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借用空軍史研究前輩王立楨先生當年在『青年戰士報』發表的文章）

　　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十三號，同樣是個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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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天晚上，空軍作戰司令部就下達了命令：十三日早上派偵察機偵照廈門灣，臺中清泉崗基地的F-104戰鬥機群負責掩護。為了避免洩密，命令還是參謀長喬無遏少將親自到清泉崗口頭傳達。

　　第二天上午，四架F-104G由第八中隊隊長祖凌雲中校親自帶隊，在金門外海上空接應RF-104G偵察機時，與四架米格廿一目視遭遇（這是第一次國軍在空中看到共軍的米格廿一），原本祖凌雲已經搶佔到敵機後方的有利位置，不過戰管下令回航，因此沒有爆發衝突。

　　但照片沖洗之後，發現品質不理想，於是中午時分RF-104G再度出擊，利用超低空闖進大陸，但RF-104G一旦開始爬高進入偵察航線，當然又立刻被發現，共機也迅速起飛攔截。

　　12:40分，清泉崗基地跑道頭警戒室的「四機緊急起飛」警報響起，已經著裝完成的飛行員立刻奔向座機。這次帶隊的是八中隊輔導長蕭亞民中校，另外三人是胡世霖上尉、楊敬宗少校、石貝波上尉。

　　四架飛機在戰管的引導下，一起飛就全馬力爬升，奔向金門空域，去接應正要衝出大陸的RF-104G。就在偵察機後面，兩架亟欲立功的米格十九緊追不捨。

　　由於管制官對於方位與時間掌握得當，F-104G剛與共機目視接觸，已經切到敵機後方。蕭亞民立刻請示開火，在取得戰管的「打！」許可後，二號機胡世霖立刻發射響尾蛇飛彈，打下了第一架敵機。另一架共機這時才發現黃雀在後，急忙俯衝逃跑，楊敬宗與石貝波的兩架飛機也尾追而下。

　　原本位置落後的石貝波反過來俯衝後，反而跑到楊敬宗的前方。他用響尾蛇飛彈鎖定米格，在敵機鑽進低空雲層之前，將它擊中爆炸。就在幾乎同一時間，石貝波的飛機也衝進了雲層，此時他才注意到戰管一路不停呼叫返航，因為早已飛進了大陸上空。石貝波這才調轉航向，在沒有能見度的雲層中向臺中返航。

　　由於先前的混戰，四架F-104G早就分散，各自在雲中向基地回航。

　　13:07分，領隊蕭亞民下令各機報到，二、三、四號機都在無線電裡一一應答。但在1309時，突然傳來一聲「哎呀」，接著就闃然無聲。蕭亞民立刻再下令各機報到，這一次，三號機楊敬宗就不見了。1320左右，三架飛機一一回到清泉崗，楊敬宗始終沒有回來。

　　於是「一一三空戰」，海峽上空至今的最後一場空中交火，就這樣在迷團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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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戰打完，負責指揮的戰管官孫兆良與宋慎禮，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會被獎勵還是處罰。因為在美方的壓力下，我方戰機除非偵察任務，通常避免飛入大陸領空尋釁。這次空戰已經打到陸地上空，准許開火的管制人員，不知道會不會被處分？

　　結果當然是多慮了，在反攻復國的年代，擊落兩架「匪機」還是大大有助民心士氣，值得強力宣傳一番。

　　但在官方發佈的新聞中，卻壓根沒提失蹤的楊敬宗，反而把偵察機駕駛宋俊華中校放進來湊成四個人，一起接受蔣中正總統的召見慰勉。甚至連空軍總司令徐煥昇都親自到清泉崗對飛行員講話，暗示大家要保持低調。這也從此在空軍裡引起了不曾停歇的耳語……

　　由於胡世霖與石貝波擊落米格機的過程都沒有照相槍錄影帶，有些人就繪聲繪影地說，楊敬宗很可能是被自己人打下來的。

　　還有人說，因為石貝波起飛時啟動引擎的氣源車故障，所以飛機比其他三架晚了一點升空，一路在後面尾追其他飛機，搞不好等他趕到戰場時，空戰已經結束，他就任意射出一枚飛彈，回去後可以宣稱有戰功，但卻好死不死擊中了楊敬宗。更有人說，對喔，聽說空戰當天返場降落後，石貝波一聽到楊敬宗沒回來，當場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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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大陸方面，故事情節完全不一樣：共軍宣稱當天是解放軍空軍第二十四航空師的四架殲六（米格十九）起飛迎擊，在距離大約五、六公里時目視F-104機群，在雙方對頭接近下，飛行員胡壽根迎面開砲，將F-104擊落墜海。

