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焦虑”也称集体焦虑，几乎充斥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已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志。和个人焦虑不同的是，集体焦虑特属于某个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状态。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

　　3月8日至3月14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就“当下中国人为何焦虑？焦虑程度几何”做问卷调查，得出以下几项结论：

　　一是认为“全民焦虑”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基本成共识；

　　二是当下中国人焦虑度比较高；

　　三是中国人的集体焦虑问题多，且焦虑面广；

　　四是公众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程度远超对宏大命题的焦虑；

　　五是焦虑情绪是会相互传染的；六是全民焦虑症的最终破解需全社会参与，但公众更多期待政府能够积极作为。

　　究其原因，中国人为何会如此焦虑？中国现阶段，既要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新型风险，如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金融震荡、文化冲突、粮食危机、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还要面对传统类型的风险，如各种传染病、自然灾害等。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要面对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等社会风险。如今，中国正处于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各项政策、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使人们对于未来缺乏稳定预期；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迭加，加剧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转型期社会信仰的缺失、道德危机，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确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共生，使焦虑呈几何级数增加。

　　专家在分析种种社会现象后认为，社会焦虑可能引发不少越轨行为，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和相应的短期化行为，催生某些有害的、失控的群体行为，可能程度不同地降低人们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加重或放大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显然，尽管社会焦虑本身并不是外在的社会问题，但它对社会问题的生成和加重无疑会起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要想在短期内彻底治愈“社会焦虑症”是不现实的，但通过全民参与及政府积极作为，缓解全民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比如，打造公正合理的规则体系；加快构筑一个全民共享的发展型民生保障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心理救助体系等等。

　　调查时间：2013年3月8日至3月14日，共7天

　　调查样本：6027人（网友5548人；随机问卷479人）

　　调查方式：在搜狐网、人民论坛网等多家网站推出调查问卷；联合人民论坛调研基地

　　随机发放书面问卷（发出5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79份）

　　数据处理：网友占权重70%；随机问卷调查占权重30%

　　近九成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

　　◆ 超六成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过八成公众认为焦虑情绪会“传染”

　　◆ 个人层面，公众最焦虑的三个问题是：“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工作压力大”

　　◆ 国家社会层面，公众最焦虑的三个问题是：“物价涨得比工资快”、“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易发多发”、“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

　　◆ 公众心目中“全民焦虑症”的三大症结：“权力不受制约的不公正感”、“社会保障不足的不安全感”、“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被剥夺感”

一、“沸腾心理”生出泛化的社会焦虑，对症下药破解焦虑难题

　　香港颁布“禁奶令”，人们从而担心婴儿再难吃上安全的奶粉；李天一涉案被捕，人们则又一次担心司法公正受到权力的干扰……，在当下，沉心体察每一个公共事件背后的社会情绪，都会发现公众难言又难掩的焦虑。日前，全国两会北京代表团的讨论中，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提出“社会浮躁焦虑”现象，一直以来，媒体亦极其关注当前的集体焦虑和公共焦虑。的确，在喧哗而骚动的互联网时代，面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腐败高发等诸多问题，普通人的情绪往往被点点滴滴地激发出来并高度密集地膨胀在一个特定空间里，焦虑已不复是一种个人心理和情绪，“沸腾心理”产生出泛化的社会焦虑。“有钱人焦虑，没钱人也焦虑”，“三躁”（急躁、浮躁、暴躁）大行其道，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有学者将其诊断为“全民焦虑症”，视其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病”。

　　事实上，如同中等收入陷阱一样，每个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似乎也都绕不开突然爆发的社会焦虑，我们需要的是正视其存在，明晰其程度、症结和缓解之道。那么，当下中国患上“全民焦虑症”了吗？公众为何焦虑，焦虑程度几何？如何有效化解焦虑？对此，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于2013年3月8日至3月14日发起“当前中国人焦虑程度调查”，以访谈和网络调查的形式搜集民意，以便更确切地厘清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症下药，破解焦虑困境。

二、近九成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

　　调查结果显示，80.1%的受访者经常使用“烦躁”、“压力山大”、“郁闷”、“纠结”来表达心情，74.5%的受访者认为身边70%以上的人会不定期出现焦虑状况；而88.9%的受访者同意“全民焦虑症”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

