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能在经济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来之不易，同样的，在理论上，尤其在有关科学的科学、有关理论研究的理论上有突破性进展，更为难能可贵。理论是引领、是先导。理论不能滞后，要超前。理论的理论呢？无疑是引领的引领，先导的先导，更应当明晰、超前。没有先进的理论引领，经济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没有超前的“理论的理论”引领，理论也难以推进。2009年在“理论的理论”方面的进展，突出表现在有两位名人提出了两个振聋发聩的命题。

　　一个命题是钱学森讲的：“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这句话抹煞了所有大学校长的辛勤劳动，抹煞了一任又一任教育部长的“高度重视”、“大力推行”、“亲切关怀”，以及一系列“重要讲话”，甚至也抹煞了正在被我们歌颂着的“教育改革”。钱学森啊钱学森，你如此一针见血的独到见解，为什么不早讲，要在告别人世之前才讲？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便吗？不过，在晚年公布这般力挽狂澜的命题，恰巧验证了中国的一句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钱学森这句话是与校长为善、与教育界的领导为善的至善之言。

　　再一命题是丁肇中讲的。60大庆时，国家请来了一个海外高层次人才观礼团。30日下午胡锦涛接见了观礼团，随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报告会，有四个人发言。丁肇中的发现引起强烈共鸣。丁说：“科学是多数服从少数的，专家评审制度并不是绝对有用的，因为专家评审依据的是现有的知识，而创新和发现是颠覆现有知识的”。丁肇中在这里严重抹煞了专家的作用。是可忍，熟不可忍？可是不能忍，也得忍，因为他说出了真理。事实上，校长、部长们都忍住了，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人出来批判丁、钱二位。丁、钱二位善待科学。科学也善待了他们二位。这也表明领导的承受力在提高。不是吗？我们常用“前瞻性”来抬举人。想想看，站在前头前瞻的会有很多人吗？有前必有后，有后方有前。后瞻的一定是多数。后瞻的要服从前瞻的，这是毫无疑义的。

　　问题是有人听了“颠覆现有知识”的“颠覆”二字，不舒服。可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事物的运动无不是沿着肯定否定规律展开的。“颠覆”与“否定”是同义词。人啊，不要只爱听肯定，不爱听否定。看一个人的素养不是在他听肯定的时候，而是在他听到否定时的表现。否定有时也是前进，是提升。嫩芽是对种子的否定。嫩芽出现了，种子不见了。苗儿是对嫩芽的否定。苗儿出现了，嫩芽不见了。花朵是对花蕾的否定。花朵出现了，花蕾不见了。果实是对花朵的否定。果实出现了，花朵不见了。科学无止境。科学只有起点，永远没有终点。因此，理论工作者必须有耐得住听否定的雅量。雅量是气量、度量，雅量也是能量和力量。

　　作为理论工作者能耐得住别人对自己的否定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宽容自己所要否定的别人的理论。凡理论工作者都有资格和水平否定他人的“错误”理论，但是，“错误理论”自有其发表的权利。作为理论工作者无不有捍卫“错误文章”存在的义务。要有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气魄，要有给自己所要否定的理论以一席之地、两席之地的胸襟。让“错误文章”泛滥是错误的，让“错误文章”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开明的。开明在免得当我们所要否定的来个“否定之否定”时，自己陷于被动。这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

　　从积极方面说，要清醒地看到：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声。同相声没有“挑”就没有“逗”一样，错误完全可能是“飞雪迎春到”的“飞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这“实践”不是一次性的，是多次的反复的实践。鉴别理论是个漫长的过程。历史上有很多“错误”，是经历很长时间以后才被认为是正确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发现了太阳自转周期，发现了太阳黑子，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这在今天是一个极为平凡的真理，可是当时被人视为“宣扬邪学”，书被禁了，人也遭到终身监禁。三百多年后有人提出为他“甄别”，结果又拖了十来年教皇才正式“宣布”伽利略的学说不是“邪学”。试问：是不是真理难道要靠“宣布”来证明吗？真理是靠客观存在过日子的，既不“拍上”，也不“压下”，只是常给谬误过不去。因此，学说从来都不寄希望于谁来“宣布”。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的“宇宙无限论”因为在当时是“异端”，被囚禁了8年，又因为他继续坚持真理，1600年被活活烧死在繁花广场。人烧死了，学说犹存。反映事物运动规律的学说是颠簸不破的。

　　丁肇中还说：“没有人会记住第二个发现相对论的”。不用说，第三个、第四个发现相对论的更不会有人会记住。对第三个、第四个，说得轻一点，叫“事后诸葛亮”，说得重一点，那就是钱学森讲的“人云亦云”。“人云亦云”的是庸人，不是人才。如今有些社会科学的文章，岂止是“第三个、第四个”，甚至也不是第一百个、第一千个，简直是第n个。如果那“人云亦云”的“人”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众人，也无可非议。可是，有不少是“‘官’云亦云”，是“‘洋’云亦云”，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那就有点“阿谀顺旨”了。“阿谀顺旨”是什么东西？是封建！即使那“官”和“洋”是出自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但是经你那么奉为圣旨的“亦云”，也就蒙上了封建的色彩。“人云”过的，不是不可以“亦云”。问题是，“亦云”是要为我所用。用要用得恰当，要用中有分析，有突破，有发展，而不是拾人牙慧，不是兜售陈词滥调，不是把人家“老掉的牙”当金牙来镶。

　　有人把“人云亦云”归之于客观环境使然。这不用说是有根据的。可是别忘了，除了自己是主观，其余的都是客观。他人相对于自己来讲是客观。可“他人”是许多“自己”之和。假如人人都能够做到“人云亦云，不云，至少也是少云；老生常谈，不谈，至少是不多谈”。那么，钱、丁二位所批评的情况便会迅速改观。人才就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

　　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科学。是科学就离不开创新。有“新理论”才能“领风骚”，有“新理论”才有生命力，如果没有新理论而有新的表达方式那也会有读者。没有新理论、新思想而有经费是不是也能“领风骚”呢？那说不定也是会的。吹啊，注水啊！也会热闹一阵，领几天风骚。可是，那是不是创新，终究是可以查出来的，甚至不用吹灰之力就能查出根据来的。等吹进的气跑掉以后，等注进的水流掉以后，就瘪下去了，留下的只会是骂名。科学是很会捉弄人的。

　　唯独无陈言、多创见的理论，会传世。即使在若干年后过时了，仍然会载在科学发展史上，仍然有璀璨的历史价值。新见解，即使被埋没一百年、一千年，在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仍然会发出新芽，发出倍受人爱戴的新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