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标题既是一个预言，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战略。中国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取得的辉煌成绩，正是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的预演。中国奥组委投资19亿美元兴建了体育场馆，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更是高达420亿美元。

　　为了举办一届精彩的奥运会，150万中国人不得不搬家，以便为体育场馆和美化工程让路。此外，中国还关闭了200家污染严重的工厂，对北京90％的废水进行了处理。中国的目标就是要举办一届在艺术水平、场馆建筑和金牌数量方面都超越以往东道主的高水平奥运会。这些目标中国全都实现了。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将目睹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方面重现奥运会的辉煌。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从濒临破产的边缘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在全世界的比重只有0.8％，与利比亚相差无几。而如今到了2009年，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出口大国。

　　21世纪经济将偏爱那些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国家。又有哪个国家比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拥有更高的起点呢?在2006年的竞争力报告中，以《竞争优势》一书闻名于世的迈克尔·波特写道：“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将偏爱那些欢迎不同文化、吸纳多样化思想以图创新的国家。不同技术和创新领域的融合，学术、创新、艺术和前沿思想的繁荣将大大推动它的发展。这些概念都是美国的长处和我们的竞争优势。而且这些概念都为美国所独有。”事实上，最后一句话应该改为：“过去，这些概念都为美国所独有。”

　　中国在2000年到2020年间使人均GDP翻两番，从而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正切合波特所谓的“竞争力的终极目标”。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胡主席着重强调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新目标。他指出，中国将：

• 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
•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
•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 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 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
•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约翰·奈斯比特

　　中国的上述目标是否能够全部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把学生从家长制的、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制度，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必须在中国教育体制整体改革的大背景下考虑这一目标。中国想要在短时间内改革整个教育体制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竞争。美国之所以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彼此争抢生源，因此必须提高自己的教育质量。为了提高教育体制的整体水平必须允许学校相互竞争生源。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借鉴自己在商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企业竞相提供越来越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学校也可以展开竞争提供越来越优质的教育。这就是用市场的思路来改革教育，让客户们来决定。家长们可以从众多愿意为自己孩子提供教育的学校中进行选择。这样一个竞争体制可以改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校。私立学校在印度盛行的时候很快吸引了50％的学龄儿童，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家长组织的贫民学校。这对公立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我们最后一次调查的时候发现议会中有人提议要关闭所有的私立学校，也就是消除竞争。
 
　　在我们多次引用的《像中国人一样思考》一书中，两位作者写道：“由于学生数量庞大，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非常重视考试成绩。好学生在考试中可能能拿到高分、非常熟悉学习资料，但是未必能够理解所学知识的精华。一位老师的优劣是通过班级升学人数来衡量的，中学老师的奖金也往往和所教班级的升学率挂钩。”因此死记硬背是难免的。这可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

　　自上而下“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的号召已经响彻中华。但是它的实施情况将会如何呢？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在于孩子们和员工太缺乏纪律性，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纪律性太强了。

　　2008年9月在天津的时候我们见识了教育中的纪律性。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办公地点位于天津财经大学，这里现代化而且时尚的建筑值得任何一所大学羡慕。但是每年9月份，这里都会上演在西方大学永远看不到的一幕：新生接受军训。你可以看到身着统一军装的新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在操场上操练。

　　“这的确能够培养学生的纪律性，但是能够鼓励创新吗?”我们问道。听过他们介绍之后我们也觉得有道理：“学生军训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纪律性和团队精神。大部分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照顾，有些甚至还有叔叔阿姨的呵护。他们太以自我为中心，因此经常被称做‘小皇帝’。”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取消大学生军训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虽然两个星期的训练有一定道理，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学生已经很听老师的话了。这种整齐划一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上级，许多压力都源于人们自己。中国人非常注重面子：自己的名声、社会地位和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因此错误和失败是不被允许的。《像中国人一样思考》中这样评论面子：“很多情况下它比健康或者财富更重要。”“创新行动”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就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犯错误就意味着丢面子的心态。

　　中国有句古话：“做事做事，多有不是。”这句话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并且代代相传。成为圣人或者完人仍然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你就不能犯任何错误。所谓“谨言慎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这可不是营造“创新型社会”的方式。

　　教育是中国社会中最保守的领域之一，尤其是农村教育。乡村教师思想陈旧呆板，过于追求分数。

中国人需要新面子

　　在中国，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可靠性决定了人们对他的信任程度。受尊敬的人可以获得信任，值得信任的人可以获得声望。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是几乎不可能成为领导者的。这也是中国在面对批评时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我们不知道哪个更难一些，是把美国的员工变成一个充满敬意的下属，还是把中国的学生和员工改造成敢作敢为、富有创新精神的。问题就在于，这两个“人”将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