　　胡壽根說，自己事後還看到打撈起來的部分殘骸與楊敬宗的遺體，頭跟一隻手臂不見了。三十多年後，胡壽根還是強調，當初的四位飛行員都還健在，而且都有聯絡，足證所言不虛。

　　不過中共發佈的胡壽根「與同僚檢視照相槍底片」宣傳照，身後的飛機卻是殲五（米格十七）而非殲六！這實在怎樣也說不通……

　　另外，在雙方面對面接近時，根據兩種飛機的性能與操作模式，相對速度大約是二點五倍音速，每秒將近八百公尺，也就是說，從目視F-104到「碰撞」，只需要七秒鐘的時間。在不到七秒鐘之內，就能駕駛飛機對上近乎迎面而來的敵機，並且計算彈道前置量，開砲將敵機擊落……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只能說當天是馬恩列史等諸祖師爺一起顯靈了。

　　退休後移民加拿大的祖凌雲，對於胡壽根說法的評論是：可惜大家都年紀大了，否則真想跨進駕駛艙，飛上天去向他「討教」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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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石貝波與楊敬宗，另外兩位國軍飛行員都已不在人世：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八號端午節，蕭亞民擔任教官，為新任副聯隊長溫志飛上校進行F-104換裝訓練。在進場降落時，正好清泉崗跑道頭堆放了一些工程用的水溝蓋，兩人駕駛的TF- 104G高度又偏低，結果機輪撞上水溝蓋，飛機在跑道上翻覆焚燬。溫志飛當場殞命，蕭亞民嚴重燒傷，即使由美軍專機送往日本的美軍燒傷中心急救，最後還是不治身亡。由於蕭亞民的太太金書瑜已經去世，一位三大隊飛行員記得，自己第一次到松山機場，就是牽著蕭亞民兒子的手，去把爸爸的遺體迎回家......

　　至於胡世霖，則在七十九年因為癌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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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貝波再度成為臺灣媒體的焦點，是民國八十七年，復興航空的機師罷工事件。最後罷工的機師還是不敵資方壓力，宣佈結束行動。公司宣佈：除了幾位「首謀」遭到解聘外，不會對多數飛行員秋後算帳。石貝波不是首謀，也沒有被解聘，而且再過沒多久就可以辦退休，領到五百多萬退休金。

　　不過，他選擇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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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跟「搞飛機」的前輩傅鏡平兄一起訪問過石貝波，當時他已經離開復興航空，不久之後就赴美定居。

　　基本上，老教官（「教官」是空軍對飛行員的習慣稱呼）還是一副調皮中帶有桀傲的調調。對著兩個急著想來挖掘故事印證傳聞的後輩，談起三十多年前的空戰，話語始終不多，解釋始終很簡略。

　　看得出來，他並不是那種喜好強迫全世界分享自己當年勇的老先生。

　　石貝波提到，小時候調皮搗蛋，犯規不斷，臺北的成功中學差一點畢不了業。大學考不上，也是空軍的爸爸怕他跑去混流氓，所以雖然軍校聯考已經過了，但還是想辦法把他安插進空軍官校。

　　雖然當初是問題學生，但從石貝波畢業下部隊不久，就被分發到國寶級的F-104部隊，可以知道他的飛行技藝絕對名列前茅（他是官校43期第三名畢業）。

　　其實，飛行一直是一項需要天分的「藝術」，有些人就是天生有"Right Stuff"，石貝波應該就是其中之一。

　　儘管有擊落敵機的戰績，但是或許因為「誤擊隊友」傳聞困擾，或許因為始終不馴的個性，石貝波在六十一年就離開空軍，官階只是少校分隊長。

　　他也沒有進入航空公司，反而在孟加拉、美國等地經商多年（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石教官對於談起在孟加拉碰到水災的興致，似乎比談一一三擊落敵機還高），但似乎也不是混得多發達。

　　後來隨著臺灣天空開放，民航機師需求大增，石貝波才又回到臺灣，加入復興航空（嗯，他提起駕駛ATR客機的趣事，似乎也比擊落米格機興致高）。不過當我們想把話題轉到他為爭一口氣放棄退休金的部分，老先生眼角一絲狡猾的笑意，又把話題岔開。

　　坐在香菸繚繞的「飛行中隊」PUB裡，我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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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員曾經是我們那個時代（我不知道現在人怎麼想）很多小男孩的夢想。但是空軍飛行員的生命就像蝴蝶，看起來輝煌燦爛，卻非常脆弱。也就是命運的一個交叉口，一步的走錯或壞運氣，「鷹揚」可能就成了「陰陽」。

