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省长得以连任，说明省级政府主要领导这次换届调整动作不大，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省级政府首长人事安排的连续性必然使得省政府施政上维持连续性，这是这些地方制定和执行政策上的一致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全国各地新一届省级政府是在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战略部署之后产生的，承担开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局面的重任，也寄托着各地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为政府首长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下统称省长）们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省长们具有哪些特点，他们能否继往开来，应对挑战，不负重托，达成社会公众的期望，自然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年龄结构梯队合理

从年龄构成方面来看，已就任的省长们绝大多数人居于50-60岁之间。就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规律来看，50-60岁正是经验最丰富、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在这个年龄段，人的政治领导经历进入一生中的高峰期，特别是那些经历过急难险重任务考验，在多个岗位和单位长期锤炼过的干部，其政治经验的积累达到最为丰富和扎实的阶段。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换届后的省长中生于1960年代的“60后”共4人，占比13%。“60后”的一代出现于省级主官队伍，体现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布局上的梯队结构的形成，这种梯队结构有助于领导干部队伍未来的顺利新老交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干部接续的保障。

如果考虑到省级主要领导也是中央领导干部的人选储备，“60后”领导干部进入省级政府首长队伍就具有了更为长远的政治战略布局上的意义。众所周知，一支队伍的年龄构成与所从事的事业能否平稳快速发展存在直接的关联关系。

古今中外各国革命的领导集团均由年轻人组成，因为革命的任务是砸烂旧世界，年轻的领导集团可以经历漫长的革命过程。但对从事建设和改革任务的领导集团来说，当建设和改革走上正轨，制度运作已有定式时，经验、能力、政绩和威信等条件更为突出。

建设与改革需要勇气和胆略，但更需要历练、经验和威望，而这些要素的获得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太年轻的一代人自然难以具备这些条件。已就任的省长们大多处于50-60岁这一年富力强的阶段，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也做出了成绩和贡献，具备了担任省级主要领导的条件。这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的人事上的保障。

八成以上有研究生学历

从学历方面来看，换届后的31位省长中，学历水平在总体上比过去的省长群体大为提高。有6人有博士学位，占比19%，研究生学历21人，占比68%，大学及其他6人，占比13%。

学历尽管只是所受教育在形式上的标志，不完全是实际能力的标志，但在现代国家官员的高学历已成为普遍现象。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担任重要公共职务的不成文的基本资质，这是因为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中公共管理日益复杂和多样，需要那些学过更多知识、经过更加系统教育的人来承担。

我国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针对领导干部知识水平普遍偏低，难以承担改革开放大任的现状，在选拔领导干部的“四化”标准中，知识化占有重要的地位。从那时起，受过系统高等教育成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形式要件。

本次省级政府换届，省长群体平均学历的明显提高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高级领导干部群体的学历水平在过去的30多年已大为提升。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干部已由过去的“职业革命家”或“草根革命家”类型，完全更新换代为具备系统的专门知识武装的高学历专业人才，表明党的领导干部的结构已经完成革命性的变化。

从专业学科背景来看，新省长们的专业背景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类学科背景人数显著增加。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前20年省级领导班子成员中，学科背景以理工类的为多数。

现在，换届后的31位省长的就学专业中，社会科学类的有20人，占比65%。其中，又有11人为经济类学科，占总数的35%。

我国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多数涉及经济建设和分配问题，经济类专业知识在公共政策中的需求比重较大，故经济类学科成为省长群体中第一大背景专业应在意料之中。

三成有中央经历

从过往任职经历来看，31位省长中有在中央部门和中央企业任职经历的共11人，占比35%。

这其中，有8人曾经在中央部门任过领导职务，是中央部门转任地方的干部，例如吉林省长巴音朝鲁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黑龙江省长王宪魁曾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陕西省省长娄勤俭曾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有3位省长曾在中央企业任过领导职务，例如河北省长张庆伟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山西省长李小鹏曾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

有1/3多省长由中央部门或企业转任而来，说明中央部门和地方领导机关干部交流任职的力度依然不小。这部分干部有在中央部门和央企任职的优势，因而在视野和施政上更善于从全局和战略上着眼。

此外，有13位省长具备在不同省份领导职务之间转任的经历，占比42%，例如甘肃省长刘伟平有在江西省委部门、青海和甘肃省担任省级领导职务的经历，湖南省长徐守盛曾在江苏、甘肃和湖南三省的省级领导班子任职。多地任职经历对于干部的成长和锻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担任主官的干部来说，多地交流任职是促其积累政治经验、提高领导能力的宝贵财富，因此党的干部人事实践历来重视领导干部交流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在省级部门之间转任的13人中，有5人是由东部省份转任西部省份的，例如贵州省长陈敏尔是2012年由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调任贵州的，青海省长骆惠宁是2003年由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调任青海的。

七成为连任

从人员变动方面来看，换届后的31位省长中，连任的22位，占比71%，新任的9位，占比29%。

多数省长得以连任，说明省级政府主要领导这次换届调整动作不大，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省级政府首长人事安排的连续性必然使得省政府施政上维持连续性，这是这些地方制定和执行政策上的一致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连任的22位省长中有8位任满上一届5年任期，此次换届为其任职的第二届任期，其余14位省长均是上一届届中调整担任的省长，上一届任职并未任满一个任期。例如，云南省长李纪恒在2012年2月担任省长，上届正式任职时间1年。海南省长蒋定之同样是在2012年2月担任省长，上届正式任职时间也为1年。

这种届中任职情况占连任总数的63.6%。届中调整的比例之高，说明这次省级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更迭实际上近年已提前启动了。届中人事调整往往着眼于下一届政府的工作安排和省级领导班子人事盘子的整体格局，以保证此次换届有序平稳进行，也对新一届政府班子的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而新任的9位省长，之前已经在本地担任省级领导职务，有的已经在省内重要岗位任职多年，熟悉本省情况，在多个岗位取得了不俗的政绩，接任省长也属水到渠成。例如山西省长李小鹏、四川省长魏宏即属此种情况。

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市长，此次也属新任市长，北京市长王安顺和上海市长杨雄均为经济学硕士，此次接任市长也承载了人们众多的期望，他们过去的工作经验有助于继续推进两大龙头城市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值得大家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