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媒体纷纷渲染外资机构在境外“做空中国”，这让信心尚未恢复的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颇为恐慌，加之地震灾害、高房价、地方债务风险、影子银行等潜在隐患，中国境内的投资者也跟着看空、做空，从而达到了“内外夹击”一起做空的效果。或许，这就是“做空中国”者最想看到的结果，但我们不能被动地任其发展，应该及时填补漏洞、固本强基，推动自身改革、释放红利，设法提振信心，别再萎靡不振和迷失方向。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既然外资“唱空中国”和“做空中国”都能在境内外市场引起震动，显然他们不是盲目唱空和做空，应对之策自然得全面、理性，对于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自然不能再回避，应该积极地寻求战略性的解决路径，没必要打口水战。但也不能麻痹大意，千万不要小视这股“做空中国”的力量。外资“做空中国”已经不是“阴谋论”的范畴，这是明晃晃的逐利“阳谋”，只是我们对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缺乏国家战略，如果这一课不及时补上，中国只能疲于应付和“相机抉择”。这次“做空中国”与以往纯粹“唱空中国”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既动口也动手，以往之所以只唱空，主要是由于他们手里没有太多的筹码，而且没有相应的做空工具，但现在中国的离岸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在境外各种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品和衍生品越来越多，外资已经可以用手里的筹码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已经有了影响中国市场走势和政策决策的能力。

　　从今年3月份开始，外资投行在公开发布的报告中建议客户减持中国股票，同时买入看空中国四大银行的衍生品。据彭博社统计，截至3月末在美上市的最大中国ETF——安硕富时中国25指数基金的做空头寸大幅增长至4860万股，创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安硕富时中国25指数基金跟踪25只在香港上市的大盘H股，其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移动、中海油等多只蓝筹股，如果他们通过做空境外上市的中国ETF，会导致这些指数基金发生净赎回，市场里必然会发生抛售、打压股价的行为。再加上中国的几大上市银行在中国股市的权重太大，上市银行的行情几乎可以决定A股市场的走势，而外资之所以选择在香港做空中国银行股，主要是中国的银行股从去年底至今年3月份走出了一波强势反弹的行情，外资机构认为有做空的机会，银行股确实出现了短期的回档，这个与外资刻意做空有无关联不好界定，但从技术角度来看，一直被人们看淡的银行股突然反弹50%—100%，适当地修整和换筹是必然的，如果外资在3月份开始做空，在短线上他们可能达到了做空的目标，但如果外资机构继续长期做空则未必能够得逞，因为目前的银行股仍然是中国股市和全球同类板块估值最低的股票，而中国的银行业虽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隐患，但短期不可能改变“最赚钱”的局面，所以国内投资者不用过度紧张，境内媒体也别再大肆渲染“做空中国”的概念了，搞不好国内媒体和境内机构这种后知后觉的时滞反应反而有可能帮助外资平仓空单或者帮助外资打压他们准备反手做多的筹码。

　　但对于外资做空中国银行股和“做空中国”的理由我们不能轻视，尤其中国的决策部门要高度重视，这些理由恰是中国金融潜在风险和银行股长期低估值的原因所在。比如地方债务融资的风险如何化解、房地产高价运行的局面将何去何从、银行体系的风险资产该如何消化等问题不仅是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银行业生死存亡的关键。现在中国银监会已经在开始整治平台贷款，对房地产和“两高一限”的贷款已经发出了风险警示，并对外界担心的“影子银行”也祭出了铁拳，关闭丙类账户，同时证监会也掀起了对债券市场的监管风暴，这些无疑表明中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全力化解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宏观决策意志已经发生了调整，不再通过摊大饼的方式在“发展中”掩盖矛盾和解决问题。