　　政府遷台以來，空軍因公殉職的空地勤官兵，已經超過一千四百人。每一個空軍官校畢業的軍官，在完成飛行訓練以前，就已經歷過失去同學的傷痛。而在飛行生涯中的朋友與同事，也許他才剛剛結婚，也許他說下個月要當爸爸既興奮又不知所措，也許他昨天還把帽子忘在你家明天要來拿走，也許你們剛剛在空勤餐廳一同吃中飯，也許你們的飛機並排在跑道頭加足油門準備起飛……下一刻，他就可能是跑道尾端的一團火球。也或許，一直到遠超過預定返航的時間，飛機還是沒有回來。

　　另外，在冷戰的時代背景下，為了爭取盟邦的支持，為了維繫國家的生存，中華民國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頭號打手：各種美方想作而不便作、不願作、不敢作的任務，經常都是丟給中華民國。

　　舉凡是U-2高空偵察機的遠征（在國軍開始任務之前，已經知道共軍擁有防空飛彈，也知道U-2還是會被飛彈擊落）、或是蝙蝠中隊的電子偵察任務（那更是藉著讓敵人攔截自己來趁機蒐集情報，了解共軍的防空作戰能力）：美國人出錢出技術，也是戰略情報的最重要得益者；中國人出性命，去保證老大哥對自己政府的支持。

　　這裡頭沒有多少個人冒險犯難的英雄主義，沒有人是想一夕致富的salary hunter，只有如但尼森的名詩『輕騎兵隊的衝鋒』所說：Theirs not to make reply.

　　Theirs not to reason why.

　　Theirs but to do and die.

　　是的，Theirs but to do and die.

　　儘管有「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我們的身體炸彈與飛機，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共存亡」的高調，但面對高風險的生涯，很多飛行員還是養成一種看起來蠻不在乎的態度去面對。

　　石貝波說，官校學生畢業前，都會去新店碧潭的空軍公墓行禮致敬，「順便幫自己將來看看位置」。他在一一三空戰之後拿到兩萬元獎金，「一個禮拜就請客全花光了」。

　　在四十七年八二三期間擊落兩架敵機的丁定中，對三萬塊獎金的處理方式更是哲學意味十足：他把錢放在抽屜最底下，出一趟任務回來，就抽一千塊出去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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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員自己或許還算豁達，太太們其實才是最難熬的一群。

　　前參謀總長、空軍總司令陳燊齡的回憶錄裡提到：民國三十八年初，所屬部隊的眷屬已經撤到臺灣，但是飛行員還留在大陸作戰。單位裡幾位隊員中只有陳燊齡與黃德厚已經結婚，所以兩人的太太在眷村也走得最近。

　　突然有一天消息傳來，說有架飛機從北平天壇旁的臨時機場起飛，卻衝進跑道旁的樹林，因為臨時機場沒有消防車，人就困在裡面活活燒死，整架飛機一直到燒完才熄火……傳聞沒講殉職的人是誰，但只聽說是個「有家的」。

　　聽到消息的陳太太面對黃太太，就面臨了好幾天的天人交戰。後來有人偷偷告訴她，死的不是陳燊齡，但剛懷孕的陳太太還是忍不住想：他會不會跟黃太太也說「不是妳先生出事」……？

　　每天傍晚交通車開回眷村，下車的會不會沒有自己先生，便成為太太們永遠的憂懼。

　　如果老公一直沒回來，打電話到部隊又問不出所以，就難免提心吊膽。到晚上如果一輛載著部隊主官的吉普車開進眷村，更簡直有如不知要敲誰家大門的死神。

　　我聽過一位老飛行員多年後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這種時候去敲門，誰家太太一開門，看到一堆人在外面，鐵定『轟！』一聲昏倒在地上，每次都這樣。」

　　在過去撫卹制度不如現在完善，職業婦女工作機會又不多的情況下，關係緊密的空軍圈子裡，替同學（或學長學弟）照顧遺孀，最後卻把「大嫂」娶回家當太太的例子，根本不是新聞。

　　這不只是近水樓台引發的情不自禁，也具備現實上的必要性。因此也有這樣的笑話：「喂！我的兒子跟你的兒子一起打我們的兒子，趕快去管一管！」

　　真、是、好、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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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敬宗在美軍顧問團上班的太太，對於空軍掩蓋丈夫殉職的真相非常生氣，不但從臺北趕到清泉崗要找人理論，甚至還揚言要向外國記者放話。一直到空軍總司令親自安排與她私下會面，除了保證對楊敬宗的褒揚與對家屬的撫卹不會打折扣，還播放當天的戰管通話錄音帶，確定楊敬宗是在空戰後才喊出「哎呀」一聲失蹤，當場泣不成聲的楊太太才不再追究。