　　尊敬与服从也许在生产线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尊敬祖先、长辈、上级和同事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但是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胡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但是，宏图大志是一回事，为这样一个转变创造所需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又是另一回事。中国需要转变几千年来形成的心态，而且这一转变需要在一两代人之内完成。另一方面，好在并非13亿中国人都需要转变，只要实现关键人群的转变就可以了。

　　对于西方的公众人物来说，没有什么比被忽视更糟糕的了。但是在中国，被忽视总比被公开质疑或者批评好。我们的中国朋友多次提醒我们，在中国你是不能在称赞某人在某一方面的成就的同时严厉批评他在其他方面的不足的。但是，这在西方世界的业绩评价中是很普遍的做法。

　　在科学界，这一问题虽然没有那么突出，但依然严重。它所遭遇的挑战就是中国科学家之间缺少坦诚的交流，而且人们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河南大学副校长宋纯鹏最近表示，这一问题在中国很普遍，而且“阻碍了中国潜力的挖掘”。

　　《中国日报》非常赞同宋纯鹏的担忧，它的社论中提道：“学术批评，即使存在，在很多时候也已经堕落成同行之间无耻的相互吹捧。”批评性的学术评论非常罕见。“我们与宋纯鹏有同样的担忧，”社论中说，“而且我们还非常担心这会导致道德的沦落。”社论的结束语相当出人意料：“我们的社会需要灌输耻辱感。我们应该为自己接受不配得到的赞扬感到耻辱。”这将是中国人心态的180 大转弯——不再担心批评，而是担心虚假赞扬!

只有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才会保护知识产权

　　“《大趋势》一书在中国的销量有多少?”这是约翰在中国做关于中国的演讲时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当听到“据我所知，数百万”的回答时，你几乎可以听到人们脑袋里噼里啪啦打算盘的声音：约翰可能拿到了多少版税。但这只是大家的计算，约翰并没有拿到那么多钱。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于知识产权有种慷慨的无知。中国不是同世界分享了自己的发明吗?毕竟，火药、瓷器、丝绸和面条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红利。约翰在中国举行《大趋势》签售会时先后发现了22个版本的盗版书，而且每个版本的封面都不一样。

　　上一次的图书宣传活动中这一情况有了改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盗版版本。原因很简单。随着中国作家和出版物数量的增多，知识产权的问题迅速从外国人的关注变成了国内需要。去摘邻居花园中长过墙来的樱桃也没什么不可，但自家花园中的果实应该得到保护。当然这也缓解了邻居的问题。

　　中国高层领导意识到了建立健全的法律框架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是地方政府对于法律的执行还需要大大改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公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实施条例与司法解释，包括专利法、商标和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音频与视频产品保护条例、新物种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网络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和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这些法律条例都促进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草船借箭的策略是非常明智的，但是随着中国企业创新性的增强，它们自己也受到了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负面影响。侵犯知识产权将危害到中国公司的国内国际声誉，而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则可以帮助研发成果实现从研究机构到经济领域的转化。

创新框架

　　教育：一切皆源于教育。只要中国教育体制继续强调被动学习和考试成绩，那么仍将无助于创新思维、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开花结果。大学是知识基础体系中的关键因素。中国需要相当一批专注基础研究的世界一流大学，至于实用研究应该是商界的任务。

　　竞争：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创造性的国家。它的秘诀之一就是竞争。竞争使得美国大学位列世界前茅；竞争使得美国企业业绩卓著。竞争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行政干预会导致竞争的扭曲，它会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转、引发保护主义。成为创新型经济体的目标还要依赖对知识产权更强有力的保护以及现代化的、执行有力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公司治理：尽管一些中国公司已经成为行为榜样，但仍有许多中国公司不熟悉创新策略。海尔集团的商业案例已经编入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的教材，CEO张瑞敏也因为管理才能与多元化发展策略而得到赞誉。像海尔这样的企业必须成为中国企业的标准，而非例外。政府自上而下指导国企进行研发投资的模式是不可能有助于实现创建创新型企业的目标的。相反，更多研发资金应该源于市场，包括商业领域的投资回报。

　　金融：中国的银行体系或多或少是垄断的。国有银行向亏损的大型国企提供贷款，因此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中国必须减少此类贷款，并且满足中小私企的融资需要。这一资本市场仍不完善。政府创办、政府官员管理的风险投资公司并不总是具备所需的创业、科学和管理技巧。

　　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但各地的发展水平和活力存在差异。北京拥有的公共研究机构资源最为丰富，但是没有使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工业基础；上海拥有活跃的商业，但是缺乏强大的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机构。诸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之类的工业园区以及科技孵化器的建立将有助于纠正这些失调，它们可以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办公空间以及管理和融资等方面的策略建议。

　　中国已经成功地调动了本国人才的积极性以提高经济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每千位研究员所发表的科学与工程论文以及专利的申请数量，就会发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很大差距。

　　也许明天中国还不会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出现，但是世界将认可，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