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第二次启蒙”？中国第一次启蒙尚未完成，那里来的第二次启蒙？

　　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是一种什么关系？今日中国是需要先进行“生态启蒙”还是“民主启蒙”？是需要先实现第一次启蒙，再进行第二启蒙，还是两次启蒙可以同时并举，进行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别开生面的“复式启蒙”？

　　近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次启蒙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刘孝廷教授主持，与会著名专家学者有：《第二次启蒙》作者王治河博士樊美筠博士，北京大学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杨书澜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江怡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卢风教授、肖鹰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军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吴国盛教授，解放军国防大学黄书进少将，中国人民大学张云飞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张百春教授、董春雨教授，北京化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崔伟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院长杨富斌教授、孟根龙教授、陈伟功老师，《哲学动态》强乃社编审，北京林业大学杨志华博士，华北电力大学梁红艳教授等。由于本次研讨会召开的契机是适逢《第二次启蒙》出版一周年，因此会议围绕着《第二次启蒙》一书就第二次启蒙的定义与内容、中国社会启蒙的历史与现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对《第二次启蒙》一书的评论

　　《第二次启蒙》出版后学界反响热烈，也因此带动了关于启蒙思想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催发了一些新想法的产生。为此，与会学者围绕该书的主题、述评、创新与特点、价值与意义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对此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与会专家学者首先对《第二次启蒙》的出版背景及过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王治河博士首先阐明了用建设性思想来探讨启蒙问题的必要性，这也是他和樊美筠博士撰写并出版《第二次启蒙》一书的最根本的原因。他认为，当今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传统思维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转变思想，改变思路，而启蒙运动就是这样的一种改变。《第二次启蒙》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对人类思想启蒙的一种探讨，可以说是对“思想启蒙”的一次新启蒙。樊美筠博士则表示，小约翰·柯布教授“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希望实现生态文明的国家”的思想，是她与王治河博士撰写此书的动力之一。专门从事出版工作的杨书澜女士回顾了此书的出版过程，并从中体会到学术共同体对于形成学术品牌、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性。

　　随后各位专家结合《第二次启蒙》的具体内容和阅读体会，总结了此书的几个特点，认为，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关注社会现实。杨书澜女士认为本书充满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忧虑，体现了一种学者的担当和责任感；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前瞻性，书中的内容有助于更好地探讨解决已有的问题，也有助于人类对未出现的问题保持警惕。第三，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反思现实生活和整个人类的行为。第四，本书体现了中西思想资源的融会贯通。徐治立老师指出本书的内容丰富，是中西资源的合璧；肖鹰教授则认为此书更体现了作者在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之间穿梭的哲学心路历程，体现了中国学者在海外对中国现实的自觉关注和济世情怀，这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刘孝廷教授认为《第二次启蒙》以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为背景，立足于中美差异和建设性，从文明论的视野强调启蒙的反思问题，视点高远而又寻幽入微。肖显静教授则指出《第二次启蒙》本身具有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特点，体现了作者对学术的信仰与追求。最后，此书还极好地体现了融合性，正如杨志华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性的与现实性的两种文化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融合，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第三，与会专家学者还充分肯定了《第二次启蒙》的意义与价值。江怡教授指出《第二次启蒙》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理解当代语境中的启蒙，尤其是当前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启蒙；吴国盛教授则认为《第二次启蒙》堪称生态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应该成为中国环境运动的一面精神旗帜。因为它提出了相关问题的新的讨论空间，使人们开始对相关问题有更加细化的思考与追问；张百春教授则认为启蒙是中国社会所必须的，《第二次启蒙》一书让人看到了希望。

　　最后大家对《第二次启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张云飞教授指出书中应该对以下问题加以补充讨论，一是讨论现代农业是否有政治上的弊端；二是“后现代农业以小为美”这个观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后现代农业的特征需要进一步探讨；四是要增加对中国传统农学的讨论，因为中国传统农学极具持续性和稳定性。