　　這究竟是少數的例子。在過去，出了事、死了人，也沒有人敢去抗議，更沒有媒體敢去報導：即使民國五十三年國慶閱兵與六十年蔣公誕辰，在臺北市上空的表演活動，都曾發生參演飛機失事，卻當然都不會在舊報紙上找到什麼記載。但是如果願意到碧潭去看一看，就會知道民國四五十年代「每個月都在摔飛機」的「盛況」。

　　現在時代當然變了，再也沒有媒體擔心因為報導軍機失事而丟飯碗，甚至拜行動電話與爆料文化的發達，任何一架飛機只要故障提前緊急降落，立刻就成為接下來SNG連線的焦點。

　　軍方對於失事問題的態度，也不能不有所改變，而這些主事高官的心態轉變，似乎也表現在政策的轉變上：記得是民國九十年，有一回空軍總部突然把跑國防部的記者們請去「茶敘」，長官們略顯興奮地拿出統計資料給大家，告訴我們：過去一年是空軍遷台以來，頭一遭創下沒有一架飛機失事的紀錄！

　　不過長官沒說的是，表格上也可以看出，過去一年不但是唯一沒摔過飛機的一年，也是五十年來空軍總飛行時數最低的一年！

　　當然，隨著新式戰機的高安全設計、助航設施的進步、氣象報告的準確化、模擬機的大量引用，的確使得空軍飛行員的生涯安全性大大提昇。

　　不過，漂亮的飛安數字背後，有沒有部分因素是飛行員們害怕賠掉小命，或是主官們害怕影響宦途，所以把「絕不出事」看得比「嚴格訓練」更重要呢？我不知道答案。

　　我只確定的是：在四十七年台海空戰中，國軍創下壓倒性勝利（官方的31:1數字可能誇大，實際上國軍從七月廿九號被共軍偷襲擊落兩架，到十月十號最後一場空戰，雙方撞機各毀一架，我方總戰損應該是四架。

　　不過國軍獲得絕對優勢，打到後期共軍幾乎不敢起飛，絕對是事實），決不是無端端因為運氣就得來：勝利的代價，就躺在碧潭旁邊。

　　戰鬥機飛行員的名言：

　　No guts no glory.

　　Neither is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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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的恐怕不只是guts而已，更有太多的legacy。這幾年來的國軍，恐怕才是全臺灣最失落的一代。

　　原本的信仰，被打破了。

　　原本對歷史的詮釋，除了莒光日節目，在社會上就全被否定了。

　　原本天天在政戰教育口誅筆伐的主張，現在突然成了主流思想。

　　原本把國軍羞辱到一文不值的人，現在都成了效忠的對象。

　　因為當局者基本上不願意承認「中國人」的身分，於是「中華民國」就從堅持正統，變成了佔據土地的外來政權，那麼這個政權過去在大陸上的作為，這支軍隊過去在大陸上的勝敗榮辱，該算是什麼呢？

　　甚至於即使撇開在大陸的部分，就算是國軍遷台之後的歷史，要用符合現在政治正確的角度來詮釋、來"format"國軍，該怎麼作呢？

　　我曾經問過一位略有交情的將軍：「現在變成藍軍整天喊要刪預算，反而是每天大罵『中國』的人變成護航部隊，你們感覺如何？」

　　他苦著臉說：「真是很怪。」

　　而本人一位老是擔心年近三十的女性友人，有回宣佈新交了男朋友，是飛幻象兩千戰鬥機的上尉飛行員。「他說他打算服役滿十年就要轉去民航了。」某小姐喜孜孜地說：「而且他跟我一樣都是支持綠的耶。」

　　或許幻象上尉太年輕了，沒有經歷過八十四年的台海危機，那一次美方為了「教訓」霸王硬上弓搞出康乃爾之行的臺灣，沒有積極對共軍的大演習表態施壓，於是在解放軍戰機密集起飛，國軍也必須升空因應的情況下，新竹基地（就是幻象上尉的單位學長們）風燭殘年的F-104，一度被日操夜操到只剩三架還能飛！

　　他應該也沒有經歷過八十八年的兩國論事件（雖然那時候幻象已經取代F-104了），在李登輝總統一句「國與國特殊關係」下，中共戰機打破幾十年來的禁忌，肆無忌憚地飛出大陸領空，甚至向海峽中線發動挑釁。

　　半世紀來共軍戰機從來不敢涉足的海峽西部空域，從此可以自由來去；中華民國空軍固守了五十年的臺灣海峽制空權，就因為一句話拱手送出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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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諸君也不要把事情簡單化到「都是『去中國化』的錯」，即使心心念念「決不能去中國化」的人，想的又是什麼呢？