　　“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认为，“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就如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

　　梳理受访者的意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目前的焦虑并非仅发生在特定人群，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蔓延于每一个群体，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焦虑对象，却有着共同的焦虑心理；二、焦虑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工作压力、婚姻家庭固然让人焦灼，但贫富差距、环境恶化、食品安全更令人忧虑；三、焦虑、浮躁的情绪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嘲为“屌丝”折射焦虑，对公共事件过激反应体现焦虑，对外妄自菲薄或过于强硬都是源于焦虑，“老不信”更是一种深沉的焦虑。

　　综合数据和材料，不难看出，财富在增加，快乐却在减少，伴随各种社会问题和现代化负面影响的累积，焦虑确实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心理状态，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全民焦虑”是为时代的病症。

三、当前最让公众焦虑的问题是“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物价涨得比工资快”

　　然而，身处一个患上“全民焦虑症”的时代，大面积的社会焦虑当中，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分层，有些来自于个人日常生活层面，比如工作压力大、通勤成本高、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等；也有些来自于更深刻的国家社会层面，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等。那么，分别就这两个层面而言，公众最焦虑的问题有哪些？

　　调查结果表明，在个人层面，公众最焦虑的三个问题依次是：“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工作压力大”，得票率分别为61.2%、50.5%、47.9%。接下来依次是“买不起房”、“入学难、升学难、教育问题多多”、“失业容易就业难”、“交通拥堵、通勤成本太高”、“提拔、升职、绩效焦虑”、“婚姻问题和家庭危机”、“手机等电子产品让人沉溺”。

　　在国家社会层面，“物价涨得比工资快”、“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易发多发”、“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则分别以77.8%、74.9%、74.0%的得票率位居公众最焦虑问题的前三位。接下来依次是“环境恶化，空气、水、土壤污染严重”、“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贫富差距拉大”、“养老是个难题”、“房价可望不可及”、“维权越来越难”、“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改革推不动”、“文化缺乏征服力”、“国际形象不尽人意”、“经济发展减速”。

