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说，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飞走，是为了一次又一次的归来。

　　2011年，李雁川从德国回到北京，在蚕豆网任CTO一职做应用开发。一年后的11月，他又选择从北京离开，到了成都。这一次，他选择到成都高新区软件园落户，创建了名为Aruba的公司，主做手机游戏。

　　在入驻软件园之后，李雁川发现，周围的创业者中，10个中有6个是从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来的。他们有着各样的IT从业者背景，三三两两从一线城市撤离，集结到成都再次创业。

　　同一座办公楼中，今年年初，Aruba公司的办公室楼上一层的一家公司开始装修，办公物品都是从外地直接开卡车运入楼中。这家公司名叫“趣玩网”，在北京创业五年后，趣玩网整体搬迁到成都。

　　这些人的选择似乎预示着新的一拨逃离北上广的浪潮又开始了，与之前北飘一族在奋斗几年后选择逃离“北上广”的个案有些不同，这次，他们选择了集体出逃。

　　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里，房价飞天，交通拥堵，压力巨大、成本高昂已然是小型创业公司无法承受。二线城市环境优美，政策扶持，人才汇集，越来越吸引着大城市的这些创业者。

　　“走！到二线城市去！”创业公司吹响了逃离北上广的号角。

为什么要逃？

　　“在北京的高房价下，大部分人都没有生活得更好的可能。”周品有了离开北京的想法。

　　在评估了厦门、杭州、天津后他发现，成都房价过去两年基本没涨，买套房子不是梦想;几年的人才沉淀，找到合适的人才不是梦想;人们不会上下班动 辄花三四个小时，余出的时间和精力能有效地投入到工作中，公司房租便宜，政府支持……这些理由打动了他，最终选择公司搬迁到成都。

　　当然，趣玩网也付出了很多代价。去年12月定下来搬，有人表示跟随，也有人表明离职。周品一边了解员工想法，一边了解政府的态度，一边找房子，一边想着招人。搬家自然影响会业务，周品原先估计3月份业绩会下跌20%，但实际到了30%。

　　相比较周品，李雁川付出的代价要小的多。在公司初创时选择在成都，真正让他下定的决心是成都在手机游戏上的创业聚集效应。

　　互联网公司集中在“北上广”，软件产业集中在大连，手机游戏产业则在成都。手机游戏产业链上，除了渠道，其他方面诸如产品开发、美工设计等等资源，成都都很完备。而且成都高新区把这些技术支持资源都圈在一起，大家靠的很近，创业公司很容易找到他们。

　　在决定来成都之前，李雁川也来成都几次。几次和成都的创业者接触，他感觉氛围大不相同。

　　在北京做开发时，他周围的同行大多是融200-300万的资金，找一个大户型的居民楼做开发。创始人都很牛气，有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背景，员工待遇也不错，产品做几个月之后，团队出来宣扬，用户就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在成都，和手游同行交流时，这些华丽丽的东西都听不到。他发现，成都的公司都比较穷，融资很少，最多几十万，甚至是他们自己凑钱办的公司，没钱 做推广，没钱刷榜，也没钱买数据，只是一心一意的做产品。有一次李雁川问其中一家公司的产品的用户数。他们如实告知，用户达到2万，用户的ARPU值达到 30元，就有五六万元的营收够发工资了。这些人就很开心了，觉得可以活下去了，继续做。

　　这种质朴让李雁川很触动。

　　现在，李雁川很享受在成都创业的状态。出门买个可乐的功夫就能同周围一块创业的同行交流几句，同是草根创业，大家没有什么距离感。人都很朴实，会互相交流些真实的、有价值的东西。

　　“在北京，我经常听到同行说，怎么能再搞笔钱花花，在成都，我听到的最多的是怎么能把产品做好。没有那么多夸张的成分，大家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意生存。”

真的必须走？

　　在北上广创业有各种优势，但直线上涨的创业成本也让创业者无法长时间承受。显然，二线城市的创业成本比较低。在北京能撑一年的资金，在二线城市撑两年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在北京选在商住两用房办公，注册公司会遇到居委会不盖章，工商部门不批准的情况，启动公司已很艰难。对比之下，成都、杭州、厦门等城市的高 新技术园区政府部门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和企业落户园区，都推出了多项优惠政策，在落户、资金扶持、税收减免、租金减免等方面进行扶持。去年成都高新区两度针 对移动互联网产业出台文件，以此促进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升级。

　　Aruba的办公室在成都高新区的天府软件园B区，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后，房租不到北京中关村西区写字楼1/5。在不计算成都高新区的税费优惠的情况下，一年下来，在成都创业的成本比北京每年能节省至少200多万。