　　但要彻底化解银行体系的风险，仅凭金融系统这几招还不够，需要提高“字外功夫”，需要建立与时俱进的金融混业监管框架，需要从国务院的高度来全局考虑解决地方债务和高房价等深层次的矛盾，不能再让地方政府盲目借债扩张和大肆高价卖地，房地产的宏观调控要坚定不移，加大保障房的供给力度，给无房低收入者发放居住券来补贴租金，通过税收杠杆来增加房地产持有环节的成本，让空置房释放出来，把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化解清楚。否则很难提振人们对中国银行业的信心，这些年中国的银行在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陷的太深了，如果这两个领域的矛盾化解不好都会影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和生死存亡，但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的决心和主张来看，启动改革、化解矛盾的大方向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他们不会再继续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游戏，通过中国经济深层次转型和改革，未来一定会释放红利，丧失信心和盲目做空都不可取。

　　不过，这轮外资“做空中国”警醒我们，中国需要制定应对外资袭扰的具体措施，当然如果我们能将我们的制度规则和隐患改革的无懈可击，或者完全开放，自然就没必要设防，但短期让中国迅速进行体制改革和放权让利似乎很难。像索罗斯那样的国际投机大鳄们就是通过冲击制度漏洞来做空金融市场获利，反过来再颠覆制度形态，严格的说他就不是一个顺从的投资者或投机者，而是制度漏洞和陈旧游戏规则的颠覆者。如果研究他的金融炼金术和每次在全球获得巨额收益的案例，会发现他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布局，先在全球推行“开放社会”的理念和花钱构建“开发型社会”基金会，等一些人上道之后准备自行调整规则时，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就会通过金融市场来做空的方式来加速颠覆旧规则，他们不会给你规则修正和制度调整的时间，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在市场崩溃中获取暴利。现在索罗斯又在香港排兵布阵，并屡屡唱空中国，中国对于像索罗斯这样“围棋高手”和外资机构不能小觑。

　　当前我们得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战略思考：一、离岸金融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需要有清晰、前瞻的规划，离岸金融的规模不宜太大，要注意量和术的平衡，防止大坝外面被人钻孔，离岸金融衍生品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给离岸的人民币提供投资渠道，可以让人民币逐渐被人适应和变成国际货币，但如果衍生品过量一定会对境内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政策形成冲击，在国内金融改革和金融资产普遍存在担忧的情况下，先放慢离岸市场推进的步伐来加速国内改革，有节奏、有战略地开放和走出去，才能够防止被人乘虚而入；二、依靠外资旧股市的思路得调整，A股市场大肆对QFII和RQFII等外资开放的策略需要再反思，外资不是“活雷锋”也不是“解放军”，他们不会轻易来“填坑”，在一个充满投机的市场里很难指望QFII来充当价值投资的布道者，QFII迟早都会“入乡随俗”，别指望QFII来拯救和稳定A股市场；三、重新界定中国股市的功能定位，决策层千万别再狭义地将股市界定为“融资”、“圈钱”，否则一个弱势的中国资本市场很难促使中国经济结构的有效转型，在目前全球流动性宽松的大背景下，应该充分利用股市来吸纳过剩流动性，而不是让发毛的货币兴风作浪，一会炒房、一会炒农产品，如果能够通过制度改革提振A股市场信心，过剩的流动性就能够留在股市，即使股市有些泡沫，市场的各种功能还是存在的，这总比在熊市中煎熬和所有功能丧失显得主动；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得加快，像利率市场化、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法治化市场环境的营造等都得跟得上；五、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相协调，不能再回避，需要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否则权贵资本横行严重破坏市场规则，有时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反而成了阻碍改革的重要力量，如果再不大刀阔斧地改革这些难题，则很难释放改革中的红利，也很难彻底解决全局矛盾。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已经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条腿大步向前而另一条腿拖着不走，身体能快速前行吗？显然，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阻力并非简单的金融问题，需要最高决策层从全局出发来推动改革，为中国社会转型赢得时间和争取主动性，只有我们的制度健全、规则完善、人心向上，中国才能真正避免被外人“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