如何矫治“社会焦虑症”？（唐钧）　　

“焦虑”这个词，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可能首先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一般认为：焦虑是一种痛苦的情绪经验，人的情绪因为受到内在或外在的刺激而产生应激反应，就有可能会造成焦虑。焦虑也是一种意识状态，弗洛伊德将焦虑分成对象焦虑、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对象焦虑是人感知到外在世界的危机所导致的应激反应；神经焦虑是来自人的本能的危机感觉所导致的应激反应；道德焦虑则是来自人的良心的危机感觉所导致的应激反应。心理学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的生活情形中感受到焦虑。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焦虑成了一个问题，干扰了他们有效地处理日常生活的能力或使他们失去了享受生活的乐趣，因此而造成了焦虑障碍。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社会焦虑”，不仅涉及焦虑情绪的心理性因素，更涉及到焦虑情绪的社会性因素。同时，焦虑情绪还会通过群体互动而相互传染，通过社会助长作用而发展成一种影响广泛的消极的、负面的社会情绪。因此，我们也许更应该关注与社会焦虑直接关联的社会心理问题。
　　关于“社会焦虑”，北京大学的何怀宏教授写了一本书。他指出：“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何教授又指出：“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但关注社会焦虑的人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亦即主观上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时期，常常并不就是客观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时期，在社会焦虑和物质匮乏之间虽然有一种相关性，但并不存在成完全对应的关系。”接下去，何教授主要从“道德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原因”来诠释和分析社会焦虑。
　　在以上引述的何教授的两段话中，其中一段所举的例子是：“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另外的一段则指出“主观上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时期，常常并不就是客观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时期”，
　　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对社会焦虑进行分析，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产生社会焦虑的社会背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马斯洛将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成了5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被社会认可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需要层次论”还提出了人的需要会呈现一种“依次递进”的发展规律。这就是说，当一个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们在心理上就会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于是，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就会成为刺激、鼓励乃至直接驱使人们行为的主要动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地满足了人们生理的需要。去山东调研，在路上与司机聊天，他对当今社会的评价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现在的生活是吃得饱，穿得暖，但安居乐业还是大问题”。他解释到：现在就是住房和就业问题大。从需要层次论的角度看他的这个价值判断，人们吃饱穿暖之后，就向往有更稳定、更体面的工作，更宽敞、更舒适的住房——显而易见，需要的层次提升了。提升到了第二个层次——安全的需要和第三个层次——被社会认可的需要。
　　人们向往稳定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显然属于安全的需要。向往体面的工作，拥有宽敞的住房，这似乎已经在向社会公认的中等生活水平看齐了。在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的今天，人民群众提出这样的要求，无疑是正当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最为关键的是：较高的安全层次的需要、被社会认可层次的需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也回答了何教授提出的两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穷人、富人都焦虑，为什么焦虑的严重程度与物质匮乏并不能简单地对应和匹配，这是因为人民群众的较高层次的需要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满足了。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分享、共享，还有不尽人意之处，我们还不能使大多数普通公民及其家庭都能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近年来，社会流动的渠道堵塞，处于较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人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使普通公民本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但遗憾的是，现实使他们失望了。这样的心理落差，使他们感到失落、挫折和无助，于是就焦虑起来，浮躁起来。这恐怕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对象焦虑。
　　再者，在吃饱穿暖之后，人们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关注——另一种形态的安全的需要——也日益增加。但是，却又可能因为对医疗服务“看病贵、看病难”的诟病，对医疗保障不完善的忧虑，对食品、药品的不安全的担心，对能否长寿以及长寿了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疑惑，加上一部分人实际上的关注过度，于是出现了“关心则乱”的焦虑障碍，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经焦虑。
　　与此同时，激烈的社会变迁使社会规范也变得不确定起来，于是就导致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道德焦虑。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在普遍低收入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平等。但是，这样的平等则消蚀了人们的上进心。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强调以机会公平来取代以往的结果平等，强调以竞争来取代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但是，旧的游戏规则被打破，而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建立之中。于是，在大多数人还茫茫不知所措的同时，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在富裕起来的人中，又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产与非法、违法、犯罪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更有一部分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来敛财，通过挥霍公帑而腐败，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在道德方面的严重焦虑。
　　当上述的对象焦虑、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纠结在一起，又通过人民群众相互之间的互动以及从众的群体效应等社会助长机制得以蔓延泛滥。中国社会普遍的焦虑障碍就形成了并发展起来。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以下3点判断：
　　第一，社会焦虑是因为人们的正常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当安全的需要和被社会认可的需要已经成为当前公众心态的主流之时，中国政府和社会未能及时响应，这就是中国社会焦虑障碍的心理基础。
　　第二，社会焦虑因为社会规范的缺失而加深加重。目前，旧的社会规范已经被破坏，新的社会规范又未能适时建立完善，这就使得人们无所适从。但是，有一部分人却趁虚而入，用金钱和权力牟取私利，造成了伦理道德方面的混乱。
　　第三，社会焦虑在中国已然普遍泛滥成为社会的通病。社会焦虑造成一部分人心情抑郁，也造成一部分人的暴力倾向。更麻烦的是：这种社会情绪会互相传染。如果不及时诊治，有可能积重难返，对社会危害莫大矣！
　　然而，要对这种普遍的焦虑障碍进行诊断和治疗，又不能简单武断，操之过急。显而易见，光对公众的焦虑进行批评指责是不明智也不公道的，我们可能要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承认人民群众合理的诉求和正当的权利。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权利，就是如今常说的“民生”，包括了他们的生存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居住权和资产的拥有权。满足这些需要，实现这些民生权利，实际上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当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而且能够看到前景光明，不用担心今后会发生不兑现承诺的危机，他们才能摆脱焦虑。
　　其次，要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规范。在实践的基础上，将满足民生需求的制度安排法制化，并且确保不至于因为人事变动而导致承诺不兑现。同时，要用法治的武器对付那些不守法、违法甚至犯罪的硕鼠。使人民群众放心而不再焦虑。
　　最后，要广泛开展普遍有效的公民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焦虑来自前景的模糊和不确定。所以，要把社会发展规律告诉人民群众，使他们主动投身到发展过程中来，在参与和共享中看清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在理论上，从对社会发展知识的把握上，了解社会焦虑的病因，最终将其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