　　趣玩网的办公室目前每平米每天4元，一个月为120元，这一成本是北京的1/3-1/6。商品房价是北京的1/3，从北京过去的员工买套住房相对容易，与在北京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在成都高新区所有人都在3公里的半径里。

　　在成都，对于更考虑成本预算的初创团队，软件园D区甚至还有免费提供的“创业场”来帮助他们起步。在北京，这样的团队只能去咖啡馆办公。

　　“家里空间变大了，时间变多了。餐厅里上菜速度是北京的3倍，端着碗就吃。更有效的把时间释放到工作中。”周品说。

　　在厦门，创业成本同样很低。就房租而言，同样的写字楼，北京可能是每平方米一天5元，在厦门这一数字则是1元。同步推创始人熊俊认为，如果把房租省下的钱花在员工薪酬上，要么可以开出比北上广更具竞争力的薪水，要么可以雇用更多的人。

　　熊俊的这个观点牵扯出创业者必须面对的人才问题。

　　过去二线城市缺人才是事实，不过现在像成都也不缺人才。周品说，成都高新区现在已经有4万员工、几百家企业，这个群体里已经沉淀下来很多优秀的人。1月份，周品在成都招聘了20多个人，他觉得都不错。特点是接地气，务实。

　　相较之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存在人力薪酬虚高的现象，这让创业公司背了很大的运营成本。

　　因为移动互联网产业开发的火热，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有着各式各样的iOS、Android培训班，一般到培训班培训半年左右，结业后就业大多是 7000元以上起，而且还很抢手。那些做过产品项目开发的人，做出一个正常水平的产品，即使在项目中仅承担一分的工作，就可以在找工作说成为这个项目的主 力，就可以在找工作时要价15000元的月薪，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月薪其实是不匹配的。

　　一位做产品开发的人从北京到了成都也说，人不会像北京那样浮躁，不是天天想着如何做推广会更重视研发。成都也不像北京周周都有创业者沙龙之类的活动，少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蛊惑，人会更沉静。

你必须面对的

　　从一线城市转战二线城市，劣势和优势相伴相生。

　　金山网络CEO傅盛认为从一线城市转战到二线城市创业很不明智。核心观点之一是不在核心城市，视野容易丧失。

　　李雁川不同意这一点。很多人缺失的不是视野，而是资源。有了一定视野，甚至是国际视野后，回到小城市，因为有获取信息的管道，不缺信息，是否能获得信息，靠的是个人的思考，这方面凭借的不是外力，而是内力。

　　傅盛反对逃离北上广的第二理由是做公司不是靠省出来的，要省钱可以去农村。有很多在二三线城市冒头的企业，但后来都发展不大。“资金越发不是稀缺资源，人才越是稀缺资源。资本竞争激励，愿意给你钱。但没有人才，钱都花不出去。”

　　二线城市确实存在人才缺乏的问题，各个城市的状况不太一样，不会像北上广那样人才济济。另一方面，互联网产业如果不能在一个城市成气候，IT人才的流动性差，人们也不愿意到该城市落户。

　　比如厦门偏安东南，厦门的大学偏文科，产品开发人才比较少，很难找到像样的人才。如果在北京这种城市，不在这家公司还可以去另一家公司，而厦门的人才如果离开某家互联网公司，选择的余地就很小。

　　另一个担忧来自于在效率的把握上。甚至在二线城市创业的人也会担心，是否慢节奏的城市无法与创业者应有的产品开发节奏相称。

　　同步推创始人熊俊认为，北京人才众多，做出同样一款产品的时间可能要大大低于厦门公司。

　　不过，周品和李雁川认为在成都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与外界的印象不同的是，成都员工并不懒散，要求加班从没任何怨言。即使加班也不会主动要加班费，或者报销晚餐费用。大家都住在软件园周围，也不会像北京一样报销打车费用。在效率方面与北京的差别不大。

　　融资和渠道会是问题。这两者相比，渠道的瓶颈更大。

　　成都的手机游戏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吸引了大型互联网公司，尤其是游戏公司的注意。比如百度、网易等公司也开始派人到成都定期“扫街”，甚至设立办公室，成都的融资条件逐渐在变好，以后不会成为问题。

　　渠道问题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很多应用市场都集中在“北上广”，单靠电话、网络等线上方式很难实现渠道推广，线下接触更奏效。

　　“在北京，如果想约下渠道的人见面，很可能稍微一约一周的日程就排满了，但在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李雁川说。