，将本村年仅11岁、患有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的留守女童小容强奸。

　　2008年，某地一留守女童被爷爷性侵犯，长达十年才被发现。奶奶出于“家丑不外扬”的心理，一直未对其进行救助。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近年的研究报告表明，在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侵害案件中，老年人作为较特殊的群体，占比例相当大。在该中心统计的340个案件中，50岁以上老年人实施的性侵害案件有45件。其中，发生在农村的比例特别高，占该类案件总数的82.2%，年龄最大的侵害人83岁。

　　性侵害案件中的老年犯罪者，一般都是被害女童的邻居、同村人或家长的朋友、亲属。老年人一般采取给零花钱、买糖果、方便面或买衣服等理由，哄骗被害人后实施性侵害，不少案件中存在多次、长期侵害。

　　“这类案件数量之多，一方面体现了未成年人很容易上当受骗，心理比较单纯，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老年人的生活状态令人堪忧。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或者随子女生活，生活不自由，或者丧偶没有再娶，常常感到孤单和空虚。在此情形之下，对身边的未成年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分析。

留守女童侵害案“发现难，取证难”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法院2010年的报告显示，当前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犯的案例中普遍呈现“发现难、取证难”的特点。“由于被害人年龄小，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多数被害人在案发后没有跟任何人讲。这导致案件一般都是事隔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才被发现，此时有关证据已经灭失，给案件侦破带来困难。”

　　而在案件的事后追责中，也存在着不少被害女童权利被忽视、甚至被侵害的现实。

　　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办理的一起案件中，玲玲（化名）一个人住在出租房，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回了老家。就在这期间，14岁的花季女孩被邻居带走强奸。

　　发现后，玲玲的父母报了案。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玲玲的父亲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但是检察院让其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后再提。

　　过了很长时间，案件也没有消息。焦急的玲玲父亲到法院询问进展，法官才告诉他，案件已经判决了，被告人因强奸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由于被害人受伤不严重，没有什么需要赔偿的”，所以直接对刑事部分作出了判决。

　　“该案充分暴露了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漠视，没有充分保障其权利。”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报告中这样评价道，“建议司法机关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切实履行职责，尊重和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依法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

　　实际上，2006年12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就已明确：“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告知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

留守儿童“防火墙”，亟需社会搭建

　　留守女童性意识缺乏，导致受到侵犯而不自知，是女童身心安全的重大威胁。因此，事先预防变得刻不容缓。

　　华中师范大学彭晓辉（微博）教授认为，在预防中，对留守女童的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要对农村地区的学校师资进行必要的培训，让老师教授相关的知识。可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开展性教育，让她们了解基本的性知识，知道怎么拒绝、怎么保护自己。”

　　彭晓辉教授认为，除了学校承担教育责任之外，基层计生部门也应发挥作用。“现在很多地方计生干部的工作重心，应该由抓超生转换到保护女性上来了。对留守女童的性教育、对农村妇女的性安全教育，需要计生部门承担起这个责任。毕竟，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源多，影响力大。”

　　固始县检察院刘文栓检察官认为，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监管，是其容易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之一。“留守的老人照顾不周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外出很容易受到欺骗。”

　　当前，大量农村人口外出打工，诞生了很多只有老人和幼童的“空巢”。留守老人受体力、文化程度等因素所限，照顾孩子的能力相当薄弱。而目前的村组织，也还难以承担起照顾每一位留守儿童的责任。

　　对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我国农村地区对于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工作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目前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各方面的安全保障都成问题，包括性侵犯、溺水死亡等，在安全管理上面临很大的障碍。因此，我认为，目前在农村的社会服务方式应该有所创新。”

　　以社区为基础的基层儿童福利服务网络，目前在我国已初具雏形。2010年，由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在山西、河南、四川、云南、新疆的12个县建立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在那里，已有近8万名孩子接受了儿童福利主任的家访，24965名儿童和抚养人参加了儿童早期发展活动。然而，该保护网络的覆盖范围还未及广大的农村地区。

　　参与发起示范区的北京师范大学（微博）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教授呼吁：“中国传统的儿童养育观念到了亟需改变的时候。除了家庭，国家和社会应承担起更多养育儿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