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重大产出导向的评价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才能不断产出重大创新成果，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的知识基础和发展动力。这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对科技体制创新的新思路。受这一思路启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下称植物所）大胆推出一条新政——取消了二级管理单元系统中心、生态中心、发育中心等6个研究中心，设立10个研究群，并选聘领衔科学家，建立新的科研活动组织实施方式。

　　植物所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方精云意味深长地说：“这关乎科技创新活力，但是推行起来着实不易。”

　　有着80多年历史的植物所，作为中国植物基础科学的综合研究机构，在历史上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前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财富，它们是植物所今天和未来发展的基石。但5年、10年、20年后，我们能给后人留下什么？”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下决心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经过各方调研、讨论之后，方精云发现，植物所的科研组织架构存在着“两张皮”的问题，“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两个二级管理单元并存。名义上是中心管实验室，其实是两张牌子，一套人马”。

　　研究中心有“权”，重点实验室有项目，要定期接受上级相关管理部门的评估，但常常受制于研究中心。“这种多头领导，会导致相互扯皮、浪费资源、内耗严重等。” 显然，在新形势下，研究中心已经不能适应植物所的科研发展，有时候甚至成为阻碍。

　　改革需要勇气，但也是发展的动力所在。“花了近1年的时间才完成。反复做工作，中间也有反弹。但其实大家都清楚，不改不行，而且改革是不能拖的。”让方精云欣慰的是，目前来看，效果不错。“现在关系理顺了，机构少了，效率提高了，更有利于发展科研。”

　　植物所改变的不仅是取消研究中心的建制，还包括建立“一所三制”的科研评估体系。

　　“老问题”期待新进展

　　植物所只是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道路上的一员。在全国两会期间，科技体制改革这个老话题热度不减，引起了代表委员的关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委员指出，要解决科技体制中存在的多头管理问题，要有方向地进行基础科学超前研究。针对目前的科研评估体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沈保根表示，在科技评价体系中，发表文章的数量及发表的杂志可以作为参考，但不应该起决定性作用。目前更应该建立和推广“同行评价机制”。

　　他同时指出，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不算少，但其中对基础科研的投入比例小，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存在问题。一些项目多渠道、多部门申请经费，重复申请造成浪费；基层科研人员申请经费困难，靠申请多个项目维持科研，造成精力主要放在申请项目、应对汇报上，不能安心搞科研。

　　不少委员还建议，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给科技人员松绑并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进一步调动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改善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生活待遇。

　　虽然大家关注的切入角度不同，但核心却指向一个——期待“老问题”的解决有新进展。

　　“从1985年开始的几轮科技体制改革，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在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创新主体的制度变革与能力建设、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及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这几个基本问题上。但是在新的要求下，体制改革的内涵及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都需要相应深化。”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