　　是不是很多人因為痛恨「去中國化」，所以轉而對「中國」無條件地擁抱，無視於某個程度上「中國」還是「中華民國」的敵國？

　　無視於至今彼岸的政權，儘管已經變得比我們還要資本主義，但始終還是一個沒有「德先生」的政權？

　　「新權威路線」是不是就是中國人該走的路？

　　去年我隨著新黨前往大陸進行「民族之旅」，新黨在參訪地點上倒還謹慎，挑了中山陵、黃花崗、旅順、盧溝橋等等無關乎國共恩怨的地點去憑弔。

　　可是看到盧溝橋前大陸當局興建的「抗戰紀念館」門口展示的居然是兩輛解放軍的俄製T-34戰車（它們跟中日戰爭唯一的牽連是：1945年蘇聯趁著日本投降前夕，衝進東北大肆搜刮擄掠，開的就是T-34），館內的展覽還是開口閉口平型關、游擊區、百團大戰……「正面戰場」反而成了次要戰場。我不知道新黨諸君（他們當中不乏當年在海外留學時與中共打過激烈的宣傳戰）心裡的感觸是什麼？

　　更妙的是一位老先生拿著「國共兩黨攜手抗日」的牌子跑來歡迎訪問團，強調自己是「抗日將領何基灃的兒子」。

　　沒錯，何基灃是盧溝橋事變爆發時的國軍旅長（吉星文是團長），但是在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時，何基灃擔任國軍黃百韜兵團第一線守備，卻突然宣佈「起義」投共，讓共軍迅速南下，把還沒部署完成的黃兵團切斷圍困，導致黃百韜兵敗自戕。共軍乘勝席捲已經陣腳大亂的國軍，造成整場徐蚌會戰的慘敗，國軍主力的全面瓦解，以及蔣中正總統的下野，國民政府在大陸江山的失守。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何基灃當然是大大的功臣；或許站在「祖國大一統」立場，他也是功臣，但對「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國軍」而言，何基灃再怎麼說，也是臨陣背叛、降敵求榮、害死長官與同袍的貳臣。如今他的兒子卻得意洋洋地跑來認親兼表功：這，到底該講什麼？

　　在總統大選之後那段激烈對立的日子，一方面國防部的高層將官們在立法院面對藍軍立委對「國安機制」與「休假方式」的質疑，拚著老命硬拗「這次大選跟以往官兵休假方式完全沒有不一樣」；

　　另一方面，有自稱是現役飛行員的人打電話到趙少康的 Call-in節目，大罵阿扁之餘還表示：「如果這時候中共打過來，我們也不抵抗了！」……

　　碧潭邊的靈魂看著山下臺北城的紛擾，會怎麼想、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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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這些問題都太複雜、太沈重、太難以回答了。

　　能確定的是，F-104在中華民國服役三十八年，是國軍有史以來使用最久的戰鬥機，也是二代機服役之前國軍唯一的全天候戰鬥機，也是國軍最後一種曾經飛入大陸上空執行任務的戰鬥機。前後接收服役247架，總飛行時數38萬多小時，損失114架，飛行員殉職62人。

　　我記得：八十七年五月廿二號，在F-104最熟悉的清泉崗，中華民國空軍為她舉行除役典禮。當天一架雙座TF-104G滑行進場，駕駛飛機的葛光越少將，從爸爸到哥哥全家都是空軍（大哥葛光遼就死在蝙蝠中隊任務中）。

　　在場有人穿著民航機師制服，有人帶著父親的遺照，有石貝波，有胡世霖的太太董秀青，有全軍F-104飛行時數冠軍孫國安（3115小時，沒有失事過），有四十五年「七二一」空戰以老舊的F-84擊落兩架米格獲頒青天白日勳章的歐陽漪棻，有郭汝霖、陳燊齡兩位前總司令，還有過去的修護老班長們：他們住在山下清水鎮的眷村，經常是凌晨三四點鐘冒著海邊的刺骨寒風出門，搭上軍用大卡車開往清泉崗，準備破曉的第一班任務。在當年還是九彎十八拐的石子路上，不少人就抓著車廂邊，一路把早餐又吐光..... ...

　　在酷似野狼悲嚎的J79引擎嗚咽聲中，飛機緩緩滑到定點，遵從地勤人員手勢熄火，葛光越下機走到台上，把一架F-104模型呈交給總司令黃顯榮（另一位前F-104飛行員）。

　　這時候，現場吹起熄燈號……

　　那天很多人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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