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题：China on the Move

　　辩论阶段已经过去。经过六年的反复权衡，中国现在正坚定地贯彻全新发展战略。至少这是我通过刚结束的中国年度发展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也是中国与外界最重要的对话渠道，所得到的结论。

　　上述战略的基本主旨不出所料——中国将从投资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消费和服务为基础的更平衡经济。这样的转型既是主动为之但亦属绝对必要。

　　说它必要是因为持续疲弱的全球增长，不太可能像以往那样为中国出口提供强劲的外部需求。此外，中国新领导层似乎决意解决威胁环境、造成收入不平并加剧地区差距的各种国内不平衡问题。

　　这个战略转型也是中国决策者为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思熟虑之举——“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大多数经济体在人均收入接近1万7000美元大关（国际不变价格）时所陷入的中期增长放缓。长时期保持原有增长模式的发展中经济体会掉入陷阱，而中国或许会在3-5年内进入上述阶段。

　　对今年中国发展论坛的三项观察，让我坚信让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大规模结构转型正在展开。

　　首先，一个作为消费再平衡重要支柱的明确城市化战略已经出台。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常务副总理张高丽和总理李克强在论坛开闭幕礼讲话中都强调了这一点。此外，论坛期间的工作会议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详情。

　　城市化是消费的基石，因为它大大提高了中国家庭的购买力。城镇职工的人均收入高出农村人口三倍以上。

　　去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52.6％，较1980年的18％增长近3倍，且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近70％。如果持续城镇化能同时不断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中国正在重点发展尚处于萌芽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因此，家庭收入增长的前景将是令人鼓舞的。

　　城市化步伐应当可以消除西方对所谓鬼城和长期过度投资的疑虑。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的研究显示，每年新涌入的城镇居民高达1500-2000万人，这意味着中国大城市的数目（人口至少100万）需要从2010年的125座，增加到2030年的220座以上。此外，因为城市化需要海量资金而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 per worker）——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关键要素——还仅是美国和日本水平的13％，中国因此有很好的原因在今后多年持续作为一个高投资的经济体。

　　当前的新课题主要是城市化的外部效应，特别是土地征用和环境退化等棘手问题。发展论坛提出了应对这两项问题的“生态城市”框架，包括鼓励集约型土地应用、地方交通混合模式、轻型建筑材料及非碳能源等推动新型城市化模型的激励机制。

　　第二是新政府重点强化社会安全网作为现代消费社会的支柱。特别是户口（中国陈旧的户籍制度）导致公共服务和福利均不能异地享受。结果，约1亿6000万名底层农民工无法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

　　社会安全网漏洞导致高额且不断增加的预防性储蓄——进而妨碍劳动收入增加转化为可支配购买力的动力。重要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在论坛上发出将积极探讨户口改革的强烈信号。

　　尽管上述表态受到欢迎，但仍需要扩大福利范围来配合。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仅管理约4300亿美元的资产（国家及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和私营部门养老金）。我就此问题追问过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建议中国拿出部分外汇储备余额来进行资助——中国曾用同样的方式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提供了20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而楼继伟过去五年半一直是基金的管理者。遗憾的是，他并不赞同这项提议。

　　我从论坛上得到的最终——或许是最重要的观察——是中国新领导人的素质。从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开始，中国的全新领导团队可以说十分擅长分析、风险评估、情景模拟和为解决棘手问题制定创新方案。此外，在原有中央计划机构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框架下，中国已经聚拢了大量资源来制定深思熟虑的全方位经济战略。

　　但归根结底，单凭强势政策和分析能力并不足以应对严峻的经济挑战。近年来，我们看到这样的不幸例子在西方一再上演，而中国的新领导人也不一定能避免类似的困境。

　　目标和战略对实现中国新领导人所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但勇气和坚定的决心在对抗来自根深蒂固的地方及省级权力集团的最强力障碍时也同样必不可少。在这个关键领域，除了掷地有声的话语，还必须有无畏的行动。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