二、对“第二次启蒙”概念和思想的讨论

　　在本次研讨会上，有很多关于第二次启蒙的讨论，这些发言主要围绕着第二次启蒙与第一次启蒙的联系与区别而展开。

　　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不仅仅是发生的时间先后有别，在内容、影响、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第二次启蒙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从启蒙的主体来说，第二次启蒙的范围要比第一次广。王治河教授形象地说第一次启蒙是民族的，第二次启蒙是全球的；第一次启蒙是西方的独奏，第二次启蒙则是东西方的合唱。第二，相比第一次启蒙，第二次启蒙更加注重实践。王治河教授把知行合一作为第二次启蒙的最终目的；胡军也指出第二次启蒙把诸如环境污染、水资源紧缺等现实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黄书进教授指出第二次启蒙既追求差异，又追求建设，其关注点在于人类的现实生活；陈伟功从价值论的角度指出在第二次启蒙中理论与实践得到了融合。第三，第二次启蒙具有具体性的特点，而这种具体性又是基于差异性基础的。正如卢风教授所说的，第一次启蒙是从蒙昧走向开明的启蒙，这导致了独断的科学主义，这即是一种独断理性主义；第二次启蒙则看到了科学技术的缺点，认识到思想的多元性，明确了科技并非全能的观点。吴国盛教授也指出第二次启蒙包含对科学自身的反省，这种反省又体现为对科学的追根溯源。第四，第二次启蒙具有历史性与过程性，尊重传统。第五，第二次启蒙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的视野。第六，其具有人道性的关怀。最后，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中包含的理性思想有所不同。刘孝廷教授认为第二次启蒙尽管包含着对第一次启蒙的批判，却不是对第一次启蒙的简单否定，第一次启蒙强调理性，其自身却很情绪化。第二次启蒙强调情义，其自身却很理性。

三、关于“第二次启蒙”与中国关系的思考

　　由于《第二次启蒙》一书关注着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因此本次研讨会涉及了很多中国与启蒙的问题。

　　学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与第一次启蒙。胡军认为中国并没有实质上的第一次启蒙，因为当时启蒙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启蒙，而是仅仅从日本引入了一些口号，甚至都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启蒙思想法院地的正统思想。强乃社则指出中国社会中第一次启蒙尚未完成，第二次启蒙正是要继续第一次启蒙的工作。肖鹰则认同中国发生了第一次启蒙，并看到第一次启蒙对中国最大的负面影响在于集权主义，也因此提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启蒙不是生态启蒙，而是民主的启蒙。刘孝廷教授则提出“复性启蒙”的概念，认为两次启蒙是同时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第二次启蒙要带动第一次启蒙，从民主与科学发展到民主与生态。

　　针对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次启蒙这个问题，樊美筠博士与王治河博士的回应是：首先，之所以强调“生态启蒙”，是因为生态危机太急迫了。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曾言：“在我看来，生态危机要比核屠杀更为严重，它不需要任何人特意去做什么事情就能终结我们人类的文明。换言之，人类文明将在世界如火如荼追求经济发展的“一切照旧”中走向终结。”

　　如果我们赖以存活的地球都不存在了，民主问题又从何谈起？其次，“生态启蒙”与“民主启蒙”并不冲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肖显静教授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目前的大背景是崇尚权利、追求物质，要摆脱这样的大背景就需要思想的启蒙；二是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很多人对未来持悲观主义思想，人们需要启蒙来摆脱这种悲观主义。张百春教授指出中国哲学要想摆脱现状，创造出有希望的局面，就必须进行思想的启蒙。吴国盛、孟根龙、董春雨三位学者都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认为环境污染、教育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现状，都需要思想的第二次启蒙。崔伟奇教授则指出当代中国社会中，很多现象的形式都是后现代的，但是这种后现代是模仿而来的，这种模仿是无根的，体现出一种文化的虚无，因而需要一种真正的启蒙来克服这样的现状。而第二次启蒙就是一种能给人希望的启蒙。

　　针对要进行什么样的启蒙这个问题，王治河博士指出在启蒙过程中要进行一种思想方式的变革，需要扬弃西方哲学传统中斗争哲学的色彩，用过程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肖显静教授则认为这种启蒙应该是以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为核心的、自然意义上的启蒙。崔伟奇教授认为第二次启蒙应该是和第一次启蒙同时发生作用、共同影响中国的第二阶的启蒙。强乃社则认为第二次启蒙要继续完成第一次启蒙未完成的工作，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刘孝廷教授则认为目前中国启蒙的根本问题是协调两次启蒙，让第二次启蒙带动第一次启蒙共同影响中国社会。同时启蒙的过程就是从生态法则扩展到人文法则，当代哲学就是生态哲学。今天的启蒙更要突出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强调实践，同时注重弱者与边缘人的力量。

　　本次研讨会对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以及第二次启蒙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充分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如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的关系问题，今日中国需要先进行“生态启蒙”还是“民主启蒙”？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概念，如“复兴启蒙”，“二阶启蒙”等，这些无疑为深入思考“第二次启蒙” 问题开辟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